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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远赴凤翔府，不是只为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当好这个凤翔判官，给地方百姓做实事才是本职。转眼已是嘉祐七年（1062）正月，苏轼在写给宰相韩琦的《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叙述了自己的到任经历：
 从文中可以看出，自苏轼到任以来，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了解当地情况，在他看来，既然当了这个小官，核判五曹文书等本职工作自然不能怠慢，同时更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解决民生问题。凤翔地处宋朝与西夏的交界之处，是边防重镇。当年西夏年年入寇，边境不得安宁。庆历四年（1044）双方达成议和后虽然停止战争，但宋廷每年还要给西夏输送各种银两、绢帛，纳贡造成的财政压力自然也转嫁到百姓身上，尤其是边地百姓更是为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此外，凤翔府还有两个重大任务，其一是每年要砍伐终南山之木，编成木筏，从渭水放入黄河，运往中央以供皇家之用。其二是要负责向边防军营运送粮草，因凤翔府为防御西夏的重镇，故而守军较多，运粮任务也较其他地区更为劳累。这些活由谁来干呢？都是靠“衙前”制度征召而来的老百姓承担。 衙前制度沿革于唐，不过唐代的衙前军并非官役，入宋之后，衙前最初无固定役法。到宋仁宗初期，有派里正轮流担任的“里正衙前”，募充的“长名衙前”和以富户承充的“乡户衙前”等名色，而后逐渐成为官府征召百姓进行义务运输的一种政策，职掌官物押运和供应，但如果运输出现失误导致物资损毁，运输者还要担负赔偿责任，这导致承役者往往赔累破产，堪称北宋负担最重的差役。宋夏停战至今才过去十几年，各地元气尚未恢复，又遇到衙前这样的苦役，自是民怨沸腾。 苏轼亲自考察，问遍服役的百姓们，听取老校的意见，很快，他认为衙前之役的确是一项弊政，必须尽快改革。苏轼在写给韩琦信中直言这一政策“破荡民业，忽如春水”，希望朝廷能够重视。然而一项制度不可能说改就改，苏轼决定不再等朝廷的政令，直接对当前衙前之役进行详细调查，发现这个制度之所以常害得百姓倾家荡产，主要是因时间没有安排好，官老爷们不调查研究，随意发号施令，常在汛期下令运输，造成许多不必要损失。苏轼发现问题后决定在运输时间上作调整，趁黄河、渭水的汛期来临之前，由负责运输者根据水情自行决定时间，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规避风险。果然，经过这番调整，凤翔府地区的“衙前之害”比以前减少了一半以上。不过，役法问题在之后的变法中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苏轼也深深卷入其中，人生轨迹也因其改变，这是后话。 到了三月，凤翔又遭逢旱灾，苏轼亲自到太白山上的上清宫为百姓祈雨。数日之后，久旱无雨的老天竟然下了场小雨，但这点微雨不足以解决问题，苏轼又陪同知州宋选一同祭祷。不久后果然天降甘霖，百姓无不欢呼雀跃，苏轼更是将屋舍以北之亭命名“喜雨”，以散文形势书成名篇《喜雨亭记》，“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到任以来初露锋芒，从领导、同僚到百姓，苏轼可谓有口皆碑，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官员而言，这样的成绩已十分了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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