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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她是“我的第一个同志”，周恩来说“我是您的学生。”钱钟书夫人、著名才女杨绛评价她“才子佳人兼在一身”，自己“自愧不如”。 她是著名的教育家，她的学生中，涌现了一大批后来也成为著名才女的女性，如苏雪林、吴健雄、吕碧城、庐隐、萧红、石评梅、张爱玲、丁玲、冰心、林徽因等等。因此被赞誉为“才女教母”！可以说，没有陈衡哲的引导和榜样作用，就没有人才辈出、绚丽多彩的民国才女这一群体。 她就是我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原名陈燕），我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位女作家。1890年出生于常州一个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中，祖父陈梅生是一代名儒，能诗善文；父亲是清末举人陈韬，是一名书画家；母亲庄曜孚则是与齐白石齐名，其书画作品在国内外倍受推崇。 在这样家庭的环境里，她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天资聪慧，学什么都快。在父母的精心教导下，陈衡哲掌握了一些书画的基本知识。在她7岁时，迎来了人生第一次转变：坚决抵制对身体和精神造成双重折磨的缠足，自此打开了自由独立的大门，成为叛逆的“大家闺秀”。 九岁时，她被舅舅庄蕴宽接到广州，在这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理念，这对她日后的学术研究和赴海外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舅舅成为改变她一生命运的老师，鼓励她大胆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舅舅的教导下，她很小就有了求学和反抗精神，包括后来拒绝了父母包办的婚姻，拒绝做达官贵人的少奶奶，发誓“终身不嫁”。 舅舅庄蕴宽是著名学者和军事家，跟民国大教育家蔡元培是要好的朋友，他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蔡元培，希望能让外甥女陈衡哲进入新办的西式女子学校。就这样，13岁的陈衡哲独自搭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车，先是在一家医学院学习，上课用的是英语，她在一年时间里练就了一口熟练的英语口语，对她日后的留学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1年，她考入蔡元培创办的新式学校上海爱国女校，开始接触系统化的西式教育。一个少女远离父母和舅父，在上海只身奋斗达10年之久，经受了人生和社会的各种锻炼，同命运搏斗不止，争取个人的独立和自主权。 1914年，清华招考留学美国女生，陈衡哲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中，成为“庚子赔款”首批留美女学生之一，公费前往美国留学5年，在美国瓦沙女子大学(Vassar College)、芝加哥大学攻读西洋史、西洋文学，24岁的她一头扎进了学术的海洋中不能自拔。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使得求学若渴的陈衡哲如鱼得水，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民主和自由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体验,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女博士。 在这里，她不仅学到了海量的先进知识，更用资深的学术氛围陶冶自身，使她变得“腹有诗书气自华”。大量接触和深入研究西方思想文化之后，她在学术上、思想上独树一帜、颇有见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史上女学者、女思想家罕见的现实,成为思维犀利、风格卓异的著名女才子。曾公开发文抨击四川人爱打麻将、爱赌博,而得罪了整个四川。 在美国，陈衡哲遇到了她一生中最亲近的两个男人：一个是她未来的先生——任鸿隽，另外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新文学运动先锋——胡适。他们的相识相知始于鸿雁传书，她和胡适成为密友，无话不说，无事不谈，两个有共同话题和爱好的年轻人渐渐萌生情愫，五个月时间里，胡适给素未谋面的陈衡哲写了四十多封信。当时陈衡哲是一个不婚主义者，但对于胡适这样有才华又帅气的男子还是有倾慕之心的，所以在遇到胡适之后就不再称自己是不婚主义者了。 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和国内同志遥相呼应，高呼“文学革命”，提倡用白话文创作文学作品，陈衡哲以自己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把握和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感悟，才华横溢地挥笔创作，为新文学呐喊助阵，是胡适这位新文学运动“先驱者”难得的知己和践行者。1917年，她用白话文创作第一篇小说《一日》，比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早一年多问世，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开现代白话文风气之先。
从1917年到1926年，她以“莎菲”的笔名，创作了《小雨点》、《运河与扬子江》等许多作品，发表在《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新文学主要刊物上，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自幼富有男子气，直言快语，豪爽不羁。但作为一个女人，陈衡哲美貌迷人、风情万种，是在美国留学的男生们争着献殷勤的对象。起初，由于她与胡适的关系最亲密，当胡适奉母之命回国与包办妻子江冬秀结婚后，陈衡哲为此伤心过度地大哭了一场，也许是她已明白与胡适先生今生今世的情缘已尽。
任鸿隽获知后抓住时机，两次赴美三万里求婚，表示自己并不会因为结婚就约束陈衡哲，会继续支持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许下诺言：“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供养一位天才女子。” 30岁的陈衡哲终于被打动，答应了任鸿隽的求婚，组成了幸福的家庭，缔造自己美满的爱情生活，四十多年如一日，两人恩爱有加，白头偕老，两人结合可谓是珠联璧合，成为我国学术界中备受称赞的美谈。
任、陈二人订婚时，胡适还参加并赋诗《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与陈莎菲》以表祝贺，三人之间一直都是以“三个朋友”相称。胡适的女儿取名“素斐”，发音与陈衡哲的笔名Sophia（莎菲）相近，后素斐因病夭折，为安慰胡适，二人还让自己的二女儿任以书认胡适作“干爹”。
1920年，陈衡哲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也为北大招收女生开辟了道路。陈衡哲在北大主教西洋史，同时教授英文。后又在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授，编著出版了《西洋史》、《文艺复兴史》等著作，其中《西洋史》影响最大，被列为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从1927年开始，编著《中国文化论丛》。
1928年胡适为陈衡哲白话小说集《小雨点》作序时称，陈衡哲是他倡导文学革命“一个最早的同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衡哲愤然致电疾呼抵制日本人，六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带着三个儿女，从北平逃到庐山。不久，日军南侵，陈衡哲全家逃往广州，最后抵达香港。想不到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香港随即沦陷，陈衡哲只好带着儿女登上法国海轮，1942年辗转回到重庆江北任家花园，全家人终于团聚。
她在重庆断断续续住了5年，是住得最长的一次。1943年初，她应周恩来之邀到红岩村访问，周恩来非常热情地迎了出来，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衡哲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她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对家庭和社会都有着不同意义的人，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教子有方，将孩子都培养成了教授，家里五口人，全都是教授，可谓是真正的书香门第。
1976年1月7日，86岁高龄的她因肺炎及并发症病逝于上海。杨绛从报纸上知道了好友陈衡哲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在《怀念陈衡哲》中写道“我并不觉得她有多老，她没有一点架子，我们非常说得来，无话不谈，也许她和我在一起，就变得年轻了。” “当大地渴望甘霖的时候,即使远天一声雷,一朵云,也会使人快慰,若是有雨滴飘然而下,人们便会欣喜若狂地感谢它,大地将永远记住它……”（《小雨点》）,她无疑是苦旱时候的及时雨！看好请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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