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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开风气之先的陈衡哲，“本行”却不是文学，而是西洋史。在瓦沙大学，她主修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后至芝加哥大学深造并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她以历史学教授受聘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 史学家与文学家兼于一身的陈衡哲，文学作品题材选择与风格特点均迥异于大多数的女作家，虽同样缘起于一腔炽热情感，却不偏于个人情爱与身边琐事，而多推至于人生与社会的针砭，其中，有关妇女问题及民族长远发展问题的思考尤甚。同时因了史学家的冷静睿智之修养，她擅长将此类针砭，以卓越之意境、象征之手法，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审视之，而将磅礴情感蓄于心中。 她的史学作品，则文风如其人，“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优美清新、大气洒脱且时有凌厉峻峭。严谨务实与富于激情想象的对立冲突之风格，经由她的七窍玲珑心完美交融于一体，兼之其“历史不是让人哭的,也不是让人笑的,历史是让人认识的”，希望帮助青年们“去发达他们的国际观念”的历史观，她的史学著作备受青年学子推崇。“代表作《西洋史》问世后，一时洛阳纸贵，连续再版，当时的青年学子，无不以求得一套《西洋史》为荣。” 文史兼修陈衡哲 由于家学的熏陶，陈衡哲一直认为自己最喜欢文学，“好古典诗文，欣赏梁启超的文笔”。同时，童年时代跟随父亲学习历史笔记的恐怖记忆，使得她对于瓦沙大学关于学生第一学年，历史是必修课的规定心生畏惧，抱定勉力为之的心态。不料，在瓦沙大学历史教授们的精心讲解下，陈衡哲对于历史的兴趣居然超过了文学。 不得不说，陈衡哲优良深厚的文史素养，以及她勇于开风气之先的学养与胆识，与瓦沙大学顶尖教授们的熏陶与培养关系甚切。这是陈衡哲的另一桩“幸运”。瓦沙教授们给予陈衡哲的灵活而务实的学术训练，对于她的著书立说与教学工作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可谓是其卓越作为的最坚实的基石。 虽然贵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但陈衡哲一生在讲台上的时间并不多。1920年，入职一个月的陈衡哲因孕辞去北大教职，次年应邀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其后5年，陈衡哲主要完成了《西洋史》的写作。 她在《西洋史》导言中有言：“此书的生命，和下册一样，都是在枪声炮影中得来的——前者作于内战的四川，后者作于齐卢战争时的南京。初不料到在那样情形之下所作成的书，尚能得到如许的读者。”《西洋史》被同时期的胡适赞为“一部开山的作品”，“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被当代欧洲史学者陈乐民评价为：“我说句大话，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写的《西洋史》当中，我还没有见到比这本书写得更好的。” 西洋史的成功或可归因于其独树一帜的文采与趣味、思想与创新。 《西洋史》是陈衡哲应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约请为新学制高中生撰写的中学历史教材。她自言著者的目的，“兼在以西洋理事的常识供给一般人世，故并未为教科书的体例所限”，直言“要使真理与兴趣同时实现于读者的心中。” 为此，一方面，她力求将“活的历史”与“幻想之神”相结合，以散文的笔触引起少年们的兴趣，进而启发其心智；另一方面她以优美流畅的白话文进行写作，对于外国人名、地名、专有名词、术语等，均译成中文，并标注英文原文，以保证读者酣畅淋漓的阅读感受。 在战争中著史，关于战争，陈衡哲自然有话要说：“战争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时，我又信战争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避免的方法虽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却是重要方法中的一个。我们研究西洋历史的人，对于这一件事业，尤其觉得负有重大的责任。” “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以史为鉴、增进沟通、减少战争、振兴文化是陈衡哲著史的宏愿之一。 关于历史本身，陈衡哲说：“历史既是人类全体的传记，他的范围当然很广。拿破仑的事业固然是历史；法兰西乡下一个穷妇人的生活状况，也何尝不是历史。”“我们深信，历史不是片面的，乃是全体的；选择历史材料的标准，不单是政治，也不单是经济或宗教，乃是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换句话说，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凡是助进文化，或是妨害文化的重大事迹和势力，都有历史的价值。”为此，陈衡哲未将政权更迭作为叙述的脉络和重点，而着重梳理欧美历史中的文化脉络。 陈衡哲的史学著述并不丰富，除《西洋史》外，陈衡哲只写成了《文艺复兴小史》《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国家教育与国际教育》等小著与论文，但这并不影响她的成就。 她曾受邀到西南联大作讲座，“盛名引来了大批听众，以致昆中北院那间大教室挤满了听众，座无虚席”，甚至，“清华北大的史学方面的教授，一个也不肯坐下，都站在台角边静听”；她连续四次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这种高层次学术会议，且均准备了相关论文或论著，代表中国女性在世界范围内发出声音；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她的时候，对她说，“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 同样地，陈衡哲的文学作品也不多，且直至1928年才结集出版《小雨点》短篇小说集，其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高潮已然落幕，她的作品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自其造命人生中盛放开来的思想之花，时至今日，仍然摇曳生姿。 陈衡哲在《小雨点·自序》中说：“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 又说：“我每作一篇小说，必是由于内心的被扰。那时我的心中，好像有无数不能自己表现的人物，在那里硬逼软求的，要我替他们说话。他们或是小孩子，或是已死的人，或是程度甚低的苦人，或是我们所目为没有知识的万物，或是蕴苦含痛而不肯自己说话的人。他们的种类虽多，性质虽杂，但他们的喜哀乐却都是十分诚恳的。他们求我，迫我，搅扰我，使得我寝食不安，必待我把他们的志意情感，一一的表达出来之后，才让我恢复自由！他们是我作小说的唯一动机。他们来时，我一月可作数篇，他们若不来，我可以三年不写只字。这个搅扰我的势力，便是我所说的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 陈衡哲文学创作的动机、经历以至于内容和风格均由此生发。其中，她将大量的笔墨倾注于关于女性生存问题的思索中。 在《洛绮思的问题》中，陈衡哲借洛绮思之口，这样说道：结婚的一件事，实是女子的一个大问题。你们男子结了婚，至多不过加上一点经济上的担负，于你们的学问事业，是没有什么妨害的。至于女子结婚之后，情形便不同了：家务的主持，儿童的保护及教育，哪一样是别人能够代劳的？ 被迫独身之后的洛绮思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面对晚景凄凉，她怅然若失，“觉得自己功成名就的人生终是缺了一角。” 结婚还是不结婚，好像都有问题。这样的问题，陈衡哲遭遇着，千千万万奔波于职场与家庭之间的女性们，也一直在思考着、应对着，即使是在今天。 在《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一文中，陈衡哲总结说：她认为，一个有天才的女子若想结婚成家，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牺牲了自己的野心与天才，以求无负于她的家庭与儿女；第二，牺牲了儿女与家庭，而到社会上去另做旁的事业；第三，同时顾全到家庭、儿女以及女子自身的三个方面。 什么样的女子能够选择第三种道路呢？“大抵是个性甚强，责任心甚重， 而天才又是比较高明的，因为她们不肯牺牲任何一方面，故她的内心冲突是特别的强烈与深刻。” 为达成这样的双方兼顾，陈衡哲后来在学校授课，一般只上三节课，以便一方面腾出时间照顾家庭，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留出一些时间从事研究。 在战火纷飞的颠沛流离中，在“不肯牺牲任何一方面”的兼顾和平衡中，她经受的内心冲突之强烈与深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而陈衡哲最高明之处，乃于强烈的矛盾冲突中升华生命的真谛，且不惟愿小小的一己之安，她希望普天下的女性亦能如此。 她的作品中时时可见这样的论调： “为了这个男女平等的个性，我们便不得不要求一个女子发展个性的平等机会，一个在教育上，环境上，以及职业上的平等机会。” “并不是说,每一个女子都须受到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或做同样的事业。我们不要求这类数学式的平等。我们所要求的是一个与男子平等的发展个性的机会。” “一个真正解放了的女子，必是受过相当教育，明了世界大势，有充分的常识，独立的能力，与自尊的人格的。” 与此同时，陈衡哲说她“并不是相信女权高于一切者”，也“不愿把男子看成妇女的敌人”，只因她“不相信智愚贤不肖的分类，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性别作为标准的。” 如此的言论，于近百年后的今天，亦值得细细推敲、品味，乃至效仿。 国难当头，陈衡哲关注点不仅在于这些具体问题上，更在于关乎民族长远命运，以及如何于乱世中立身之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在《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一文中，陈衡哲认为我们应该走的是“内在的预备”，“即是在大难当前的时期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咬着牙齿，先把自己的身体培植得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后再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听候国家的征求与使用。但最基本的预备却是在人格的一方面。俗语说的，'真金不怕火烧’；故一个有气节的民族是不但不会畏惧外来的侵凌，并且还能利用它，使它的磨折成为一个身心交织的火洗礼，然后再从那灰烬之中，去淘出那愈烧愈坚的真金来”。 面对四川的“二云”蔽日，陈衡哲义愤填膺，多次撰文直抒胸臆以至于群起而攻之，最后愤而离职；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无耻行径，她勇敢无畏地揭其罪行和阴谋，并阐述“多难兴邦”之哲理；面对留在国内还是出走美国的问题，陈衡哲夫妇决意留在国内，矢志为国效力，“假若我们能把自己的种种享乐，放到一个角落里去，把国家与人道，移置到我们生命的中心点来，我们便将立刻感到一种恬淡静寂的味道，觉得身心自由，不为物驭了。” 坚毅、理性、富于思辨，上述文字带给我们的陈衡哲好像是这样的，这或与长久的史学训练不无关系。而作为一代才女，她的才情定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关于此，《风》《月》二诗多被谈及。 月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风 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 “我是自然的孩子，最爱的是自然”，因着对于自然的无比热爱，陈衡哲经常为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而忘情，笔端流出的文字也如草木山水般明媚、清新且多情。 早起的一景 舒黄的柳叶， 藏着降落的寒月， 那一种又甜又苦的同情， 竟把他们俩融为一吻。 多才又多情的陈衡哲，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一般才女”，她在事业与家庭中有过矛盾和纠结，但多是心甘情愿，心甘情愿为笔下人物代言，亦心甘情愿做一名“无名英雄”。 陈衡哲说：“做贤母良妻的人，都是无名英雄。” 甘做无名英雄的陈衡哲如何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演绎着“孟母三迁”，又如何与一生的知己爱侣彼此成就，请观看下篇“贤母良妻陈衡哲”。 上周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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