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节”与“天命”——曹锡远论略

昵称37581541 2021-03-20

展开全文

刘上生

“他的思想性格，对包衣曹家'政文异向的双重忠诚’和'身心悖离的反奴人格’的精神传承，显然有着深刻影响。作为生命个体的曹锡远既不做'贰臣’又归附新朝的二元选择，虽然充满矛盾，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具有某种范式意义。”

摘自《曹雪芹研究》期刊

2020年04期

曹锡远是曹家由明入清之始祖，也是曹家历史的转折点。在一定意义上说，包衣曹家的百年历程，就是曹锡远时代所决定了的。然而，历史为曹锡远留下的记录少而又少，那么，曹锡远是个怎样的人？他对包衣曹家的命运和精神传承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重要问题还没有人给以系统回答，迄今学界也还没有一篇关于曹锡远的专论。为此，笔者尝试运用联系比较法，对已有材料包含的信息进行深入发掘，以深化既有认识，推进曹雪芹家世研究。

一命名的隐含信息

现存有关曹锡远的材料共六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辽东曹氏宗谱》（《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康熙二十三年未刊本《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以下简称“《府志》传”）、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以下简称“《县志》传”），以及康熙六年（1667）、康熙十四年（1675）“覃恩”诰赠曹锡远诰命。[1]

据《县志》传，曹玺“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及壮”（古代以三十岁为“壮”）在征山右（顺治六年即1649年平山西姜瓖之乱）前，则曹玺应约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即1619年。以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为一代推算，曹锡远应生于明隆庆末至万历初（约1570—1580），逝世于康熙六年（1667）受“诰赠”前（凡诰命已故者曰赠），享年八十余岁。

《府志》传称，曹玺“王父宝宦沈阳”，《县志》传称曹玺“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是曹玺祖父有曹宝（寳）、世选二名，世选名与康熙六年诰命同，然康熙十四年诰命又称曹玺祖父名锡远，与《通谱》名同。这就有了三个名字，曹宝即曹世选即曹锡远，为同一人之异名。这三个名字都是真实的。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笔者的推想是，“曹宝（寳）”可能是在明朝任职的名字，[2]所以《府志》传称“王父宝宦沈阳”，入清后改名“世选”，故诰命称“世选”。

按，“宝（寳）”“世选”二名字皆出于《尚书·盘庚》。《盘庚》下：“无总于货寳，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盘庚》上：“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孔颖达疏：“选”，通“算”，计数之意。可见，（曹）寳和世选是名与字的关系。世选父祖为儿孙取此名字大概包含以“劳”“善”为“寳”的教诲与寄托之意。

入清以后，曹宝以字为名，遂名“世选”，借此区分两朝经历。这种区分显然隐含着某种政治态度，它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陶渊明入刘宋后改名“潜”，以寓不仕的著名先例（见后文）。[3]

曹家命名多取自中华元典，如其后代子孙十二世曹寅字子清，出自《尚书·舜典》，曹宣字子猷，出自《诗经·桑柔》；十三世曹颙字孚若，出自《易·观卦》，曹頫字昂友，出自《易·系辞》；十四世曹天佑，出自《易·大有》或《诗经·信南山》，曹霑，出自《诗经·信南山》等。[4]这种重视华夏文化之根的举措，看来有很深的渊源。

曹宝儿子命名振彦，曹宝的孙子曹玺（壐）原名“尔玉”，孙子尔正一谱名“鼎”。新发现的《曹氏荣庆拔贡履历》直接把“玺（壐）”“鼎”二人名字并列。[5]祖父曹宝（世选）与孙曹玺（尔玉）、曹鼎（尔正）名字相承的内涵显然来自当时在世祖父（而不止是父亲）的意旨。当这个家族沦为满洲包衣之后，他们拒绝旗人姓氏满洲化的潮流，坚守汉姓，坚持继承祖父先辈，坚持从汉文化元典命名的传统，意味深长。[6]

至于“世选”“锡远”二名，周汝昌的分析很有道理：

“世”“锡”音近，“选”“远”则不独音近，形亦相类。二者当有一讹，盖内务府原始文件皆用满文，礼部笔帖式人员只凭音读而悬拟汉字以当之，致有此种现象。如诰命中曹玺又作曹熙，曹振彦又作曹振严，皆此类。[7]

二关于任职的推想

从两篇《曹玺传》可知，曹锡远在沈阳为官，并把全家迁到沈阳（“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迁沈阳之前，祖居辽阳（襄平，辽阳古城名[8]）。故辽阳为曹家之祖籍所在地，与《通谱》所云锡远“世居沈阳地方”并不矛盾。

关于曹锡远的任职，《府志》传称“宦沈阳”，《县志》传称其“令沈阳有声”，但明代沈阳置卫所，而非府县。那么，所谓“令沈阳”是何官职？冯其庸认为：

所谓“令沈阳”，在明代应该就是沈阳中卫指挥或大体相当于这一地位的官职。古文讲究简古，所以就笼统地用了一个“令”字——“令沈阳有声”，当是指在降金以前任沈阳中卫指挥。“指挥使”是世职，这就与曹俊有了世袭承传的关系。[9]

明代，辽东实行都司卫所制度，军户世袭、家属同守、寓兵于农、武官世袭，成为酬劳功臣手段和巩固边防武人集团的制度。[10]曹士琦《叙言》所说曹俊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历代承袭”“世职”，就是这种情况。但单就世袭而言，曹俊的“指挥使”只能由嫡长子继承。[11]曹俊五子，《宗谱》中只有长子曹昇及其后裔嫡长子有“袭指挥使”的记载，其他四子均无此记载。这说明曹锡远及其先祖或本无“世袭”资格，但实际情况又要比“嫡长子袭职”复杂得多。

按，《明史》志十七《地理》二：“沈阳中卫，元沈阳路，洪武初废，三十一年闰五月置卫。”《全辽备考》则谓：“明洪武二十年建沈阳中卫。”据《明实录》，沈阳中卫有指挥使、指挥佥事、指挥同知等职。《全辽备考》引奉天府《松漠纪闻》则云：“明洪武二十年建沈阳中卫，领所五，设指挥使三十二员，千户二十一员，百户五十七员，镇抚、经略各一员。”刘晨考证，千户、百户等与定额一致，“指挥的数量则与卫所的武官定额，即指挥使一员、指挥同知二员、指挥佥事四员的规定相差较大”。[12]

这不是沈阳的个例，据川越泰博氏《三万卫选簿》统计，“该卫在隆庆年间任官者人数，计指挥使二十人，指挥同知十九人，指挥佥事四十九人……较原额超出数倍”，“可知明代卫所官多于职的情形非常严重”。[13]

现有材料无法确定曹锡远的具体任职。“宦沈阳，遂家焉”是卫所军户武官世袭、家属同守的规定。从其子曹振彦系“奉天辽阳生员”的记载可知，曹锡远原在辽阳旧籍为官，后调任沈阳“遂家焉”。从沈阳“指挥”官多于职的情况看，辽东四房的曹世选（锡远）很可能因长房曹珮的亲缘关系（与曹寳名同从“王（玉）”），从辽阳调任沈阳，并获得“指挥”职衔。所谓“令沈阳”，应该就是军政一体化体制的管理职务简古而又漂亮的说法。它表明，曹锡远是一位以武职代行行政管理的官员（“令”），大概干得不错，百姓口碑好。

三教子和家学

曹锡远所承武官世家，是曹家习武家风的渊源。曹寅以“执射吾家事，儿童慎挽强”（《楝亭诗钞》卷五《途次示侄骥》）教育后代，曹家有“射圃”，织造府有“射堂”，曹寅诗作多述习武，曹雪芹也多次描写贾府先人武事基业和子弟习武。

但是，曹家的家学家风，显然比单纯习武丰富得多。《江宁府志·曹玺传》云：“公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这里的“家学”，明显把读书文事置于武艺之前，这就很值得研究了。

曹家从尚武到尚文的转折点正在曹锡远时代，这不但体现于他以武职从事民事管理的实践中，更表现在对儿子曹振彦的期望和教育安排上。

以“振彦”为独子命名，隐含着父亲曹锡远的苦心。“彦”屡见于元典。《尚书·太甲上》：“帝求俊彦，启迪后人。”《说文》释“彦”曰：“美士有文，人所言也。”“振”，有扬起、奋起、显扬之意。武事有“振武”“振旅”等词，如《诗经·小雅·采岂》有“伐鼓渊渊，振旅阗阗”之句，《国语·晋语》有“振武于外”之语，[14]很适合武官世家。但曹锡远却都弃之不用，而以强调“美士有文”的“振彦”为儿子命名，显然表明，他希望儿子有更好的发展，即把儿子送进卫学成为文武兼习的“生员”。

康熙《山西通志》《浙江通志》，乾隆《大同府志》，嘉庆《山西通志》等均称曹振彦为“贡士”，唯《重修浙江盐法志》卷二十二《职官》载：

曹振彦，奉天辽阳生员，顺治十三年任。

曹振彦的“生员”资格正是他于顺治初年参加“贡士”考试的条件。既然曹锡远系调任，“宦沈阳，遂家焉”，可知曹振彦入卫学为“生员”必系幼少年之事。据张东冬《明代辽东卫学初探》[15]，卫学文生员以入学考试获得，武生员即武官子弟。课业，文生员修习四书及五经中的一经，习八股；武生员则“《小学》《论语》《孟子》《大学》内一本，《武经七书》《百将传》内一本，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还要演习弓马。[16]

曹锡远送儿子入学，所学当为“喜好儒学，有志参加科考者”一类，至少是文武兼修。

曹锡远更有其独特的“家教”传统。从前引《曹玺传》关于曹玺“承其家学”的记载，可知这一“家学”是由其祖父锡远、父亲振彦及其上世一脉相传的，远超出卫学“生员”的要求。振彦要走科举之路，当然要读《四书》《五经》，习八股，接受理学教化，更要成为“负经济才”即能经世济民的有用人才，为此，就需要从“读书洞彻古今”入手，“兼艺能”，成为有知识、有眼光、有抱负的文武兼能之材。

曹家“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的“家学”，既继承了古代经世致用的优秀教育传统，又包含着纠“理学”教条和“心学”空疏之偏的实学时代思潮内容，最终孕育出文化文学巨人，乃是历史的必然。

曹锡远的“家学”为子孙未来打下了基础，然而满清包衣奴役制度的压抑，却又使他们再也无法挣脱枷锁，实现“负经济才”的怀抱，只能把“无才可去补苍天”的“不材之愤”化作如椽彩笔，“红楼一梦”。

四被俘、拒仕和为奴

明末，在后金崛起、清代明兴的过程中，明代号为巨族的辽东曹氏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历史劫难。曹锡远及其子孙就是沧桑之变中最为剧烈惨痛的一支。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攻沈阳，陷辽阳。

明沈阳中卫指挥曹锡远是怎样全家沦为满洲正白旗包衣的？《通谱》只有寥寥数字：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份无考。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一书据《通谱》统计，“列册为奴的'尼堪姓氏’总计有813人，其中有531人住在沈阳，82人住在辽阳，66人住在抚顺。满人是在1618至1621年间攻占这三大城的。大多数汉人奴仆可能是在这段期间沦为包衣身份的。”他特别指出：

曹寅的高祖曹锡远可能是在沈阳被满人俘虏，而成为正白旗包衣。曹氏这一支随战胜的满人入关。曹氏其余分支并未沦为包衣。而部分迁居辽东的曹家人并未被缚，以自由之身住在辽东地区。——所以，曹家仅有一支成为包衣。[17]

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金明沈阳之战，明军惨败，驻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援辽总兵童仲揆、陈策等一大批将领战死。[18]据《满文老档》卷19，明兵被杀者有7万人。

曹锡远“宦沈阳，遂家焉”后，此时曹家起码有五人即曹锡远和妻子张氏，曹振彦和妻子欧阳氏，以及甫及幼年（约二岁）的曹玺。福格《听雨丛谈》卷一载：“内务府三旗，分佐领、管领。其管领下人，是我朝发祥之初家臣；佐领下人，则当时所置兵弁。”曹家是旗鼓佐领下人，可知锡远全家是被掳掠成俘的。

按前述年龄推算，曹锡远被俘时（1621）应大约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尚在年壮有为之时，曹振彦约二十余岁。《清太宗实录》已有天聪八年（1634）“包衣佐领曹振彦有功”的记载，此时振彦约三十来岁。两篇《曹玺传》都说振彦“从入关”“扈从入关”，不及锡远。可见曹振彦的政治态度与乃父已大不相同。

以曹家之理学家教，振彦绝不可能违背父命，他的所为，必定是曹锡远默许甚至支持的。这表明，曹锡远的政治取向发生了二重分裂，一方面，他以拒仕表明了对个人节操的坚守；另一方面，他归附并让儿子效命新主，表明了对时势的顺应和为家族未来利益的谋划。这种身处逆境且坚守个人节操与谋划家族未来的“两全”安排，是大势已去时面对现实的选择。

康熙六年（1667），曹锡远（世选）以孙赏诰命赠资政大夫职。可见他已于此前去世。曹振彦于顺治十五年浙江盐法道任满即去职，未见另任，可能是因父老侍养，如此推论不误，则锡远应于顺治末康煕初辞世。

五余论和结语

曹家命运的转折点在曹锡远，曹锡远命运的转折点在被俘为奴。

战争时代的生死抉择也许并不完全取决于主观意志，但就传统政治伦理的要求，死节肯定高于苟活，何况俘囚为奴以致世代为奴？这种包衣曹家百年之痛，肯定令后代子孙曹雪芹难以释怀。他不但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专门写了俘囚为奴的“土番家奴”的悲剧，而且在第三十六回借贾宝玉之口平添了一段关于“文死谏武死战”的议论：

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也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见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文死谏武死战”，作为词语查无出处，可能就是曹雪芹的“创造”。评者认为是其叛逆言行的表现，渊源或自李贽对“死谏”的批判。[19]但“武死战”难道也错了吗？为什么要借贾宝玉之口加以批判，还说“皆非正死”呢？

就情节叙事而言，这段议论，与贾宝玉年龄经历并不相称，也无前后事理联系，但却明确地传达出两个观点：这就是对“昏君”“愚忠”的否定和对“受命于天”的朝廷合法性的认可。

这种“溢出性议论”显然别有用意：它也许包含着作者对明清易代时势的评述，特别是包含着对先祖曹锡远父子未能死节并且被迫归附满清这一抉择的辩解？曹雪芹借未成年的小说人物贾宝玉之口所发议论当然不能等同于先祖曹锡远面临关键抉择的思考。但其中显然有一种一脉贯通的东西，那就是，其生命价值观和“天命”历史观与正统的理学教化观拉开了距离。

晚明政治腐朽黑暗，失尽人心是导致王朝覆亡和曹氏家族民族劫难的根本原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正是这种反映人心的“天命”变迁导致理学生命价值观的崩溃。不为昏君而死，甚至也不为一姓之君王尽忠，这是曹锡远终于归附满清，并且让儿孙效命新朝而家族走上新路的根本心理动因。

明王朝与后金的战争，本来是包含民族矛盾内容的中央政权对反叛的地方割据势力的战争，但努尔哈赤及其后代的十几万八旗军居然打败了拥有数百万军队和上亿人口的中央王朝，并最终取而代之，这不能不使人们震惊索解。

历史学家分析指出，古代社会防御外侮的长城阻隔，使得辽东汉人（明代称为“辽人”）和武人，有着不同于内陆汉人的文化心理，“存在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的情况”[20]，明朝廷对辽人的错误政策和压迫（如太监高淮之祸），更助长了离心倾向。[21]熊廷弼巡按辽东，忧心忡忡：“民穷思乱而欲投虏”，“辽军自东征骚扰以来，复遭高淮毒虐，离心离德，为日已久”[22]，竟至于他奉旨还未入辽，“据经臣揭报，沈阳之民逃军又逃矣，而辽沈何可守也？”[23]辽东首府辽阳城破时，竟出现辽人“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亦盛饰迎门”[24]的局面。这就是曹锡远父子未能尽节被俘并且被迫归附的历史背景。

在这种腐败政治“为渊驱鱼”式的压迫乱局面前，君臣伦理甚至夷夏大防都在实际的生存危机中退居其次了。个人和家族命运——个体和种族的生命本能“活着”成为第一要义。这就是在历史转折关头，除了少数舍身取义的殉道者，绝大多数人会作出“活着”抉择的原因。

但即使如此，怎样“活着”的生命价值观仍然是一个基本的意义问题。摆在被俘囚的明武官曹锡远面前，就是如何对待和处理王朝兴亡与人心取向、伦理“名节”与“天命”归趋、夷夏大防与生存危机的矛盾的问题。在当时的艰危处境下，他不愿做“贰臣”，为此付出了失去自己和全家自由沦为包衣的沉重代价，但“活着”才有未来的信念支撑着他最后做出了二元选择：个人坚守臣节，而家族归附满清，让儿子跟随新朝主子建功立业，在取代旧王朝的战争中创造家族的未来，同时尽可能保存家族的民族文化之根。

从这个角度看，锡远入旗后弃原名“宝”改名“世选”，也许就包含一种既有所放弃又有所坚守的政治态度和复杂心理。从今天的历史眼光看，也许当年令曹雪芹困惑并力图作出解释的俘囚为奴“来归”事件，正是其先祖做出的“识时务”的艰难抉择。其意义远远超过“活着”才有未来的生命哲理。王朝兴亡的民族冲突最后导致中华民族的融合形成，而主奴关系联系的政治风云则直接影响曹家的百年盛衰。否则，哪有伟大的曹雪芹和《红楼梦》？

这就是曹锡远。

从历史记载所留下的模糊影子里，人们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他是出生在关外辽东一个具有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明朝武官世家后裔，在明末日趋腐败的卫所制下尽职有声，又以具有远大抱负的“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的“家学”教育子孙。

在明清易代的早期战争带来的家族劫难和民族劫难中，他表现出迥异于同时代同家族的三房和其他各房绝大多数降清仕清者的思想性格，这是一位并不很刚烈（刚烈者多死节）却很有个性并顽强地保持自己的尊严节操的人。但他又是一位洞察人心和天命攸归的智者，在艰危处境中为家族选择了顺应时势保全生命创造未来的发展道路。这是一种极具二重性矛盾的政治人生态度。

从后来他的子孙既效忠新朝，又强固地保持民族本根意识的表现看，他的思想性格，对包衣曹家“政文异向的双重忠诚”和“身心悖离的反奴人格”的精神传承，显然有着深刻影响。作为生命个体的曹锡远既不做“贰臣”又归附新朝的二元选择，虽然充满矛盾，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具有某种范式意义。

（作者信息：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 参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80—82页。诰命转引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71—272、285—286页。

[2] 查《通谱》，辽东长房曹昇一系与曹寳同辈的曹珮，其名也从“王”（玉），十世与曹振彦同辈的有曹邦彦。这恐怕不是偶合。

[3] 《尚书·盘庚》孔传：“选，数也。孔颖达疏：'选即算也，故训为数。’”见《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15205页。

[4] 参见朱淡文《红楼梦论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物考》，第65—66页；王利器《马氏遗腹子·曹天佑·曹霑》，《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

[5] 《曹氏荣庆拔贡朱卷履历》见于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381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版。《宗谱》等所记则将曹玺与曹尔正并列，标“一谱作鼎”，参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82、97页。

[6] 参见拙著《走近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

[7]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二章《人物考》，第40—41页。

[8] 参见康熙二十年（1691）《辽海丛书》第三集《辽阳洲志》等。

[9] 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82页。

[10] 参见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第三章《武官的世袭与武选》，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