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资料图）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北大国发院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表示，中国下一步要稳健地推进金融开放，但同时要平衡开放和稳定之间的关系。他表示，开放是要使得将来资本的跨境流动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自由，但同时也需要我们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来保障金融稳定。
以下为演讲实录节选： 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讨论。我想分享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我觉得现在的开放政策应该是我们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保障。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讨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时，国际投资者之间引起了一些猜疑，他们感觉中国将来的政策是不是有内向的趋势。如果我们把双循环放到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当中看，应该是可以避免这样的解读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来就只做国内的事情，跟国外隔绝。 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像船一样，在使劲往前发展经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船比较大，有一些船比较小，有一些比较落后，有一些比较现代化。过去四、五十年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多船都是绑在一起使劲往前跑的。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我们讲“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在我看来，这其实就是在搭全球化这趟快船。当时，我们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想要把经济发展上去，当然可以用自己的桨使劲往前划。但是“欧美经济”这艘船跑得很快，我们用一条绳子把他们的船和我们的挂在一起，我们搭他的国际大循环，跟着他一起往前跑。40多年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船的速度在不断放慢，而且老是有人砍你的绳子。那你还要不要一直挂着？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一直在讨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我们的目的不是说将来不跟他们一起走了，而是国内国际合作，大家一起走。中国还是要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的，中国将来还要使劲往前跑。如果做得好的话，中国将来就是会带很多人一起往前跑的那艘大船，或者是大船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大家就一定能认识到：国内的事情要做好必须要开放，完全靠自己是做不起来的。只有开放，中国将来才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能不能将来带着欧美的经济体一起走？我们不确定。但是我们起码可以和“一带一路”上的很多经济体一起往前走。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开放政策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因为现在说“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们的政策就变得内向了。 第二个观点，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稳健地推进金融开放，但同时要平衡开放和稳定之间的关系，这是很多国家都曾碰到的问题。 过去40年间，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个上面是栽了跟头的。因为放开了金融，很多国家有了金融危机。但是也不能说，有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我们中国就不往前走了。将来，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大海中的一艘巨轮，这对我们的金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过去金融改革40多年里有一些很重要的特征，第一是规模比较大，第二是政府干预相对多，第三是监管比较弱。这些问题将来只有慢慢改变了，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一艘世界经济大海上的大船。 具体的工作目标，概括起来就两条。第一条，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金融要“干他的活”，要帮助成为经济往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第二个也很重要，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就是尽量不要在往前跑的过程中翻了船。 金融开放就是做到前面这两条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金融开放内容很多，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银行、保险、证券等这些服务业都在不断地开放。过去几年，我作为中国的学者在国际上跟其他国家的学者交流时，我也表示中国还是要开放的，还是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经常有人问：“说了那么多，证据呢？”我觉得在金融领域，证据是实实在在的。大家都知道，发了很多牌照、取消对国内经营股权限制……这些服务业的开放举措都是非常明显的。将来的服务业开放不仅要继续往前走，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过去，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开放是正面清单的开放，就是说“能进来做什么，就做什么”。今后，我们要逐步走向负面清单的开放，就是“没有说的你应该是可以做的”。这是高标准、世界级的金融开放做法。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要做的事，就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因为资本项目开放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好处，但它也可能会带来风险。开放当然是要使得将来资本的跨境流动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自由。但我们也需要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来保障金融稳定。 对此，我简单说三点。 第一，我们要尊重、遵循改革的次序。对一些没有做完的事情不要轻易地走下一步。比如人民币汇率如果不灵活，你把资本项目开放了将来还要走回头路。 第二，我们要引进一些宏观审慎政策。开放当然是好的，但是有一些过度的开放，比如说短期资本跨境大进大出，对金融稳定是不利的。我们能不能在一开始的时候设置一些办法，防止风险累积？宏观审慎政策是我们下一步构建总体金融稳定体系和开放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第三，这个问题是有很大争议的。什么样的资本项目管理政策是合理的、可接受的？政府能不能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一些管制？一般来说，经济学家是不太喜欢管制的，因为管制肯定是有效率损失的，但我的看法最近有一些改变。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如果你的市场机制是成熟的，跨境资本流动不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这当然不应该管制。但是过去50年的经验教训是，很多国家放开之后，引发了很大的金融危机。这时候，我们不是要在最好的效率和有效率损失之间选择，而是在有效率损失和巨大的金融危机之间选择。你会选哪一个？我会选一个保留一些跨境资本流动，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效率损失，但能尽量避免金融危机的做法。归根到底，经济政策的决策，包括金融政策的决策，最后都是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权衡。很多最优的选择是在教科书当中才有的，在实际中只有权衡利弊。（编辑：马宇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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