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德碑

苏州日报》2021年03月23日 A12版

　　□王友良

　　碑之为制，古已有之。明人徐师曾就总结过碑的种类，大概有山川之碑、城池之碑、宫室之碑、桥道之碑、坛井之碑、神庙之碑、功德之碑、风土之碑、墓道之碑等十数种，分类繁杂，但无论哪一类，其目的无外乎是“以石代金，同乎不朽”。所以，碑往往承载了古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喜欢文史的人没有不喜欢读碑的。

　　现存苏州碑刻博物馆的观德碑，自然也是以石记事一类，刻于宋宝祐四年（1256）。碑刻分上下两部分，上为“观德”二字，正书大楷，为宋代苏州知府赵与筹题写。下为一篇《观德亭记》，作者王景齐，苏州人。

　　“观德”，取自孔子“射观德兮”。射，指的是射礼。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射义》说，“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古代射礼有四种。一是大射。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射祀。二是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三是燕射。是平时燕息之日举行的射礼。四是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

　　阅读王景齐的文章，可以得知苏州对行“乡射”之礼的重视。淳祐二年（1242）正月，赵与筹“再镇吴门”“行乡饮于郡学”“四月壬午，合乡射于学之圃。”为弘扬射礼的教化，社会贤达对旧乡射亭进行翻新，这就是文章中说的“撤射亭而新之”，并命名“观德亭”，赵与筹书“观德”二字，立碑记事。

　　冷兵器时代，特别注重弓箭技能的训练，皇家和各级官员都必须认认真真练习射艺，传习礼乐，崇文尚武，文武兼修。到了宋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进一步提出了“射以观德”的思想，他说，走路、行仪都表现出一个人的德行。射箭犹如做人做事，“箭随意走，心正箭直”。看一个人射箭，就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德行。所以，传统习射很有讲究，要求正心修己，内在心志，要正直而专一，外在身体也要端庄自然，然后持箭张弓，审固靶心，心无旁骛，顺势而发。

　　射礼中，讲究谦和、礼让、庄重和坦荡，提倡“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这其实是重视人的道德自省。德在心里，而形之于外，称为“德相”，所以古人说“投射易学而射道难学”“射艺易成而射德难成”，这就把射礼上升为“道”与“德”的哲学范畴了。

　　观德碑对“射礼”的弘扬，体现的正是传统社会对“道”与“德”养成的重视。赵与筹作为苏州知府，他推崇社会道德、社会风尚的养成。王景齐在文章中赞扬他“憩棠阴于衮绣之乡，德爵无慊于范（仲淹）公”。介绍他主政苏州时，“犹念风漓俗靡浸不如古”，主张“一变而还其初”。正因为赵与筹的不遗余力，“绎志之义学、采蘩之孝弟，好礼笃学，称道无媿于矍圃。”王景齐还说：“礼者，化之枢也”，进而感叹：“风动教化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政之大者，无不修此。”

　　赵与筹不仅重视社会教化，他在社会治理上也是身体力行。《宋史·赵与筹本传》记载，赵与筹在嘉熙三年（1239），首任平江知府，第二年，“郡中饥，分场设粥，以寓公方万里，为人所推敬，委请董役，全活者数万人。”观德碑的产生，是他以观文殿学士，二任苏州知府期间，《宋史》赞他“行乡饮射礼于学宫，复修饰殿堂、斋庐，广弦诵。以严教养学官子弟”。赵与筹三任苏州知府，则是景定初年，史载其“再知平江”。

　　历史记载往往微言大义，但后人读之常常又嫌其语焉不详。赵与筹除三任苏州知府外，1241年到1252年任临安知府，1257年后也任建康、扬州、镇江等地知府。他的政绩在临安表现突出。

　　《临安志》记载：淳祐丁未，西湖大旱水涸，皇上令临安府开浚，菱荡有妨水利，要求“四至并依古岸，不许存留菱荷”，赵与筹“奉诏惟谨，于是尽除翳塞，稍复承平之旧”。在临安，赵与筹还新筑自北山第二桥至曲院的小新堤，“步夹岸植柳，与苏堤同，通道灵竺，游者便之，半堤作堂甚伟，以憩游人。”他疏浚余杭城外运河，开新河成漕输，增辟堤岸，自是往来浙右者，都称其便。还设置慈幼局，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雇请贫妇乳养。民间盛暑，病者颇多，赵与筹创局制药，命令职医，分行巷陌，诊视与药，月为费数万，多所治疗，百姓赴局请药，接踵填咽，民甚赖之。他还重建平籴仓，每岁敛散，以平市价。又置都盐仓、军资库、公使酒库、北郭税务教场等，文化上，建了丰乐楼，该楼花径曲折，亭榭参差，春时游人云集，为西湖之壮。

　　赵与筹有他的政治理想。1257年，他为《通鉴本末》作序，认为“奸谀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济者，奕世流芳；贪刻暴殄者，子孙贻殃。”这种观念与理想体现的是一个封建时代官员在治理一方时，对个人品德言行与实践操守的自持，这也是后人对先世前贤推崇备至的道德源头。

　　庚子阳春，苏州西美巷况公祠进行大修，如何丰富况公精神，表现苏州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人文渊薮？这是当代修缮况公祠应该解决的时代命题。

　　况钟在他《退思斋记》里曾说：“构一小阁在内署左旁，每治事之暇，独坐其间批阅案牍。一切民情政务，细心忖度，务求至当，有错误即改。庶几思虑精专，与古贤守闭阁思过之义，差有合焉。”

　　以古贤守为镜，体现的是儒家的“三省吾身”，更是对历代前贤道德品德的一种传承。儒家的道德信念与治世理想，体现在况钟身上，不就是德与才的道德自信、反求诸己的道德自省、身心一体的信念追求以及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吗？而这种道德信念与治世理想，与礼射功能中不断被传承的儒家文化精神的内在影响力不谋而合。

　　出于这种考虑，“观德碑”被复制搬进况公祠，立于况钟的享堂一侧，与清代重修况公祠的记事碑遥遥相望。如果说，清代为况钟修祠立碑，是把况钟的布德执义、人格风范立为当时乃至后世的楷模，而观德碑的补充，则是对以况钟为代表的优秀从政者“德治天下”的治世理念的升华。赵与筹的礼乐教化，况钟的身体力行，最终都指向尊贤尚德、正己持志、反躬自省、循序渐进，他们的目的都是促进生命主体自觉的道德省思与道德完善，是美善兼综的情怀，是社会理想的期待，也是后人从观德碑上体会到的蕴含在碑刻背后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