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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夏恩 来源:中国美术报网 【本期话题】“千里江山”：谁的“江山”② 策划：李振伟 颜培大 编者按：2017年11月，本报网媒与纸媒共同策划的选题“'千里江山’：谁的'江山’”，一经推出，立刻引发广泛关注，其中曹星原先生的文章《〈千里江山图〉是梁清标欺君罪证》网站阅读量首日破万。对于这样一件国宝画作，历来都未有异议，曹先生的观点可谓颠覆了人们固有的概念。当然，关于其研究的方式方法也颇有争议，选题中的系列文章已有相关论述，参与讨论的学者专家也针对曹文中的论点论据予以回复和辨明。近日，曹星原先生也针对其中一位作者发出“十问”，并举出详细例证坚持自己的观点。李夏恩先生也对曹星原先生文中的观点分别予以回应，主要是关于蔡京跋、溥光跋与文书库的问题。当然，由于缺乏关键的文献证据，也很难下定论。但他从严谨的学术态度出发，认为历史考证要坚持“孤证不立、互证存疑”，从多方面考虑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抓住一点就无限延伸推理。这也恰恰点明了当下美术史研究普遍存在的状况，似乎研究者都在努力通过有限的研究来证实自己认为的历史的真实，然而，又常常被历史的不确定性所困扰，如文献资料的模棱两可，遗存实物的真伪不明，以及世事沧桑的变幻莫测等等。大胆地想象和推测无可厚非，如果有谨慎的态度和多重维度的例证，或许可为观点的确立以及深度的研究增添更多的自信和尊重。 薛定谔的“画”？ 关于曹星原女士《十问》长文的商榷 □李夏恩 昨晚拜读了曹女士的“十问”长文。觉得颇有所获。比起曹女士先前的两篇文章，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确实在历史考证方面下了功夫。所提出的质疑之处，也颇有价值。值得对此一一进行推敲。 首先，为了避免被曹女士扣上“有可能大肆调动公权力围剿”她的大帽子，在下需要声明自己只是一介普通研究者，手中并无任何权力对您进行“围剿”。在下只是枚举证据，就题论题。也希望不会被拥有大量粉丝和拥趸的您骂作“狺声”——老实说，我从未见过有哪位权威专家学者用您文中那种措辞语气“围剿”过您。 其次，在下也没有这么多的感叹号可供泼洒。先师在日，曾谆谆教导，学术讨论的态度当端谨严正，平等以待，不可以语势夺人，亦不可以权势压人，其尤戒者，正在于高调宣扬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权威性，以势逼人；或是矫作受害者姿态，指控对方以势压己来博取同情。这两种极端行为，都不过是哗众取宠，不是学术商榷的态度。 最后，在下为了保持公立性，有必要坦诚自己与余辉先生相识，并且关于这一话题也有过深入讨论。在下对余辉先生的《三次装裱五次进宫的《千里江山图》卷》等几篇文章的一些观点，也持保留意见。文中关于王希孟的生平、这幅画的卷首卷尾的磨损情况以及历代装裱流传的过程，不少皆是推断，而非皆有文献可供细致考证。而曹女士的“梁清标伪造欺君”说，从历史文献考证的角度来看，同样也是毫无史料证据的推测。 曹女士这次的质疑可以归纳在三个部分：蔡京跋、溥光跋、文书库。在下也就这三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对于曹女士指出的历代装裱的问题。余辉先生文章中的历代装裱情况，在下持保留意见，尤其是南宋理宗朝缉熙殿重裱的这一段，因为与目前的历史文献考证有出入，在下并不十分认可。这一点在下也与余辉先生进行过讨论。在下暂时先在下文说明自己的看法。 一、蔡京跋和溥光跋是从别处移来的吗？ 请注意上方画心接缝处的红色印泥痕迹和下方蔡京题跋的后隔水与画心接缝中的半枚圆印，另外请注意画心尾端磨损情况相当严重，证明此画确实被剪裁过 对于蔡京跋的问题，在下在先前的文章中曾指出，它在与画心接缝处有半枚圆印，可见必定是被剪裁过的，而画心尾端同样留有钤印留下的朱红色印迹，且末端结束得有些唐突，尾部接缝处磨损得也很厉害，可见它的尾端也被裁剪过一部分。古代装裱师不像现代的文物工作者有修旧如旧的文物保护意识，会尽力保留一丝一缕，而是会裁剪掉朽烂蛀坏的部分，以图修旧如新。在下也指出，蔡京跋的绢面龟裂横纹与画作上的裂纹有一定连续性。曹女士说这个题跋是完全从别的地方移来的，余辉先生说它可能是在装裱时从卷首移到卷尾，其实都是推测之一。并不能作为“唯一合理的解释”。从画卷被裁剪的状况来看，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断，这幅画在最后一次装裱前的状况已经相当糟糕，原裱朽坏，以至于蔡京跋和画心已经分离。 至于溥光的题跋，其上有明显接纸的接缝，因此未必是直接裱在后面的，之前或许也与蔡京跋的状况一样，和画心是分开放置的。曹女士说它是从外面拿来拼上的，有可能，余辉先生说是“多半是夹在画卷里面”也有可能。 在下之所以说曹女士的说法有可能，是因为明末书画收藏界确有从他处割取题跋放到别的画作上的例子。明末清初画商吴其贞的《书画记》即有一例，言陆机《平复帖》卷后原有“元人题曰：至元乙酉三月己亥，济南張斯立、东郓杨青堂同观，又云间郭天赐拜观，又滏阳马昫同观”，但被画商葛君常“将元人题识折售于归希之，配在伪本《勘马图》后”。 吴其贞《书画记》中关于《勘马图》拼接题跋作伪的记载 这幅所谓的《勘马图》，应该就是《石渠宝笈》卷三十四著录的“宋徽宗王济观马图”，案《石渠宝笈》著录：“素绢本，着色，画卷首署'王济观马图’五字，上钤双螭一玺，拖尾有张斯立、杨肯堂、郭天锡、马昫诸记语”与吴其贞所记相合。 不过这幅画被列为“次等宇一”。可见乾隆帝手下负责鉴定的臣子也不认为这幅画是真迹。但相比较来说，《千里江山图》被列为“上等余一”，可见乾隆帝及他手下的臣子本身还是认可这幅画的。 在下举出这个实例，并不是说完全肯定曹女士的说法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因为以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并无铁证证明发生在《勘马图》上的事也发生在了《千里江山图》上。当然，在下也不是所谓的“和稀泥”，而是存在诸多可能性而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一个而否定另一个。就这一点上来说，应该说两种可能同时存在。毕竟，真题跋配假画和假题跋配真画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又多出了第三种可能性。因此，仅凭这一点，无法一语断定这幅画的真伪。 二、溥光跋是伪造的吗？ 首先一点，是曹女士反复宣称的溥光跋是“集字临摹双钩”。其实这个说法很奇怪。我们在通读了曹女士的三篇文章后，会发现她本人的观点前后也有不一之处。在第一篇文章《王之希孟》里，她说蔡京跋与溥光跋都是从别处移来，不是这幅画的题跋，她举了溥光跋“小景”的例子和蔡京跋高度和磨损状况的例子。也就是说，在第一篇文章里，她还是认为这两个跋是真的，只不过是和这幅画没关系，是从别的地方移来的。而在第二篇文章里，她又言之凿凿地说，蔡京跋是集字单钩临写，溥光跋是集字临摹双钩。这都等于是说这两个跋本身都是伪造的，是专门为这两幅画伪造出来配套的。 如果我们两篇文章的观点都接受，那么就会得出一个矛盾的结论：梁清标处心积虑伪造了两幅跟这幅画完全不配套的题跋。这太不可思议了。你要么就伪造得与画作内容天衣无缝，要么就从别的地方移来但与画作内容有不相合之处，但题跋本身是真的。从逻辑上讲，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兼而有之。 关于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题跋是拼接而来的。在下和韦宾先生都有过历史考证的文章，证明这个质疑并不成立。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下在最开始的文章《揭秘《千里江山图》》中因为文献阅读量不足，理解有误，导致犯了和曹女士同样对“小景”望文生义的错误，这一错误在之后的文章里在下已经进行了修改。在面对证据时，人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与改正它，而不是固执己见。唯有如此，学术方能进步。 那么“双钩”问题呢？曹女士在文中说：“为了证明是双钩，我提供了许多图片来证明双钩手法在这个跋上的产生的结果。”我们看到了这些图片，也就是曹女士用她手中的“九亿像素高清大图”放大179%之后发现的边缘那圈颜色较深的“轮廓线”。但这个证据真的站不住脚。 首先，故宫方其实并未提供过可供专业研究的专业微距器材拍摄的图片。目前这幅九亿像素的大图，最多是个数码扫描版。清晰度高，但是放大之后确实会出现曹女士一再指控的“锐化”边缘加深的问题。 这幅大图在网上随处可得，在下这里也有一份。在下特意挑选了溥光题跋上的一枚印章，按照曹女士的做法放大179%。我们不妨套用曹女士的行文方式说：“奇迹发生了，就连印章上都有清晰的双钩线，连印章都是双钩伪造的，这必定是假画无疑了！” 请注意，印章的边缘上也有深色一圈的“轮廓线” 但恕在下少见多奇，真的没有听说过印章还要双钩的，伪刻一方印章再用古法调制印泥钤印，做旧，比双钩印章来得容易得多。何必还要双钩？曹女士的第二篇文章不仅指出溥光是双钩，蔡京跋是单钩，就连乾隆的御笔都有描过的轮廓线和补笔。这幅画都已经收入内府，归乾隆所有了，为何还要找人来重描自己的御笔呢？这又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观点。 在这里，必须要特别指出故宫作为策展方和画作持有者在这一事件上不负责任的行为。首先，面对这场真伪之争，故宫没有适时的站出来，拿出这幅画作真正的专业微距拍摄版本公开，或是邀请正反两方共同观摩画作，让双方可以在证据充分的情况进行讨论。 其次，就是展厅里的说明存在误导观众的嫌疑。曹女士口口声声说此画是梁清标伪造的目的是为了进献给皇帝固宠升官，这也是梁清标伪造此画的直接动机。却没有任何历史文献支撑，非常奇怪。直到在下看到了展厅说明牌上的那段话，才明白这种说法从何而来： “清乾隆内府获得《千里江山图》，系由梁清标进献”。 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千里江山图》的说明 怪不得曹女士在最开始微博和微信发表的观点中，说这幅画是梁清标献给乾隆的。直到后来有人指出梁清标早在康熙年间就死了，不可能献给四十年后的乾隆，她才改口说是献给康熙。故宫展厅的说明不仅时代错置，而且完全没有文献档案根据。而“梁清标伪造画作进献皇帝欺君”一说，正是曹女士的核心观点。可以说，故宫策展方的这个不负责任的疏漏，才是这场争论的导火索。迄今为止，无论是故宫策展方，还是言之凿凿说梁清标伪造画作进献皇帝的曹女士本人，都未提供任何关于梁清标将此画进献宫中的证据。 接下来需要论证的，是《十问》中指出的溥光题跋中“百过”不合常理的地方，是不是真的不合理。 曹女士的观点是，这幅画从金国的“寿国公”手中到南宋理宗的缉熙殿不可能，即使是到了南宋内府，那么它再北上的时间应该是南宋灭亡的1279年，即使溥光在这一年就得到了这幅画，那么到他写下题跋的1303年，他不过拥有这幅画24年，“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跋说的是真话，在这过去的24年中，溥光平均每年要看这张画4到5次，基本上每两三个月看一次。如果南宋灭亡后不是马上得到，那么他的观画频率还要高。” 曹女士以此想要否定这幅题跋的真实性。但在在下看来，真正的关键问题，是出在那方卷首的“缉熙殿宝”上。这也是在下对余辉先生那篇《三次装裱五次进宫的《千里江山图》卷》里面持保留意见的部分之一。这一点在下与余辉先生讨论过，在下谨将自己的观点写在下面。 首先，在书画鉴定中，印鉴可以作为次级证据，但无法作为一手证据，其原因就在于，印鉴非常容易伪造，尤其是大名头的印章，可疑程度加倍。“缉熙殿宝”作为南宋理宗朝的内府收藏印鉴，其被伪造的可能性更是高得惊人，以至于书画鉴定时几乎可以将此印掠过。黄庭坚的《教审帖》、传巨然的《雪图》，等等书画作品上的“缉熙殿宝”都被不同专家认为是伪造品。但这些画作的年代却未必为假。在真迹上钤假印章的“蛇足”并不罕见。主要是画商射利所驱，认为印鉴越多越能制造出传承有序的假象，反而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麻烦。总之，用印鉴真伪来论证画作真伪的鉴定手法，并不严谨。 在下在年前发送尚未刊登的文章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只有画作上名气极小，且印主不明的“寿国公藏书印”伪造的可能性极低，才具有鉴定价值。余辉先生引用吕晓女士的考证，认为这方“寿国公藏书印”的印主是金代大臣高汝砺，在下则偏向于比高汝砺稍早的另一位金代名臣张万公。但无论为谁，这枚印章系于金代当无问题。 寿国公图书印 溥光的生平一向不是很清晰，但根据元代《析津志》中收录的大德七年（1303）《大头陀教胜因寺碑铭》中，可知溥光是云中，也就是大同人，当时正是金国的统治区域内，他本人信奉的头陀教，也是在金元时期北方流行的佛教流派。可见他的活动范围大概都是在北方。 据碑铭记载，溥光五岁出家，十九岁受大戒，世祖忽必烈曾询问他“宗教之原”，他“应对称旨”，因此在至元辛巳（至元十八年，1281年）赐“大禅师”封号，在大都建立寺院；元成宗御极之初（元贞元年，1295年）封为昭文馆学士，大德七年（1303）年建立起大都胜因寺。按照《千里江山图》题跋所记，溥光写题跋也是在这一年。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溥光究竟生于哪一年，只能推测。苏显双先生在《元代书法家李溥光生平事迹考》中根据徐一夔《始丰稿》卷八《题雪庵临兰亭帖》中溥光自题“予书此帖时年七十有二，颇自诧其妩媚气”等文献，逆推溥光大致出生于1237年。再加上同文引述赵孟頫的《松雪斋集》里有延祐四年（1317）溥光为“贤乐之堂”题字一事，如果按1237年出生来看呢，这一年他大致80岁，也未必不能提笔。我们姑且以1237年为溥光生年来推算，并加上“寿国公”“缉熙殿宝”金宋灭亡等年代，可以开列下表： 1199年，张万公被封为寿国公，张万公山东东阿人 1220年，高汝砺被封为寿国公，高汝砺山西应县人 1233年，缉熙殿建成，开始收集画作，其画作钤有“缉熙殿宝” 1234年，宋蒙联合灭金 1237年，溥光出生，山西大同人 1242年，五岁出家 1252年，十五岁，按照题跋所言，志学之年，第一次看到《千里江山图》 1256年，十九岁受大戒 1276年，元军攻陷临安，南宋政权覆灭 1281年，四十四岁，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大禅师” 1295年，五十八岁，被元成宗封为“昭文馆学士” 1303年，六十六岁，为《千里江山图》题跋，大都胜因寺建成 从这个年表来看，比起这幅画在金亡后进入南宋内府缉熙殿，再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转到溥光手中的观点，这幅画一直就在北方流传，最后落到溥光手中，似乎更为合理。只要排除了那枚很可能是伪造的“缉熙殿宝”的干扰，就会发现溥光从15岁“获观”此卷，到他66岁写下题跋，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百过”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稍有古文常识者也会知道，“百”“千”这类数词在古代多为虚指，指的是数量多，并非确凿是（点数正好是一百次）。 但有无这幅画确实在南宋理宗内府停留过一段时间，而溥光曾经南下临安，看到了这幅画的可能性呢？由于溥光生平材料有限，尤其是四十四岁之前的生平记载几乎为零，我们无法确定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出于学术严谨考虑，匆忙定论否定“缉熙殿宝”真实性太过草率，只能说可能性存在，但并非确论。 以目前的材料来看，论证只能走到这一步。曹女士所谓乾隆看出印章是假的，所以特意将自己的印章盖在上面的观点，只是毫无证据的揣测，她对乾隆诗作的解释，恐怕也只是自己为了附会自己“伪造说”观点而强加的“阴谋论”的一家之言。对一位严谨的学者来说，观点和推测是不能作为证据的。 三、“禁中文书库”问题 《十问》文中的四大问，都围绕着“禁中文书库”这个点。必须说，这是曹女士整篇长文中最有价值也最有力度的一部分。但曹女士可能对文献的解读有一些问题。这里需要一一加以说明。 先说“文书库”的位置与职能。我们现在看到“文书库”的资料，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文书库》的记载。其他尚有时人数条记载散见于《涑水记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咸淳临安志》以及辑录的《宋大诏令》中。王金玉先生曾有专文《金耀门文书库及其管理制度》加以论述，这里需要加以蕞述。 “金耀门文书库”的职能，在开始设立时，它确实是收贮三司也就是税收档案的地方。但在北宋，它的职能是有变化的。神宗元丰中，置六曹架阁库。根据《咸淳临安志》卷五李大异《六部架阁库题名记》所载：“旧制，金耀门文书库多藏三司帐籍，三司，今版曹也。自铨曹而下，储藏帐籍之所未之详焉。其后置六部架阁库，大抵成案留部二年，然而畀而藏之，又八年，则委之金耀”。可见金耀门文书库到宋徽宗时已经是集成六曹积年陈旧的文书档案贮藏库了。 到了徽宗朝，金耀门文书库的状况堪忧，徽宗在政和五年下旨称：“近闻金耀门文书库，有祖宗潜藩亲书庙讳奏牍，洎元丰内批诏旨，皆得于尘壤之间，恭阅数四，残楮断幅，蠹腐不完，随手纷纷……见为库屋倒塌疏漏等处”云云。可见当时文书库已经是个闲散边缘的衙门。它的职能与曹女士所反复言说的“管理国家重要的税务档案”完全不同，也不符合曹女士在后文中举例的“微官肮脏羞牛后”的监税官的工作。在下认为，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也不会将档案馆工作人员和税务官的工作混为一谈。因此这个质疑是不大成立。 但曹女士指出的一点却不容忽略，就是这个“金耀门文书库”的确实不在“禁中”，而是在开封外城西面北部的金耀门处，距离被称为“禁中”的宫城颇有距离。 宋代开封城市复原图，来自梅原郁《宋代开封与都市制度》 但文献中仍然有可疑的地方，即“文书库”这个称谓。在有宋一代，“金耀门文书库”很少被简称为“文书库”。有时倒是像《六部架阁库题名记》里那样，被简称为“金耀”。《宋会要辑稿》是清人辑录，目录部分也为清人编次，因此在食货五二中题目名为“文书库”。但目前所知径称“文书库”的仅有一条，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诏书中“文书库分三部”。除此以外其他记载中，除非之前指明是“金耀门文书”，不然不径直将“金耀门文书库”简称为“文书库”。 这是为什么呢？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宋人知道除了“金耀门文书库”之外，应该还有其它的文书库存在，所以要特别强调地点以示区分。蔡京跋文中的“禁中文书库”很有可能就是与“金耀门文书库”对应的另一个文书库。 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个“禁中文书库”目前并不见于文献记载，可以说蔡京跋是仅见的“孤证”。但在全盘否定它之前，我们需要考虑一个可能性，即文献散佚导致它没有记载下来。毕竟宋代至今已历近八百年，许多文献图籍没有流传下来是很正常的。即使是记录了“金耀门文书库”的《宋会要辑稿》，也是嘉庆年间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错谬颇多。而他在辑录时，《永乐大典》业已散失严重，究竟有多少文献丢失，真是不胜枚举。 因此，这种可能是否存在呢？ 其实“禁中文书库”并非唯一的孤例。在徽宗年间，还有一个禁中机构，也是只有两条时人的记载，即蔡京之子蔡絛的《国史后补》中提到的“睿思殿文字外库”，南宋王称的《东都事略》系抄自《国史后补》，倘使这两处失记，恐怕后世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禁中机构存在。因此，“禁中文书库”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被称为“禁中”的宫城图，出自李合群等著：《北宋东京皇宫布局复原研究——兼对元代《事林广记》中的《北宋东京宫城图》予以勘误》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有，这个“禁中文书库”在“禁中”的哪里？ 曹女士引用宋史学者邓小南女士考据详尽的文章《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说“无论是古代文献还是当代权威宋代专家的说法，都一致认为大内的的确有归属于尚书内省文书库。但是内省的日常文件处理人员均是女官”。由此推论说希孟只有是女性，才能混迹于都是女官的尚书内省中。由此来反驳余辉先生的“禁中文书库”说。 但曹女士的问题在于，宋代尚书内省的研究论著不多，且大都不出邓小南女士的研究。在下在拜读了这几篇论著文章后，实在不知有哪篇“古代文献”或是哪位“当代权威宋代专家”提到过有个“文书库”在尚书内省里？而最令人费解的一点，就是她似乎认定“禁中”除了皇帝是男儿身之外，其它的就都是宦官或是女性。如此，希孟还要感谢曹女士没有把他说成是宦官（顺便提一句，“希孟”这个名字，在宋代倒可以作为女性名字，譬如北宋的女才子谢希孟，南宋烈女韩希孟）。 “禁中”的范围很大。《东京梦华录》里指出“内诸司皆在禁中”，其中就包括学士院、皇城司、四方馆等等，还有翰林书艺局、后苑作、天章等阁，这里面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学士院里的学士们，不可能是女性或是宦官吧？宋代有“侍禁”一官，官小职卑，但也是禁中殿内祗应官。他们肯定也不是宦官或女性。在禁中崇文院，有收贮御用图籍御笔等物的昭文书库，集贤书库，这里出入的，也未必都是宦官。而且宋代两大权力机构，被称为“两府”的枢密院和政事堂（中书门下），所谓“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两府的位置就在禁中的西南角。这两个行政机构会产生大量的文书，如果说“禁中文书库”设在这个地方，岂不是更合理？而且“二府”的积存文书很明确不收贮在“金耀门文书库”之内，在禁中别开文书库，以收贮二府积存文书，也很正常（需要指出，中书省有收发文书的生事房、有文书保管和编检的制敕库房；门下亦有制敕库房。但不排除其中积年文书会像六部架阁库一样转移到一个永久存放之所）。这难道不比尚书内省中女官堆里的“文书库”更加合理吗？ 还是这句话，曹女士的质疑之处，在文献缺乏的情况下，是可能性之一，但并非唯一合理的解释。如果曹女士抓住这一点，一定要说以希孟没有任何资历的年轻身份，如何可以进入“禁中文书库”这样重要的中央权力核心机关的档案馆工作。面对这种质疑，在下真不知该如何答复。徽宗一朝，像梁师成这样初为内侍省书艺局的小宦官，都能突然蹿升为领睿思殿文字外库，出纳皇帝御批诏旨。徽宗皇帝想要恩赏一位年轻人，把他召入侧近的“禁中文书库”，做一做档案基层管理员的工作，又有何不可呢？ 当然，就文献而言，这仍然是从孤证得出的推论，除非有其他文献或考古证据的发现，不然“禁中文书库”是否存在，还将是个谜团。但从它可以推导出比较合理的结论来看，它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以“禁中文书库”来质疑蔡京题跋的真伪，乃至整幅画作的真伪，从严格学术考证的角度来讲，仍然难以成立。 综上，就目前来看，指控这幅画是伪造的质疑，证据并不充分，都可以有另外合理的解释方法；证明这幅画是真迹的观点，除了绢面材质分析与宋徽宗《瑞鹤图》材质一致，且山体树木绘画笔法确为宋代独有之外，也缺乏更进一步的关键性铁证。从严谨的学术角度来看，这幅画仍如薛定谔的猫一样，真伪的最终确定尚待最关键的科学铁证。 我不敢像曹女士那样，抓住一点疑点，就穷追猛打，无限延伸，在没有文献史料的情况下创造出诸如梁清标欺君之类毫无证据的结论。更不敢像曹女士那样，将自己的结论认定是唯一的真理，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就目前我所看到的资料，只能说，由于质疑的证据不成立，所以偏向真迹的可能性最大。 倘使有人愿意对本文提出合理并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下愿意欣然接受，甚至愿意全盘推翻自己的观点。绝不会以所谓“捍卫真理”的名义，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从在下发表的第一篇被曹女士指控为剽窃她的作品《揭秘《千里江山图》》至今，在下已经多次推翻和修改自己原先草率的观点。 在我看来，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比固执己见更有利于中国学术的进步，也更有利于培养一种良好的学术风气。 末了，在下想就曹女士文章中一个小地方略谈一二。曹女士在文中写到：“我在《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中宋代社会的冲突妥协》一书中着重提到的安上门守门吏郑侠不但在1067年进士及第，而且还投靠了王安石，最后也只不过在京城里得到一个看守安上门的工作。”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我们不妨看一下《宋史》这一段是如何记载的： “秩满，径入都。时初行试法之令，选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进，侠以未尝习法辞。三往见之，问以所闻。对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数事，与边鄙用兵，在侠心不能无区区也。’安石不答。侠退不复见，但数以书言法之为民害者。久之，监安上门。”（《宋史》卷一二七《郑侠传》） 按照史料来说，郑侠一开始确实是投靠王安石的，但因为政见不同，所以并不为王安石所喜。过了很长时间，才得到“监安上门”的职位。恰恰不是曹女士所说的因投靠王安石而得来的工作。 而且这个所谓“监安上门”的工作可不是简单的“看门大爷”。宋代城门关防很严。监门官的职责非常重要。不仅检查来往行人官员，也承担征收赋税的责任。担任这一官职的也并非全泛泛之辈。《邵氏闻见录》载田书为“故枢密宣简公”名臣田况的侄儿，职务也是“监京城门”，“监门法不许出”，甚至与好友断了交往。仁宗朝时有下旨三司，言选择监门官吏不当，“多权富干请，无益于事”（《罢举选人监在京新城门诏》庆历六年十月甲子）。可见这个监门官乃是权富趋之若鹜的肥差，不是一个“只不过”的工作。 如果我们按照曹女士的逻辑，根据一些质疑，就全盘推翻一幅画的真实性，将其判定为赝品。那是不是可以以这一条文献的解读有误，就认定曹女士不具备文献解读和历史考证的能力，她那本《同舟共济》也不是一本富有创见的学术著作了呢？ 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吧？■ 本文章来自中国美术报APP 查看更多艺术资讯请下载中国美术报APP 中国美术报网址：http://ww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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