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友谊：德勒兹与福柯

“这更简单，”当被问及他是如何并于何时结识福柯的，他写道，“比起记住一个日期，记住一个人的举手投足或是放声大笑要容易得多。”德勒兹与福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次见面还是借由一位共同的好友，但据德勒兹回忆，他认为他是在六十年代早期才结识福柯的。

这次，他们对于尼采共同的兴趣将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的首次合作始于一本尼采著作的法文新版。

他们的合作在1968年左右进一步加强，德勒兹那时恰好加入了监狱信息小组（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prisons，GIP），这是一个左翼激进分子组织，福柯曾是其首要执行者。这个组织曾致力于传播关于监狱的信息，这个时期更多地致力于重塑知识分子的道德，而该组织也为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其努力的目标就在于改变知识分子的定位：知识分子并非可以掌握普天下知识与政治的总合，而应直接投身于“为具体目的所展开的具体斗争”。 

德勒兹与福柯就当时的政治形势一同参与并组织了一系列或多或少有些激进的活动，其中包括示威游行、抗议和请愿，这些活动涉及的不仅仅是监狱，更广泛地说，还包括种族主义和镇压。这些活动也囊括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和作家，其中有萨特、西苏和让·日奈（Jean Genet）。

德勒兹与福柯的友谊其特点表现为一种智力交流，他们都充分意识到这是一场基本公开的交流。

按艾丽诺·考夫曼的描述，他们的友谊弥漫着一种嬉戏而又严肃的纯真，“因知晓其他人可能在关注自己而欢呼雀跃，与此同时还不免泛些羞怯”。他们也常常真挚而公开地表达对对方哲学著作的钦佩之情。

就此，他们与其他许多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并无不同，考夫曼表示，他们似乎都有一种嗜好——那就是公开高歌对彼此的颂扬。德勒兹认为福柯的存在完完全全是令人醍醐灌顶且肃然起敬的。

他敬佩他于思考和政治上的勇气，并竭尽所能地赞扬他那种“特立独行”“骇人听闻”而又“不失风趣”的勇气。即使是在更为私人的交流中，德勒兹依旧对福柯表现出巨大的钦佩之情。

就福柯的全部作品而言，德勒兹认为它们不仅让人叹为观止，而且还充满新意，他认为他自己的著作还大有不足：尽管它们有众多小的闪光点，但是过于学术化的长篇论述却将它们一一湮没。

除此之外，他觉得福柯对他著作的阐释十分出色：“我觉得你不仅仅完全理解了我要说什么，你的阐释甚至完全超越了我所说的东西。这感觉真是如梦如幻。”归根结底，德勒兹认为福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福柯则又反过来将德勒兹称作“当前最伟大的法国哲学家”。在1970年评论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和《感觉的逻辑》之时，他便发现这两本书有着某种异常的优点，那就是“它们是难以讨论的”。

同样，也是在这篇评论中（但却很少有人读到），福柯发出了一条著名的言论（即使听起来不免有些含混），马尔克斯注意到“这就好似对德勒兹思想的诗性沉思”：“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人们会将这个世纪认知成德勒兹纪元。”

在《致信一位严苛的评论家》（“Letter to a HarshCritic”）中，德勒兹对该评价和他们往常的交流做出表态：他拒绝接受他与福柯之间是一种“阿谀逢迎。

你也许压根就没想过，”他写道，“我可能是真的敬仰福柯，或者他的短评仅是一种打趣，为的是让像我们这样的人付之一笑，并让其他所有的人都怒不可遏”。他们的彼此称赞绝非一种阿谀逢迎，对他们而言，这里有着一种更加微妙的区别。

尽管他们俩随时都可对对方大加赞扬，但在他们的表达风格中，考夫曼还是注意到了一种明显的不平衡与差异：福柯的表述多瞬时性（momentary）但极重要（momentous）的赞扬，而德勒兹对福柯的称赞则更像是一种“对福柯核心能量的稳步消费”。

总而言之，考夫曼承认要在这两种话语中做出区分并非易事，原因就在于他们俩总是以一种经济的方式与对方并通过对方来言说，在这种模式中，他们两人之间的疆界（作为两个独立的人）被打破了。

尽管如此，这些疆界还是随着二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系列相悖的政治理念而再次浮现。

无论是关于德国律师克劳斯·克鲁瓦桑（Klaus  Croissant）因充当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派（the Baader-Meinhof  gang）的出庭律师而遭受监禁与引渡的问题，还是在讨论西德（West  Germany）是否算作一个法西斯政权的问题上，抑或是他们不断分化与进一步相左的政治分析，这些都为德勒兹与福柯的友谊中更富活力的一面画上了句号。多斯列举出了这些年里出现的一系列其他分歧。

他们之间的第二点分歧就在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福柯对待以色列要比德勒兹更宽容。巴勒斯坦的领土被占据，其人民遭受不公对待，这让德勒兹深受触动。

在一封写给瓜塔利的信中，他就1982年萨巴拉（Sabra）与夏提拉（Shatila）难民营遭大屠杀的消息深表沮丧与绝望。“万物晦暗，”他写道，“我根本无法容忍黎巴嫩现今所发生的一切。”

在七十年代后期与八十年代前期，德勒兹还就此话题发表了一些文章，例如：《和平的破坏者》（“Spoilers  of Peace”）、《巴勒斯坦的印第安人》（“The Indians of  Palestine”）（一次对德勒兹好友、巴勒斯坦作家兼编辑伊莱亚斯·桑巴［Elias  Sanbar］的访谈）与《作为阿拉法特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Arafat”），所有这些文章都明确道出了德勒兹的鲜明立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据是不公正的罪恶。

德勒兹认同一个核心问题，即以色列政权建立于一个被公开无视的事实之上——巴勒斯坦人早已扎根于这片土地——他注意到巴勒斯坦人是如何被称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就好像他们的现居所是一种阴差阳错的结果”，还注意到“他们所遭受的否认不仅是权利上的，还包括他们作为巴勒斯坦人的事实”。

德勒兹与福柯之间的第三点分歧就在于他们对于新哲学家（the nouveaux philosophes）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个名称专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批风格迥异的法国哲学家，包括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帕斯卡尔·布吕克内（Pascal  Bruckner）、克里斯蒂安·让贝（Christian Jambet）与居伊·拉德罗（GuyLardreau）。他们都曾玩弄毛主义；尔后，他们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大众传媒走得特别近，并又拒绝接受毛主义话语的流行，同时抗拒着他们同辈和老一代知识分子所普遍持有的“左倾”态度。

福柯至少一开始对他们的雄心壮志还是抱以较为支持的态度，尤其支持他们对于古拉格劳改营（theGulag）的批评；相反，德勒兹更为宽泛地就他们的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从德勒兹对这些新哲学家的反应来看，我们可以从其政治术语的表述中找到他哲学的优秀范例。

他看到这些人的运动驶向了“哲学营销”（philosophical   marketing），他看到他们重返个体作者的中心性，他看到他们与古拉格劳改营的受害者们进行虚伪的政治认同，他还看到他们对于1968年五月运动的背离与拒绝，对于这一切，他都持以严峻的批判态度。

在1977年的一次采访中，他声称他们所行的策略便是再次通过将思想缝入个体式主体（the individualsubject）的概念之中，从而关闭真实遭际的空间，而这些遭际却是真正政治行动得以起步之可能的关键，而这些策略所带来的后果却是让思考迟钝。

作为1968年五月运动之后的“迷失的一代”，他们政治上的消极主义部分被发泄在作为“68”运动“舵手一代”的德勒兹与瓜塔利身上。除去可能受到的人格侮辱不说（德勒兹本人拒绝这样的解释），新哲学家的消极主义同样与德勒兹抗拒虚无主义的宗旨相悖。

即使在沮丧之中，德勒兹依旧秉持着一种积极的政治理念，正如格雷戈里·弗拉克斯曼（Gregory Flaxman）所言，用德勒兹自己的话来说，他还是坚持一个人应配得上他自己的事件，这很有必要。德勒兹认为，在新哲学家否定政治和试验的同时，他们还“紧闭了窗户”，那里“还曾有微风徐来”。

新哲学家现象加强了作者的重要性，他们的这种做法本身就受到了德勒兹与福柯的高度怀疑。德勒兹坚持认为“作者-功能”是一个空位，如果有人执意占据这个空位，那么，这不仅鼓动了对僵死思想的烙印与定位，同时还妨害了一些主动而积极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出现必须要超越一个单个的主体位置。

坚持作者-功能同样构成了一种掩盖事实的方式，它掩盖了一种无言以对——一个将自己看得太重的主体位置倾向去隐藏它的空洞命题。

正如他在直接提到新哲学家时所言：“思想愈是缺乏力度，哲学家的存在感就愈强。”换言之，坚持作者-功能就是一次反动，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只是隐匿了一种空洞；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则阻碍了创造性。

但与此同时，正因德勒兹对新哲学家的回应整体上与其哲学完美吻合，我们不免感觉到我们可以将其回应的本质当作一个清晰表达出来的范例，它为我们示范了德勒兹也有可能失败——他是如何辜负肯定的生成-能动（the  becoming-active ofaffirmation）。

“我的绵薄之力，”在他就某一问题给瓜塔利的信中写道，“远不足以回答或是参与任何辩论。”然而，他对新哲学家的回应则成了一个例证，它证明了他自己无法成功克服自己内在的反应冲动。

弗拉克斯曼认为，他对他们的一次公开回应（“我真的没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应他们。就这样了。”）明显就带有反应本能。他不仅需要对他们进行谴责，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承认与回应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哲学家很有可能将他的回应视作嫉妒的一种标志，他的哲学渴望的那种“天启式笑意与'生命’的创造性模态”压根就不存在。

在更为纯粹的观念上，德勒兹与福柯之间也存在纯粹概念上的分歧。举个例子来说，福柯对真理概念的回归便让德勒兹惊骇不已（“米歇尔彻底地疯了”）。然而，他们俩大相径庭的哲学分歧主要还是在于他们对于欲望与愉悦概念的不同看法。

在阅读福柯《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的第一卷本时，德勒兹就觉得他有一大堆异议。德勒兹于1977年就此话题给福柯写了一封信，并将其委托给福柯的助手弗朗索瓦·艾华德（FrançoisEwald）递送。正是因为这些评论最终成了他们之间交流的终结，这不禁使人揣测：福柯是为这封信所伤，他也并未回信，随即便决定再也不见德勒兹了。

收到信的那段日子里，福柯自己也在挣扎——因为他出版的这本书反响不佳，艾华德回忆说，福柯正在经历着某种危机。

尽管这封信落笔的口吻既谈不上带有私人性，也说不上具有谴责性，德勒兹表示，自他读过这本书之后，他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就米歇尔当前的研究来定位［他自己］了”。但艾华德反对将这封信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批评，他认为这封信甚至连争论都算不上。

相反，他认为德勒兹写作这封信的缘由在于：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朋友的处境之艰，因而，这封信实为“一封邀请函，友谊的真挚溢于言表，它诚邀其好友重启被中断对话”。

在他的信中——这封信随后于1994年出版，命名为《欲望与愉悦》（英文版出版于1997年）——德勒兹就他们对这些概念的不同理解列出一系列他与福柯相左之处。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对精神分析的指责，两人均认为精神分析劫持了性欲，但德勒兹与福柯也就是于此处分道扬镳的。

福柯最终拒绝欲望这个概念的可用性，原因在于它骨子里似乎不可避免地充斥着精神分析的话语。福柯故而将重心调整至愉悦这个概念，他进而开始写作关于性欲的三卷名作。

与之相反，德勒兹拒绝将愉悦视作与个体性和匮乏相关的概念，由此，他展开了对欲望概念的重新思考。这些分歧明显与性欲问题直接相关，但在涉及权力问题的时候，这些分歧更广泛地说明了德勒兹和福柯的著作中的一些核心差异。

在德勒兹看来，正如他于《福柯》那本书中所说，在福柯关于性欲著作的第一卷中，他对权力关系的关注造成了一个僵局，这个僵局使得抵抗的可能性变得孱弱无力，然而对福柯而言，这一关注恰好使他能够发展出生命权力（biopower）这一重要理论，这在其性史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朋友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他们后来也都为此遗憾。于1984年6月逝世前，病床上的福柯的遗愿之一便是再见德勒兹一面。尽管这一遗愿并未实现，德勒兹还是应福柯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尔（Daniel Defert）之邀在福柯的葬礼上发言。

不久之后，也就是在1985年至1986年间，德勒兹在巴黎第八大学开展了关于福柯著作的一系列讲座，场场座无虚席；同时还完成了《福柯》一书的写作（于1986年出版）。

德勒兹曾说，这本书源自他自己内心的一种需求，他深受已逝挚友未完成作品的鼓动。尽管他们分歧的巅峰常常被视作一种断裂，但无论是德勒兹还是福柯，两人从未将其视为他们哲学友谊的终结。

即使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他们还是继续往来通信，二人从未停止向对方表露自己对彼此著作的敬仰之情。正如斯蒂瓦尔所言，我们最好将其视为一种疏离，而不要将其当作一种断裂。

德勒兹自己也证实过这种看法，他认为占上风的是一种疏离感，但这种疏离却源自其他状况，而非分歧自身；那些状况迫使他们不再会面，而这种物理距离又造成了一种茫然感或一种疏离感。

德勒兹借用福柯自己对于激情的定义来描述二人之间的友谊——强弱相、白炽化、非稳定和摇摆不定——但他同时也确认了他们俩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拥有相同的哲学概念。

归根到底，就他对于友谊的理解而言，他似乎也在福柯身上发现了摩擦与灵感对于友谊的重要性。

他怎么看他并不重要，德勒兹说，只要我还没真正遭际这一连串声响，这些决定性姿势的声响、火绒与烈火燃烧思想的声响、专心致志与戛然而止的声响还有那让人触及温柔和顺之际又倍感“危机四伏”的纵情欢笑与莞尔一笑之声响——这一连串声响汇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组合，而其正名将是福柯。

在德勒兹于福柯逝世后写的这本关于他的著作中，德勒兹在他们之间辨认并发展出了一些丰硕的概念联系。在前面，我们注意到德勒兹是如何从巴洛克艺术和莱布尼兹那里拾起关于褶子的概念，然而正是受助于福柯，德勒兹才从该概念中发展出一种政治上可行的理解。

在这本关于福柯的书中，德勒兹讨论道：在完成《性史》的第一卷本之后，福柯是如何发展出对褶子的理解，以及该概念又是如何在随后的两卷本中成形。

德勒兹注意到福柯是如何在完成第一卷本后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僵局，这涉及如何就与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找到一种与自己的关系，德勒兹发现福柯在随后的两卷本中开始脱离这个僵局。

在第二卷本中，他开始展开的并非一种关于主体的理论，而是一种关于褶子的理论，好似一种主体化的力、一种向自我内部折起的力，它创造出了众多抵抗点。这种褶皱让抵抗成为可能，正如它产生出“一种特定的或集体性的个体化，而这种个体化与一个事件息息相关”。

鉴于他们共同参与的活动——例如他们1968年的政治激进主义以及他们试图就具体的斗争而不是普遍性的斗争来重新定位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将德勒兹与福柯的友谊之褶视作一个事件，由该事件孵化的新的、政治化的主体性就是对1968年的回应，即使他们所处的社会无力为之。

于1984年在《新文学》（LesNouvelles littéraires）上发表的一篇小文中，德勒兹与瓜塔利声称，即使历史学家在事实之后热切渴望为发生的事件复原其因果性，但一个历史事件内仍会有一部分从这种因果性中脱离或断裂——一种对可能性的重新引入。

“1968年的五月事件，”他们声称，“更多的是一个纯粹事件的顺序，它脱离了所有一般和常规的因果性。”它开启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主体性的生产。

一旦发生这类事件，社会就必须站出来，并形成“与这种新的主体性相匹配的集体性的发声代表”——它需要动员创造力和进取心以回应这个事件所开辟的可能性。

德勒兹与瓜塔利表示，法兰西对此无能为力：它“从未为其人民提出任何解决方案”。因此，他们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开门见山地进行批判——《68年五月事件从未发生》（“May '68 Did NotTake Place”）。

不似德勒兹与瓜塔利指出的“68”事件后的失败，在重新部署他们的构想后，我们可能看到，德勒兹与福柯的友谊的确产生于这个政治化的事件。福柯通常被认为是一位高度政治化的思想家，与其相比，德勒兹则常被诟病不够政治化。

原因就在于他没有涉足常规政治理论的倾向，也没有要去直接处理民主和正义这类话题的倾向；仅仅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他才明显吐露他的政治之忧，保罗·帕顿注意到，德勒兹没有对任何一位政治哲学家的权威性主张进行过回应。思庐edit

他的政治概念并不能如此简单地来界定；它不是他自己所描述的那种“多数主义”（majoritarian），即它不主要涉及现存的身份、党派或意识形态。与之相反，他的政治概念恰好依赖于破除这类结构的意义。但是，他的确涉足了政治。

德勒兹不仅与福柯一同参与了GIP，他反对对克鲁瓦桑的引渡，为支持巴勒斯坦的斗争写请愿书与干涉主义的文章，他还反对轰炸越南以及法国学术界对同性恋者的敌意与解聘，反对伊朗对人权的亵渎，反对对意大利哲学家兼激进主义分子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监禁与第一次海湾战争。

他对政治变革的兴趣通常被归因于他与瓜塔利的会面，伊恩·布坎南（Ian Buchanan）与尼古拉斯·索伯恩（Nicholas Thoburn）则表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我们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便可知晓，即使德勒兹与瓜塔利确保了他们的政治哲学绝不会被“重新装配为一种政治程序”，德勒兹的著作却越来越受到政治激进主义方案的挪用。

或许，倘若他真的写完了那本关于马克思的书——原定名为《马克思的伟大》（Grandeur  de Marx）（英译为The Grandeur of  Marx），他在快要逝世前与奈格里的一次访谈中有特别提到，那么，那种认为他不足以成为一名政治哲学家的观念将大受更改。

关于这本假定在写作中的著作，传言一直没有间断。有些人将德勒兹的表述理解为一种愿望的表达，认为他仅仅是希冀有一天能写出一本这样的书，但也有些人认为可能存在着这样一份消失的手稿，我们只是不知道它遗失在何处而已。

的确，格雷格·兰伯特（Gregg Lambert）就注意到，该表述已近乎一种“迷失的福音”的状态。那么，毫无疑问，鉴于这个清晰明确的政治-理论焦点，它极有可能引发对德勒兹著作的一次重新探索。

回到友谊的政治学中，假使瓜塔利的出现将一种更为明晰的政治性引入他和德勒兹的共同著作中，那么德勒兹与福柯的友谊则特别在德勒兹的著作中标出了其政治维度，即便是在并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在给德勒兹与瓜塔利的《反俄狄浦斯》的序言中，福柯写道：

这本书通常让我们相信它不过净是一些乐子和嬉戏打闹，但于此之间，一些关键性的东西正在发生，这些东西实则极端严肃：对法西斯主义所有变体的考究，从将我们圈禁镇服的十恶不赦的法西斯主义到其组成我们日常生活专制之苦痛的琐碎变体。

但是，只要我们好好看看福柯是如何将褶子这样的概念转化为想象中用于抵抗的政治工具，我们便能知晓他们的共同思考是如何成为一种政治化行为的。

借助福柯来阅读德勒兹便可将后者著作中的政治维度意义勾画出来。德勒兹与福柯在其友谊的褶皱上摩擦所引起的思考，又于他们的生活与著作中不断展开与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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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吉尔·德勒兹》

作者：芙丽达·贝克曼

原标题：一段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