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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班级规模特大——60人（后来有几位同学转到其它系科），是今天许多大学一般班级学生数的两倍。之所以如此，相信应该与文革10年大学停止招生，耽误了很多人的读书的机会，而国家努力创造机会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大学读书有关。二是同学的年龄跨度惊人——最年长的是32岁的季君，最年轻的是只有16岁的姚君，前者的年龄竟然是后者的两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前者已经高中毕业10年开外了，而后者却是1977年那一年的应届毕业生。并且，这一届应届毕业生，因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领袖指示，小学只读了5年，初中加高中也只读了4年。三是同班同学高考的成绩相差很大——最高分达到320分开外，如果不是因为“已婚”等因素，这些同学完全有资格进入一流大学；但最低分仅仅200出头，勉强达到高考录取最低分数控制线。为什么？因为我的这些同学中，既有如前所叙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在高中毕业班任教的“老三届”，在校读书时的风气不一样，知识基础也不一样。因此，他们之间的差距，差不多可以说就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差距。四是属于父母之人的比例很高——大约有近一半的同学已经成家，并且以及有了孩子，为人之父或者为人之母了。有好事者当年曾经进行过统计，在我们班，这些同学的孩子的总数超过20，其中一位姓孔的同学居然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五是入学之前的职业五花八门，“身份”极为复杂——有公社团委书记，大队民兵营长，大队书记，插队知青，民办教师，还有退伍军人，建筑工人，汽车司机等等。六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有些“不伦不类”——就年龄来说，一些76届留校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年龄比许多他们的学生还年轻，因此上课之时，这些老师与同学多采取的探讨、商榷的语气、语调，分外谨慎；不仅如此，在从中学里抽调上来成为“大学老师”的人里，有人居然有人与其学生曾经是同事关系，比如说教古代文学的茅亭老师，就与季金虎就是中学的同事。七是一些同学社会经验非常丰富，市场意识非常强——记得一位黄姓同学一个月总要回去一两次，每次回去为省点路费，都是与同学结伴骑行100多公里；并且，总是要在当地购买一定数量的鲫鱼、三黄鸡之类的梢回去。买这些干什么？不是自家享用，而是搞“投机倒把”——更准确地说，搞长途贩运。有一次，他购买的三黄鸡出了问题，半死不活的，我们看到他非常焦躁地蹲在地上，拿手不断拨弄三黄鸡的脑袋，试图对其进行抢救。八是师生在做学问的问题上“比翼起飞”——记得有一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阅读与欣赏》节目组，曾经到我们中文科进行过一次采访，原因是我们中文科在这个节目中的上稿率实在是太高了。采访后记者们惊讶地发现，作者中固然有不少我们的老师，同时居然还有我们的一些同学。而年龄最小的在这个栏目中发稿的同学只有18、9岁，此君20年后成为国内知名的文艺评论家。而在我这个班上，一位腿有残疾的钱姓同学，入学的第二年，就在一家省级学刊发表了对中学课文《雁荡山》进行评注的长篇大论。九是学习非常用功的人特别多——拿“废寝忘食”一词用来形容我这些同学的勤学精神一点都不为过。每天晚自修，根本不用你点名，几乎没有迟到、早退的，缺席的更是罕见。而作为班上老三届的代表袁三立，就连“厕上”的时间都不肯放松，会用来记一两条《词源》上的条目——他把《词源》分拆开来，每次带一两张身边，一有时间就读、就记。毕业之时他留校任教，最后在南通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上退休——让人非常感叹的是，在他退休之后继任南通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是我们同届另一个班上的同学，此人是篮球场上的高手，身体素质极为出色，但却最终在担任馆长之后不久，意外地死于一场车祸。十是班上小伙子、小姑娘不多，老相公、老姑娘却不少——这类同学通常都是以插队知青身份考进学校的。同样作为插队知青的我知道，其原因多是不甘接受命运的安排，简单地在农村成家立业的，而怀揣着一颗重新“杀”回城市去的狼子野心。总之，说77届是特别优秀的一届未必合适，但如果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届绝对没有问题。而这样的特殊当然我们谁也不会希望今后它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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