吴于廑，中国特色世界史研究体系的开创者，原名保安，后以字行，祖籍安徽省休宁县，１９１３年４月出生，１９３５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历史系。１９３９年入西南联大经济研究所作研究生，１９４１年秋考取清华大学第５届留美公费生，１９４６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７年应周鲠生校长特邀回国出任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多年，曾任武大副校长，兼任湖北省和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等职，１９９３年４月去世。
骏马遇上伯乐
吴于廑考取西南联大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颇具戏剧性。他从东吴大学毕业后，在东吴附中任教，抗日战争爆发辗转流亡到了昆明。北大、清华和南开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任西南联大商学院院长兼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１９３８年冬，吴经朋友介绍前往拜访陈先生。陈先生向他提出诸如东西方对知识的看法诸问题，吴于廑侃侃而谈，对答如流。谈话约一小时，结束时陈序经表示：“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在恢复，计划招收几名研究生。你来吧！不用考试了。”当陈这样干脆表态时，吴有几分犹豫，说：“在大学读历史的，能进经济研究所么？”陈答道：“在学术道路上，不怕转弯。多转几个弯，自有好处。”还说自己就是转了弯的。这片言只语，对吴一生影响甚大。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他旁听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的历史课，并常以西欧作为重点，将西欧与中国历史进行比较，从而眼界大开，萌发了宜作比较研究的思想。这种治学方法一直影响了他的一生。
１９４１年１月，吴于廑运用比较法在《星期评论》第８期上发表第一篇论文，受到编者的青睐。此文的主旨是说，历史上任何一种运动或观念体系，都是顺应环境的需要逐渐形成的。此一环境存续一日，则此政治目的必然存续一日，决不会因个人的行为而兴废。文中用战国时代开始的统一运动、王莽的社会改革、西方反封建专制的自由主义运动、恺撒领导的统一运动、德国的希特勒主义来反复论证这个观点。同时认为，运动本身的内容与趋向，虽决定于当时的环境，而运动执行的手段与方式则不能不受执行者性格的影响。秦始皇完成了国家统一，但秦的酷政则招致了秦国的速亡。而统一运动，并未因秦亡而中止，却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星期评论》的编者在《最后的补白》中特荐说：“在这一期里，我很对得起读者。我为你们发现了一匹能走千里的‘黑马’，突跃而出的文坛小将吴保安。至多再隔五年，谁能阻止他被称为专家或学者！”
学大汉武立国
１９５０年，吴先生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以“学大汉武立国”为题，作精彩讲演。他匠心独运，把“国立武汉大学”校牌由左至右倒过来读，变成“学大汉，武立国”，既把武大校名和现实联系起来，又把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他说，中国再一次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为了保家卫国，复兴中华，我们必须学习大汉，以武立国，才能达到卫国保家、强兵富国的目的。师生员工听了他的讲演深受鼓舞。当时全校学生共计２４５０名，报名参军的达１４１１人，经过体检和评议，最后录取了３０２人。
一书哺育数代学子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启动。历史组由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任组长，郑天挺和周一良任副组长。世界史分工由周一良负责。根据吴寄寒建议，调吴于廑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部统编教材《世界通史》的主编工作。参加编写初稿的有北大、人大等六校教师。周一良、吴于廑与各主编通力合作，一起通读定稿。经过三年的努力，于１９６２年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据吴先生去世后周一良先生写的纪念文章称：“全书论点之商榷，资料之核实，文字之打磨，以于廑同志出力为多。”１９６２年出版后多次重印，为国内各高等学校普遍采用，受到各校历史系师生的欢迎，１９８８年曾获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他和周一良共同主编《世界通史参考资料》和《世界历史名著选》，从而建立起一套完备的世界史系列教材。这套教材为国内高校普通采用，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历史学者，为历史教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项创见结硕果
《世界通史》１９７９年在吴于廑先生主持下曾作过一次大幅度修订，使之更加完备。但他并不满足。修订结束后回汉，他曾赋诗一首寄周一良先生：
枫叶知秋又一年，京华回首胜游仙。
金甍玉砌长安道，紫苑红旗万里天。
临老著书知不足，平生读史叹无边。
解牛待有操刀手，伫看新编覆旧编。
此书经１９７２年和此次大修订，从书的本身来说，自然更加完备。但他在诗中提出临到老年，知道不足，同时又感到学无止境，读史则没有边，期望有新的解牛高手编出《世界通史》新编，推翻旧编，既是他的愿望，也是他努力奋斗的目标。
他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世界史的论述中得到启发，最终形成了他对世界史本身以及对世界史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见解。他认为，世界史是一门有特定含义和研究主题的历史学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为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它既不是把中国除外的域外史，也不是包罗一切国家的各国历史汇编。世界史学工作者应该从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为了阐明这种新观点，他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连续发表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等４篇具有世界水平的论文，还为《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撰写了《世界历史》这一概括性很强的总条目。他从宏观着眼，以具体分析入手，史论结合，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勾画出一个总的轮廓，为世界史研究树立了一个楷模。著名世界史专家齐世荣称赞他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一位开拓者和奠基人”，庞卓恒盛赞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我国开拓世界史新视野的第一创举”，“是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正在走向世界的标志之一”。这种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和编史体系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武大、华中师大等７校教师按照这个新体系编写了《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４卷本。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也是按这个新体系编写。
吴于廑先生认为，在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全过程中，１５、１６世纪是世界性海运大通的世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其初生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世纪，也是各地区各民族间闭塞状态发生世界性突破的重大转折时期，由此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是真正世界史形成的开端。为此，他在武大历史系创建１５、１６世纪世界史研究室，先后出版了三本《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以及有关专著数种，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老黄牛精神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一个夏天，我和吴先生一起参加接见一外国访华团。客人问起老教授的生活和心愿，吴先生即席作了一番感人肺腑的发言。他说：“我愿做一头老黄牛。”他说，黄牛是最勤奋耐劳的，每天不声不响地劳动，毫无半句怨言。黄牛吃的是草，忠心耿耿、诚诚恳恳替主人效力。它用自己的汗水，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人们。它付出甚多，却从不计较报酬。它在生命的过程中，除了吃草和水，没有任何索取，对社会作出了最无私的奉献。我是一位大学教授，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食蔬菜，穿的是工人生产的衣服鞋袜，走的道路也是人民修筑的，是人民为我们提供了所有的一切。人民养育着我们，我们义不容辞，应该忠诚为人民服务。我愿做头“老黄牛”，不是做某家某户一个人的黄牛，而是做全体人民的老黄牛，也就是诚诚恳恳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我愿意像头老黄牛那样，忠心耿耿为人民贡献毕生的精力。他的这番话使我深深感动，深受教益，至今记忆犹新。他最后死于工作岗位上，正是实践了十多年前他向外国朋友表达过的心愿。
关爱之情终生难忘
１９６０年秋，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武大。吴先生是系主任，世界史名教授，我则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史学新兵。他是名人、是权威，我去拜访他，难免别人说我在“高攀”，为此，我一直未去登门求教。１９６１年５月的一个黄昏，他却偕同副系主任彭雨新教授来到湖边四舍３０３号我的住房。他们一进门，真使我受宠若惊。今后我只有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争取尽快成才，才对得起前辈的关怀。
１９６４年，我在教学之余写成第一篇史学论文《关于龚自珍社会改革思想的性质问题——兼与易梦虹吴松龄同志商榷》。彭先生看后推荐给武汉大学学报。吴先生当时兼学报主编。暑假结束后我回到学校，他主动对我说，你的文章我读了，写得不错，敢于和老专家争鸣，值得提倡。这篇文章将由我亲自处理。不久，接到《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信，索要此稿。我想此文除吴先生外，没有别人知道，后因故未能寄去，最后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６５年第３期，对他的关爱则一直铭记于心。１９７９年９月，应美国学术界的邀请，我与华中师大章开沅一起赴美国哈佛大学等１０所著名高等学府进行学术交流，行前曾向吴先生请教了有关事宜，１１月回国后又向他作了访问情况汇报，并通报了他在美好友杨联升等近况。吴先生很高兴，当即表示：“你这次美国之行收获不少，可以向系里师生作一次访问报告。”１９８０年冬，湖北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职称评定，我已有多篇学术成果，可是我没有申报。吴先生是评审负责人之一，事后才知道，对此表示赞赏，这使我殊感欣慰。
４５年弹指一挥间。在历史学这块学术领地，我终于捧出１８部著作、约２００篇论文，摘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和省部级奖，总算是对吴老的期待有了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