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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吴兢的《贞观政要·卷二·论求谏》中，记录有贞观八年，唐太宗李世民对其臣下说的一番话：“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常常）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纠正）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积怨）。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顺序）。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让皇帝不高兴）。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违逆）。若即嗔责（发怒责怪），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唐太宗闲来无事静坐之时，便对自己进行反省，生怕对上不能让老天称心满意，对下不能让老百姓心无积怨，反映的是他作为一个被历史证明不愧为“明君”的皇帝，在其位置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既是体现了他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也体现了他对日后历史可能给他什么样的评价的重视与担心。——与那种“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看似潇洒实质混账的皇帝相比，唐太宗无疑值得后人的肯定。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指导，至少他不会胡作非为，为个人的享受之类而罔顾黎民之疾苦。更加值得我们称道的则是，为了做一个负责任的皇帝，唐太宗广开言路，努力倾听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并设身处地得替那些进谏之人着想：当他看到平时来奏事的人，表情有些异常，表现出畏惧之情的时候，他立刻联想到了那些前来向他谏言的人们，想到了这些人可能因为他的威仪以及将要进谏的言论可能拂逆他的心意心理负担加重，所以，他每当有人直言规劝使其改过的时候，即便所提意见与建议与其心意有违，他也不会认为对方是有意冒犯他。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他知道，一旦这样，那么，人们必然心存恐惧，日后他再也听不到率直之言了。所以，“不以为忤”无疑是这番话中的关键词。它是面对批评意见作为国君应有的心态：举凡进谏，批评是免不了的，所以，说的话肯定没有那么好听。没那么好听，是龙颜大怒，还是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肯定应该肯定的，宽容应该宽容的？而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假如你是真心诚意地积极寻求“谏诤”，那么，平和对待那是必须的；倘若你不过是叶公好龙，“纳谏”仅仅乎做做样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才是其内心真正惦记的，那么，肯定会是另一种处置的方式。而不同的处置方式，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那么，唐太宗对那些对他进行“谏诤”的臣子是怎么做的呢？贞观六年（公元633年）发生的一件事颇具典型性，可以说明问题：这一年，唐太宗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未必一定是因为说的都是好话，不只是邀请他们进宫“设宴为乐”，而且于认真地表扬了他们之后，每人赏赐了数量不等的绢——看，因为“谏诤”，有酒席答谢，有口头表扬，还有物质奖励，这样的好事，是不是让后代之人听着都眼红？唐朝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王朝之一，唐太宗能够成为最为杰出的帝王之一，是不是自有它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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