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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硬怼的文化争锋:丛林法则与道法自然

 京都闻道阁 2021-03-26

本阁作者文集:崔桂忠  杨德振  曹旭  

易书生  彭化义  师利国  赵萍 

文丨易书生

近日,与朋友闲坐,说起近期的外交风云,拜登政府对中国开始的围剿,进入到白刃战。中国外交部火力全开,奋勇迎战,正如华春莹所说:“美国及其'五眼联盟’的盟友,的确我们看到他们是进行了协调,摆出了一副要打群架的样子,他们的嘴脸不禁让人想起了当年的八国联军。”她还说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坦坦荡荡致力于同所有国家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看看世界地图就知道,中国的朋友遍天下,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西方霸权世界已经百年有余,无论他们以修道士的面孔、战争贩子的嘴脸,还是举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到处煽风点火,他们走的是霸权主义路线,崇尚并且极力向各种文明渗透的文化是“丛林法则”,以“丛林法则”来诠释他们行使霸权、欺凌弱小、自封“人权判官”、充当“人权教师爷”、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嚣张跋扈恣意妄为等等的恶霸流氓行为,自以为世界警察,任意践踏他国尊严和主权,制定自以为是的单方面“规则”,搞自己例外的神话。人类世界因为他们而没有和平,因他们而动乱不休,也因他们而备受欺凌。中国外交的强势反击,归根结底,是华夏文明对霸权主义说不,对他们所奉行的“丛林法则”说不!

第一个问题:西方人奉行“丛林法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西方人所奉行的“丛林法则”,最早可以追溯的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西尼,他在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时,曾讲述一则寓言故事:丛林里的动物们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建立一种丛林里的新秩序。兔子抢先发言:“丛林里的动物应该一律平等,丛林里的事情应该大家一起讨论,再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兔子的发言得到了麋鹿、山羊、松鼠等许许多多小动物的热烈支持。就在大伙儿要鼓掌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狮子发言了,它亮出自己的利爪大吼一声:“我反对!”于是,小动物们纷纷四散而走,丛林又恢复了它原有的秩序。

18世纪英国作家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在1894年的儿童故事《丛林之书》中,也描述了森林中弱肉强食的运行法则,小动物、年老、体弱、受伤、残废的会给猛兽吃掉、或病死、饿死,给自然规律淘汰,余下强壮、聪明如人类的则可以进化,继续繁殖生存至今。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也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在此基础上,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还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也跟自然界一样,存在着生存竞争。在竞争中强者生存下来,而弱者则被淘汰,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进步。

这些思想和观念,将自然界生物学方面的运行,抽象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律法则,实际上也就是野兽的“食物链”法则,被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应用到社会哲学、人类学、优生学、政治学、经济学、投资学等诸多的方面,视之为至宝、天条,不仅在十九、二十世纪广泛流传于欧美各国,而且发展至今,已经深深地刻入西方文明的骨子里。

第二个问题:与“丛林法则”伴生的还有“海盗文化”及恶人政治。

伴随着这样的思想文化发展,从公元8世纪到公元11世纪,也就是罪恶的“维京时期”(维京人即北欧海盗)欧洲海盗猖獗,侵扰欧洲沿海和不列颠岛屿,还建立了冰岛、丹麦、基辅罗斯等国家;16至18世纪,伊丽莎白女王默许海盗掠夺,因为有着“私掠许可证”,英国海盗盛行,被称为“海盗国家”。被描绘得高大上的“五月花号”开辟北美,对原住民印第安人的烧杀掳掠,本质与海盗也是一样的。至今,欧美海盗文化盛行,在英国等国家,不少人还以自己是海盗后裔而自豪。不要以为说到不喜欢约束、喜欢自由自在、喜欢追求刺激、喜欢探险,就是另外的一种崇高,文明社会里,那些监狱里的罪犯,大多数不就是这样的人吗?而在西方的文化语境里,海盗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冒险精神等实际上也都是海岛文化的衍生品,哪怕是抢劫,只要能发财,也是被认可甚至是被推崇的。

由思想观念上的“丛林法则”,到现实行为中的海盗文化,这些才是西方文明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文化之核,进而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政治上,他们趋向于运用“丛林法则”,推举最坏最恶的人担任“头头”,即西方政治学里很有名的“恶人政治”:由最不合格或最不讲道德的公民进行的管理。军事及对外交往上,他们推崇强权政治,就是如海盗一般,凭借军事经济实力的优势,推行炮舰政策及霸权政策,崇尚“强权即公理”。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库帕曾经在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编写的《重组世界秩序——“9·11”事件的长期影响》中,明确提出:“在我们中心,我们按法律办事,但是当我们在丛林中行事时,我们也理当行使丛林里的法令。”这里所说的“丛林”便是“欧洲大陆之外的旧式国家”。10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说:“10多亿中国人如果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这是根深蒂固的强盗逻辑。

第三个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道法自然”是人向自然学习,而非还归于兽。

中国文化自古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居四大之一。中国古人在法天法地的过程中,自然没有忽略森林里发生的一切,但是,一直没有忽略作为人的自我存在。

譬如,《黄帝阴符经》云:“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也就是说,观察天道,按照天道法则行事,万物奥妙尽在其中。天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之法,懂得其中奥妙的人会昌盛,宇宙虽大,尽可了然;千变万化,皆在手中。《易经》阐述的更是万事万物变化的道理。诸如此类,都是中国人学习的,是包括了丛林法则的天道法则。

可以说,西方人看的是森林,中国人看的是天下,天下有多大,视野就会有宽广,以上善若水之情怀,利万物而成万物,即站在人的角度上以自然为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应该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第四个问题:中西方对人兽之别的认知有差异。

西方文明并不是没有审视过人兽之别。黑格尔说:“人兽之别就由于思想,这句话在今天仍须常常记住。”但是,他却强调:“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由于人有思想,已经是一个古老的成见,一句无关轻重的旧话。这话虽说是无关轻重,但在特殊情形下,似乎也有记起这个老信念的需要。”卢梭也曾经有过论说:“在一切动物之中,区别人的主要特点的,与其说是人的悟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马克思则提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西方文化启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关注人性、注重人性、研究人性,但是,很遗憾,在利益面前,所有关于人性的研究和论调,都服从于现实的“丛林法则”行动。

对于人兽之别,中国有着更多更深的探索:《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仪礼》云:“禽兽知母而不知父。”《荀子》说:“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礼记》云:“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又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惟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墨子》:“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 .... 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董仲舒:“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

受西方文化影响,现在人兽关系似乎是被刻意模糊,乃至道德底线也要被模糊掉,甚至到了人兽不分的地步,并不是好事。人有人道,兽有兽道,各安其道,才是物种之理。

第五个问题:中国文化排斥“强盗文化”,推崇的是“内圣外王”之道。

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排斥“强盗文化”。中国人推崇江湖,乃至赞许“盗亦有道”,因为其中有“义”。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文化关注的是杀戮,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是“礼”。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文化关注更多的是人,是人类的文明。这种文明,师法于自然,但是又是以人为根基,万物法相,人是根本。推崇的是远离兽性的“内圣外王”之道,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内修的济世功用,以实现个人理想和达济社会、道德与政治的统一。“王道”,是刚柔相济,可以和而不同。

人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其中,自然属性也就是人作为生物体本身所具有的那种特性,但是,人又是社会实践中教育和社会的产物,人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具有作为人的特性,否则,只能算是空有人的躯体,譬如自幼生活在动物群中的狼人、猪娃。所以,作为人的发展,或者说人类的发展,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都需要注意到,否则,就会陷入“非人”。

“内圣外王”之道,是一种人格追求,或者说是一种比较高层次的人格追求,尽管实践起来困难比较多,但是,对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影响很大。它的好处是不断认清和拓宽了作为人的存在和发展的道路,坏处则是很容易就陷入低层次循环,圉与人自身而不能向外,即陷入僵化和教条,保守和中庸,成为很容易被同类欺负的老实人。近百年来被欺辱的历史,于此文化不无关系。

中国太注重作为人的人格和道德上的约束,所以,除了受到威胁的时候,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之外,一般情况下都是温文尔雅,甚至外观上显得软弱可欺。

我想,鲁迅先生在说“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的时候,也正是国家和民族处于积贫积弱的历史阶段,很多人打量“丛林法则”时,难免会有深深的刺痛感。

第六个问题:“丛林法则”绝非天道,至少因果法则居其之上。

丛林法则是杀戮规则,不是森林持续发展和各类物种相互依存的法则,“食物链”的强大也都是相对而言,并不是绝对。再低级的生物,也有其生存的价值。再强大的生物,“生物链”的断裂,都将面临生存危机甚至物种的毁灭。

凡是皆有因果,正如美国现在张牙舞爪,有其深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深挖下去就会有趣的发现。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的原因,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佛教也有一个因果论:一切法皆是依因果之理而生成或灭坏。因是能生,果是所生。而且,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由因生果,因果历然。十界迷悟,不外是因果关系。道教文化也有“天道报应”“承负”之因果论。

可以说,那些将“丛林法则”奉若圣经,视之为不二的天地法则,是一叶障目了。丛林法则值得注意,需要深入探讨,但是,它并不能代表天道,正如,西方文明决定不了整个人类的走向,人类仅靠“丛林法则”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和进步的,顶多是强盗实施了最新一次的抢劫而已!

我认为,中国外交自卫还击的力度,堪称近四十年来最强劲,一方面是被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逼到了墙角,另一方面却来源于自我的实力和信心。一月中旬的时候,曾在网易看到一条据称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个“内部讲话”,其中有一段话提到:“国际秩序正在被一种全新的方式给颠覆,而且我敢肯定的说,这是我们历史上经历的一次重大颠覆,它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具有深远影响。它是一次国际秩序的转型,一次地缘政治的整合,更是一次战略重组。是的,我必须承认,西方霸权或许已近终结。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自18世纪以来,以西方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我们习惯了这种伟大,它让我们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掌控着绝对的支配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龙在这里提到:“我们不说别的,光是他们(新型大国)的政治想象力,都要远比今天的西方人强,他们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开始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哲学和文化’。他们不再迷信西方的政治,而是开始追寻自己的'国家文化’。这和民主不民主无关,印度是民主国家,它也同样在这么做,寻找属于自己的'国家文化’。当这些新兴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国家文化,并且开始坚信它时,他们就会逐渐摆脱西方霸权过去灌输给他们的'哲学文化’。而这,正是西方霸权终结的开始。西方霸权的终结,不在于经济衰落,不在于军事衰落,而在于文化衰落。当你的价值观无法再对新兴国家输出时,那就是你衰落的开始。”

不管这个讲话的出处与真伪,至少,这个“讲话”提到了:“他们不再迷信西方的政治,而是开始追寻自己的'国家文化’……他们就会逐渐摆脱西方霸权过去灌输给他们的'哲学文化’。”当前,发生在外交上的文化争锋,也预示着中国哲学文化方面的一个新的觉醒和进步,这,非常值得期待!

2021-3-25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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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易书生,闻道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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