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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研读 6

 人教版高中语文 2011-07-05
  课文研读

 

 

文化背景

 

1.谏官制度

 

中国古代,皇帝的独断专行可以说完全是制度化的,皇帝批阅百官奏章疏报,直接决定国事,然后交付有司执行办理。其信息来自呈奏章的官员,但决策仅仅由皇帝本人进行。唐宋时期,实行三省制,由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门下省掌出纳帝命,拥有对中书省的草诏的审核权;尚书省负责具体贯彻政令。但皇帝独断的决策方式从未废弃。明太祖朱元璋时,甚至废除了丞相和中书省,自己亲自批阅文武百官的奏章,进行决策。

 

两千年间,皇帝直接批阅文武百官的奏章疏报,是朝廷决策的基本方式之一。百官的奏章疏报和朝议,是大臣发表政见的机会。为了保证信息的畅通,朝廷还设立了专门的谏官。唐初,政治比较开明,贞观以后,谏官尤为皇帝所倚重。唐代的谏官各有分工,散骑常侍掌管规谏讽喻皇帝和朝廷重臣之过失,谏议大夫负责谏论分析朝政的得失,补阙、拾遗之官负责朝仪供奉等事务的讽谏。如果遇到重大的军政事务,就在朝日御前会议上提出;若只是一般政事,则可以随时以书面形式上奏。

 

唐制规定,在宰相入宫内与皇帝研讨政事之时,谏官亦可以同入参加讨论;而当谏官与皇帝研讨政事时,则可以无须先通知宰相,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谏诤系统行使监督职能之路的畅通。唐时出现清明盛世,与谏官职权的提高有一定关系。以后,谏官制度又有所变化,不过,大臣对皇帝的规劝权实际上有所缩小。

 

谏官制度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有益补充,言路通畅对于国家政事的顺利流转有着重要的作用,古今的有识之士都从各个方面论证过纳谏之益,历史也证明了纳谏可以减少君王一人专权可能产生的弊政,而拒谏饰非则可能带来国家覆亡的危险。吴兢曾上疏玄宗极言“夫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一方面说“自古上圣之君,恐不闻己过,故尧设谏鼓,禹拜昌言”,另一方面说“不肖之主,自谓圣智,拒谏害忠,桀杀关龙逢而灭于汤,纣杀王子比干而灭于周,此其验也”。为了增强说服力,吴兢还就近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隋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亡憎谏,乃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大臣苏威欲开一言,不敢发,因五月五日献《古文尚书》,帝以为讪己,即除名。萧瑀谏无伐辽,出为河池郡守。董纯谏无幸江都,就狱赐死。自是謇谔之士,去而不顾,外虽有变,朝臣钳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孙剿绝,为天下笑”;另一个是唐太宗,“好悦至言,时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显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故外事必闻,刑戮几措,礼义大行”。

 

2.《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的著作,它以唐太宗君臣论政的言论为主,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以“君道”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宋以后历代君王对此书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因此,它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一把钥匙。

 

该书共分十卷四十篇,因其编辑是“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所以每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的,每卷大体上也有一个中心。它并不拘于描述具体历史事件,而是通过列举那些对后人有借鉴意义的君臣言行,显示贞观年间的政治面貌。分别讨论了为君之道、任贤纳谏以及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等道德准则和俭约、谦让等社会风尚,在崇儒、重农、刑法、贡赋、征伐、安边等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上,也都各有专门论及。可称得上“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

 

全书以《君道》篇为首,《慎终》篇为止,这种编排方式是有很深的寓意的,体现了吴兢的政治思想。

 

吴兢认为君主是维系一个王朝的关键所在。因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皇权是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特权,皇帝的英明或昏聩对全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影响极大。因此,有眼光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必然格外注重君主的个人素质。如唐太宗自己就很重视“君道”问题,他既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家,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的政治理论家,唐太宗在辞世的前一年(贞观二十二年)曾撰写了《帝范》一书,赐给太子李治学习。此书后来与《贞观政要》一道成为后世帝王的政治历史教科书。由此可见,“君道”乃是唐太宗政治理论思想的核心,吴兢是深得其中三昧的。《贞观政要》的其他各篇基本上都是围绕“君道”这一中心思想而发挥的,是“君道”在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慎终》篇为全书之末,体现了作者期望帝王能够兢兢业业、善始善终的深意。自古“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历史上的众多君王往往功成而德衰,就连唐太宗这样的英主也不能免。贞观中期以后,李世民面对自己的文治武功,骄逸情绪逐渐滋长,在用人、纳谏、司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傲物”的倾向。为此,贞观十三年魏征还上奏《十渐不克疏》对太宗提出了劝谏。

 

《贞观政要》虽然是一部集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术之大成的书,但书中反映出来的某些思想,如对人才的重视,对好的意见采取“从善如流”的态度,精简机构以提高行政效率的某些措施,以及希望国家大治、民族繁荣兴旺的政治理想,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并具有进步性和现实意义。

 

在《求谏》一章中,吴兢记录了很多唐太宗论述求谏的言论,这些言论很有系统性,是唐太宗在借鉴历史教训基础上得出的深刻认识。他一方面认识到帝王一人处政的不足,强调大臣进谏的必要性,要求大臣要行使规谏的责任,提出了“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理念。一方面又采取种种措施,鼓励大臣进谏。比如大臣进谏的最大顾虑当然是冒犯“龙颜”,为了打消这种顾虑,他明确表示:“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

 

 

 

内容理解

 

第一段

 

这一节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唐太宗积极求谏的态度;二是唐太宗对求谏的认识。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权威,有着无比的威严。臣子晋见,“瞻仰天颜”,总是怀着敬畏的心情,有一些难免就会“失其举措”。这在别的皇帝那里,可能就会治个“大不敬”的罪名,但唐太宗体谅臣子的这种行为,知道寻常晋见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是“抗言直谏”了,因此为了“闻谏诤”,“知政教得失”,放下架子,“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这对于“万人之上”的皇帝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唐太宗虚心求谏的态度。

 

接下来,唐太宗的一席话道出了他对于谏诤的看法。他先是用比喻类比的方式,指出就像必须照镜子才能看到自己的面容一样,皇帝要知道自己的过失,也必须依靠忠正之臣的谏诤。接着,唐太宗做了一个假设:“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假如皇帝自以为是,臣子又不加匡救,想要国家不危败,又怎么可能呢?换句话说,就是要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皇帝和臣子互相配合才成,不仅皇帝自身要谦虚谨慎,不能刚愎自用,臣子也要及时谏诤,积极匡救皇帝的过失,否则就会国家“危败”。而“君失其国”,直接的后果就是“臣亦不能独全其家”,皇帝和臣子的关系实在是唇齿相依呀。这里唐太宗实际上从论述“君道”转向了对“臣道”的论述。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唐太宗从隋朝灭亡的史实中寻找到了证据:“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他指出隋朝的灭亡虽然是隋炀帝的暴虐所致,但是臣子不能极言规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他希望公卿们借鉴“前事”,“每看事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唐太宗在这段论述中道出了自己对于理想的政体运作模式的设想──君主开怀纳谏和臣子忠直敢言的相互配合,这对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是有一定说服力。但是,在皇帝占主导地位的古代政治格局中,皇帝和臣子的地位并不是对等的,这种政体运作模式能否顺畅进行,主要取决于皇帝一方。隋朝的灭亡虽然有“臣下钳口”的原因,但这种局面的造成从根子上讲是因为隋炀帝的“暴虐”。

 

第二段

 

这一节君臣的议论还是围绕君臣的关系展开的。唐太宗发挥了他君臣互相配合的观点,把君臣比之为鱼和水的关系。在他看来,君臣都有正邪两类,正主和邪臣的组合、正臣和邪主的组合,都不能使国家太平。这是从反面做的论证,意在说明只有正主和正臣组合,“君臣相遇,有同鱼水”,才能“海内可安”。鱼儿有水才能活,离开了水,就成了枯鱼,这个“鱼水”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唐太宗这个君主对于臣子重要性的认识。由此,他对侍臣们做了一番勉励:“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这个“不明”“幸”有点谦虚的意思,但却不完全是客套话,里面也包含着他发自内心的对臣子的感谢以及对“直言鲠议”的渴求。

 

皇帝放下架子,向大臣表示了感谢,大臣也不甘落后,于是谏议大夫王珪起身而对。这一席话是承接唐太宗的话而来的,有点表明臣子忠心和决心、不辜负皇帝“厚爱”的意思。他首先用比喻类比论证的方式开始议论,他用木头经过墨线标定就能锯直,比喻国君采纳规谏就会圣明。这里有点劝谏皇帝广开圣听的意思,但接下来他用古圣先王的事例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则悄悄转换了话题,从君道转到了臣道,过渡点在“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古人发表政治见解,常常“言必称尧舜”,因为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都是古代具有大德的先王,是后世帝王学习的榜样和毕生奋斗的目标。但王珪发言的重点不在圣主,而在“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的忠直精神。言外之意,要以此作为学习的楷模,更何况现在唐太宗广开圣听、不耻下问、无所避讳,所以他们更愿意“罄其狂瞽”,尽其所能。这番议论既颂扬了唐太宗,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为唐太宗所称赞,由此产生了一个积极的后果:下令从此让谏官“预闻政事”,凡有所陈奏,一定“虚己纳之”。这是一项高明的举措,从制度上保证了谏诤官员行使监督权之路的畅通,唐时出现清明盛世,与谏官职权的提高应该说是有一定关系的。

 

第三段

 

这一节唐太宗的话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臣子规谏的必要性;二是纳谏的广泛意义。

 

唐太宗先列举了帝王“任情喜怒”的现象:“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导致“天下丧乱”。为避免这种情况,唐太宗认为大臣们应该“尽情极谏”。应该说唐太宗这个皇帝做得还是很谨慎的,他对于历代王朝覆亡的教训有着深刻的认识,夙兴夜寐,都在思量如何避免重蹈前代的覆辙。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看到中国历朝周期性覆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本身,但还是认识到帝王一人专制,可能会随个人喜怒处理国家大事的弊端,因此试图通过臣子劝谏进行补充。这在他的立场上,在当时社会,都应该说是很高明的思考。

 

不仅如此,唐太宗还把纳谏的意义扩展到大臣身上,指出不仅我做皇帝的要接受劝谏,你们做大臣的也要虚心接受别人的“谏语”,不能因为“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接着又用一个反问做了进一步强调:“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这就使得求谏、纳谏的意义扩充了,泛化为听取意见和建议的意思,这对于今天我们每个人的为人处事无疑都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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