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背景：BC81 武帝去世后，汉昭帝始元6年举行的盐铁会议 大背景： 1.汉初实行黄老之学，经过高祖、文景祖孙三代的积累，为汉武通西域，征匈奴积累了资本。 2.地理上遇上小冰期，北方游牧民族生存环境恶化，南下侵袭。 3..为了抵抗游牧民族，边疆战事增加，财政数字不免上升。 4.武帝时期大一统政策，工商业发展，非耕地（山泽林海）收归国有，由政府经营。 5.存在阶级：①地主阶级 ②农民阶级 ①地主阶级：贵族官僚（占有政治权利+土地）、地主豪强（占有宗族势力+土地）、商人（占有货币权力+土地） ②农民阶级：自耕农、佃农。既要防止天灾人祸、又要防止地主阶级的剥削（“中央三十税一，豪强十税五”）。一旦破产，出路有且只有四条：当流民、当佃农、充军、造反 交战双方： 桑弘羊，御史大夫（监察首长），身份是官僚+商人。基本观点：盐铁应该官营，国家要发展工商业、运输业，和农业互通有无，促进社会发展。 贤良方正，也称贤良文学，是通过察举制入仕的一批人，身份是豪强+儒生。基本观点：反对开放盐铁。鼓励工商业发展会导致农民趋利，田地抛荒，败坏风俗，不利于统治。支持用礼义教化百姓，防止百姓滋生贪欲。 贯穿全场辩论的四个基本问题： 1.重农or重商？ 2.盐铁、酒榷是国有化or私有化？ 3.对于游牧民族是以德化之or以武屈之？ 4.政府垄断盐铁是与民争利or富国之道？ 节选片段： 桑弘羊（下称羊）：土地丰厚而农民却挨饿是因为器械不备；山海之货丰富而人民却不富足是因为商工不备。所以要发展工商业，让农民有劳动的工具，让人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商品。 贤良文学（下称文学）：农民挨饿是兴工商而农荒芜的缘故；人民不富足是不努力生产人们必需品而制造了过多奢侈品的缘故。前朝抑制商人、堵塞求利的门路尚且还有人为非作歹，更何况朝廷带头谋利呢？ 羊：政府掌握实物，贱则买，贵则卖，谋利的不是商贾，故曰“平准”；运货时在各地设置运输官，便利运输，减少运费，故曰“均输”。平准和均输都是为了百姓，这不是带人民谋利犯罪。 文学：以前向百姓征税是征收当地生产的特产，不征收当地生产不出的。所以农民缴纳农产品，妇女缴纳纺织品。现在要他们放弃生产的东西，向他们索取生产不出的东西，他们只好贱卖物品来还政府需求的物品。有些官吏使用欺诈的手段，低价收购，加重农民困苦。未见输之均也；官府乱发号令，垄断市场，什么东西都收购，所以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商人就会牟取暴利。官吏自己经商，和奸商勾结，富商囤积居奇，低买高卖，未见准之平。 （后面地辩论内容很精彩，还有关于铸币权的讨论、甚至直接对对方骂的。当时看呆了，手写没来得及记那么多，这里就只放一段。以后骂人找不到话回去看看，还不带脏字[狗头]） 评价： 贤良文学看似维护的是民，实际上维护的是豪民；看似抨击的是官僚，但本质上却没有提出国家提供公共品的责任与义务。推广到现代，就是利益集团借“与民争利”抨击国企垄断，从来不讨论国企存在的意义。国企垄断背后是国企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和义务。私企以利益最大化为准则，而国企兼具利益最大化和承担社会义务。两者矛盾时，国企必须以后者为最高宗旨，否则国企存在毫无意义。 对于游牧民族到底是以德化之还是以武屈之？实际上这样问的话，就在潜意识已经将二者对立起来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两者相结合，不要搞割裂。当十万铁骑南下时，你能跟人家单于说四书五经讲仁义道德叫他不要进犯吗？人家说我也不想但是我挨饿的族人怎么办呀？；长期征战不得人心，将士疲惫，军政负担大，国内生产迟滞。显然以武屈之也不是长宜之计。 桑弘羊在辩论中已经回答了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责任和义务问题，建立国营盐铁酒榷，是为了将豪民之利归为国有，充盈府库，能解决财政军费当务之急。设平准均输是为了实现宏观调控，平抑物价，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商品自由流通。
西汉中期，有时商业繁荣与国家经济发展并不同步。有时商业繁荣甚至是社会动荡的象征。 原因何也？ 在当时，生产的商品并不面对社会定型需要，而是面向高层次（贵族豪强）的消费。因为小农经济仍占主导。若商品化程度提高，是由于技术水平和生产管理方式的改进，那么则与社会经济发展成正比例关系；反之，若剩余产品的增加和商品话程度的提高是由于剥削手段强化，那么成反比。 而地主经济显然为后者，在这时农民被迫卖必需品来换取必需品，而不是卖剩余物品。 打个比方说：我家既种田也织布，妻子和你育有两个孩子，一天3餐，一年一家老小吃250g*3*4*365取个整也差不多等于1100公斤。目前已知汉代换算成现代亩产粟140公斤，1100/140=7.8亩。你比较幸运，生活在汉代，田税三十抽一，加上七七八八其他人头税和徭役，假如你生活的年代执政的是一个明君，差不多就要10亩地。地主也是个带善人，跟你说三七开，他三你七，那么至少就要9/0.7≈14.28亩。于是你决定种上个20亩。妻子也很贤惠，一年下来织3匹布，足够为每个人准备一套冬装一套夏装了。 你和妻子一年下来起早贪黑，日晒雨淋种上个二十亩地，只盼能养活一家大小的同时还有点多出来的积蓄谷物，用来过年过节到集市上给妻子和孩子买点东西。 别看十几亩地少，一亩地666平米，纯体力活放到现在两三亩地没种上就已经累的哭天喊地了。 这里还只是以最理想的情况估计，不排除实际上不止2个孩子，父母是否健在，地主是不是带善人等等。商周时期的井田制人均七八十亩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你掰着手指头算，不出个七八年，就正式踏入小康了。 两年后，地主有一天突然跟你说，他的地另一个大地主兼并了，听说那是一个京城里的大官，这次回家乡置办田产来了。 第二天，新地主派来的伙计们找上门来，还是三七开，不过这次——他是七，你是三。 好家伙，直接9/0.3=30亩，现在20亩根本连养活家人都不够了，还要多给上10亩才行。你气愤地大拍了一下桌子，妻子闻声而来问你发生了什么。你一五一十对妻子说来，妻子很体贴，说要不咱们凑合一下，两年换一套衣服，用多出来的布来换谷子给地主交税吧。 于是乎，地主经济会导致农民被迫卖必需品来换取必需品，而不是卖剩余物品。 历代王朝后期好像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个现象。 剥削强化→地主阶级剩余产品增加→商品化程度增加→官僚豪强奢侈消费潮→社会形成腐败风气→剥削强化 这样产生了一个循环链。 官僚豪强把金钱投入到奢侈消费意味着再生产受到限制。而当剥削强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导致小农破产，破产之后就只能走文章前面提到的四条路。 所以，王朝末期，商业畸形繁荣是社会经济关系脱离常轨的表征，是社会危机爆发的先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贫富阶级分化。
回到辩论上，桑弘羊的核心思路是攻击豪强谋利，把财富积聚到豪强，这会削弱国家的力量。 文学的核心思路是攻击盐铁国有后，会导致贪官污吏以权谋私，导致人们追利而不误农。 很简单，桑弘羊观点的本质是集权问题；文学观点的本质是吏治问题。 桑弘羊解决了国家命脉资源的所有权归属国家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全民所有这个分配权的问题（也就是贪腐问题怎么解决）。 桑弘羊自始至终未提及整顿吏治，（这可能跟他的利害相关，或者是作者桓宽漏记，因为桓宽作为儒者，他是站在文学这边的）这是他的局限性之一。 全篇总结： 国营+私营是相辅相成的。这里的国营指的不是垄断。若垄断经营，则会失去市场调节；若没有国营，则资源命脉会被资本所掌握，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株小韭菜，那时候就危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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