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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金陵支队队员、南下干部陶子平 
我原名柯炘远，南京人。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南京附近战况惨烈，我随家人“跑反”到江北的六合县。直到1939年，我们家才回到南京城。重回南京后日子却并不好过，从下关进挹江门时，要排队向守城门的日本兵鞠躬，如果有没鞠躬的轻则重扇耳光，重则遭到日本兵的残杀。日本兵还会在每个人身上摸摸，看看是否挟带“乱七八糟”的东西。 1942年秋天，我当时12岁考入钟英中学学习，钟英中学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所私立中学，这所学校也有很多进步青年，我在钟英中学的学习期间受到同学们的影响爱国意识得以进一步启蒙。南京沦陷后国破家亡的状况使我痛心疾首，日本宪兵荷枪实弹时常来学校骚扰，不想当亡国奴的心境十分苦闷。我三哥柯西平（后为地下党员）也在钟英中学学习，他比我高一年级经常和班上同学探讨国家向何处去，组织小社团“洪流”，即“洪流”剧团前身。我受其影响耳濡目染，也开始阅读《复活》《灭亡》等进步书籍。 1943年秋，中共地下党员刘鑑农来南京开辟工作。通过“洪流”剧团与我们这些爱国青年接触，大家开始接受革命教育、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我也是从那时开始决定参加革命为民族做点事。1945年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日本投降，我和同学一起接到中共南京工委的指示，要我们在南京城里张贴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和欢迎新四军的进城布告扩大影响，我们完成了任务，引起了南京城内的轰动。 1946年8月7日，南京五中学运负责人买德申同志找我接上关系，我正式光荣入党。当时在南京白色恐怖氛围中地下工作必须非常隐蔽，我入党时和买德申两人从白下路小火车站沿着小火车铁路走到武定门，我们边走边聊装做普通行人，入党宣誓便在铁路上一边走一边进行。（两大男人这场景哈哈 ）入党后我和买德申、金基平（由我发展入党）一起，成立了三中第一个党小组。 1947年南京地下党发起助学运动，以为贫困同学筹措经费为由组织大家发起义卖活动，所得钱全部资助家庭困难的同学，当时影响很大。我们团结同学，组成三中助学会。通过我们地下党员们的共同努力，三中成了南京市中学第一个合法搞学生运动的学校。 1948年三中毕业后，我因拒绝参加学校的三青团组织，拒绝加入国民党，没有办法成功上兵工大学。为了养活自己只得考入《中国日报》记者，希望凭借这一身份做掩护既能获得生活来源也可以从事秘密地下工作。但因我曾多次参加助学运动，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注意。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特务冲进南京大学对进步学生实施大逮捕，我有暴露身份的危险经上级党组织安排让我们几位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转移到解放区。 1949年1月16日，淮海战役国民党军惨败，江北到处是国民党败军，南京地区已经戒严根本出不去，我和几位同志一起，准备从安徽马鞍山采石矶地区渡江撤退到皖西解放区。我们一行20余人乘坐一艘木船准备渡江，但想要过江并非易事。渡口处有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保安团，所有过江人员都要查验身份证。而江上国民党军巡逻艇驶来驶去，气氛紧张。 在木船上，国民党宪兵检查时注意到我，他们查验证件人证对不上，宪兵撕了证件大声质问，危急时刻需要镇定，我亮出《中国日报》的记者证，声称去安徽找亲戚，我亲戚就是皖西一带鼎鼎大名的“周三爷”，才得以过关放行。（“周三爷”周群，其实是我们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派出的，位于安徽宁国万家村的南京联络站负责人杨少庭） 经历一番波折我们来到刚刚解放的合肥，终于找到了南下的解放军并被编入金陵支队。金陵支队是从晋冀鲁豫、山东、豫皖苏等北方老解放区为接管南京抽调的一支干部队伍，由随军南下的解放区干部和撤退到解放区的原南京地下党员组成。在金陵支队，刘伯承司令员对我们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关心爱护。我就留在二野调查研究科，整理情报资料。 当时中央对南京的接管政策是“盖锅”政策，即用一片片的锅盖把“锅”盖起来，然后按系统原封不动地整体接收。我们调查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南京的地情资料，分析补充新情况。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合肥。当夜我们便跟随刘伯承部队，向南京出发。4月27日我们到达江边时已经没有渡船幸好南京地下党支持下乘坐“京电号”小轮船渡江时，有记者准备给刘伯承司令员照相。看到我们站在一旁，刘伯承司令员亲切地喊道：“小鬼们，一起来照个相吧。”进城后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布告上盖图章。盖章盖到大拇指磨出水泡，布告却还不够用。后来我找到曾供职的《中国日报》馆，拿了《约法八章》布告的样子，用石印印刷了若干份才应了急。 1949年5月1日，中共南京地下党员们和随解放军南下的干部3000人在南京国民大会堂会师，我们地下党员终于从地下走到了地上，我和同志们一起，开始建设新南京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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