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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幸福总是相似的，不幸却各有各的不同 母亲是一个苦命的人，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后被山东青岛胶南大王庄的二瞎子余世英捡回，取名余传香。 18岁那年，母亲嫁给邻村一个男人。哪知老天不长眼，在第二年，她就发生了车祸，导致不能生育。尽管母亲泪湿衣襟，百般恳求，依旧没有打动婆家人，在“传 宗接代”的压力下，离了婚，被赶出了家门。为了生计，母亲开始了逃荒生活。 当母亲走到安徽蚌埠，在一个煤矿上，认识了同样孤苦的老乡。这对身在异乡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婚后，父亲在煤矿干活，母亲则拉着板车拾荒。 197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母亲拉着板车拾荒到安徽蚌埠的余家台时。听到一阵婴儿啼哭，循声过去，她看到堤坝边一个女婴。还远远的看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姑娘见有人抱起了孩子，就转身离开了，无论母亲怎么呼喊就是不回头。母亲明白被遭弃的痛苦。收养了女婴，取名晓昌英，那个孩子就是我。 听父亲的工友说， 我是第一个来到母亲身边的。在1974年冬天的某天，母亲在庙前村，遇到一个大哭不止的4岁男孩，全身长疮，瘦小枯干、皮肤已经溃烂。母亲心痛男孩，把他抱上板车。四处打听，总算帮男孩找到家，却得知其父亲不久前染病死了，母亲嫌弃孩子，跟人远走他乡。 母亲清楚，自己的条件是很难养活这个男孩的，但那一刻，母亲柔弱的心再次被打湿了，说：“孩子，你已经没家了，跟我走吧，有我一口吃的，你也不会饿着!” 于是这个家就有了大哥，母亲听赤脚医生说“狼毒草”加上唾液能治好癞疮，就满田野找这种草药，居然慢慢的治好了大哥的病。 那是一个吃不饱的年代，多一个人就多一分艰辛和压力。为活命或者混口饭吃，四岁的大哥跟着父亲到煤矿混吃的，嗷嗷待哺的我，和母亲四处拾荒、吃百家饭。 小时候，我就在人拉的平板车上长大的，到了夏天，满车的苍蝇叮在油腻腻的车把上，在我周围飞来飞去，怎么赶也赶不走。遇到下雨天，只好蜷缩在打了补丁的雨布里，冷的瑟瑟发抖，母亲总是用她温暖的胸膛抱着我。天晴的早晨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母亲拉着车，我躺在里面，听着远处的鸡鸣狗叫，看着林间的晨雾。记忆中的生活，虽清贫却别样温暖。一年中能碰上吃肉的日子，是在富人的坟地里，别人丢弃的祭祀完的鱼肉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 之后几年，父亲的煤矿发生了事故，几个工友死了，父亲又带回了工友的3个孩子，狗剩、石头、长生，这样，一家子又多了3个弟弟。 家口多了，父母亲最操心的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有一次，从好心人那里讨回一堆红薯根，里面有一些小的地瓜。母亲洗干净了，煮熟了分给我们大伙吃，那是我们为数不多吃饱的一次，弟弟们把红薯皮扔在盘子里，母亲捡起来吃掉了。母亲的举动让我和大哥从小就早早懂事，我总是一大早就去野地里剥榆树皮，大哥天不亮就捡拾动物粪便，然后送到生产队换点零花钱。晚上出去割很多的草来喂羊。那是以草换粮的出路。 9岁那年，我上了小学，12岁的哥哥也上了小学。尽管免除了学费，像我们这种家庭，纸笔的钱还是没有照落。为了多挣点钱，母亲带着三个弟弟四处拾荒。父亲则是抽时间给公家打扫厕所，把别人丢弃的厕所用纸捡回来，用剪刀把空白处裁下来，订成本子，让我和大哥当演算纸。 小学四年级时，大哥跟小伙伴们逃课，成绩也不好。老师通知母亲来学校领大哥回家。母亲来后，大哥躲在母亲身后瑟瑟发抖。她并没有打大哥，而是不停跟老师道歉。哭着求老师不要开除大哥。最终，校方让大哥留校察看。 晚饭时，弟弟们狼吞虎咽，可母亲端着碗没有吃饭，泪珠顺着脸颊滴在碗里……那一刻，大哥可能心里难受，“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哭道：“娘，您别难过，我以后再也不逃课了!” 小学五年级时。大哥学习平平，我的学习成绩却出奇的好，父亲说我天生是读书的材料。家里也供养不起2个读书的孩子。最后，父亲决定：让我继续读书。让大哥终止学业，干活贴补家用。 晚上，在院子里哥哥对我说说：“老妹，你接着读吧，我替爸妈养好家。”我愣住了，望着大哥那个不甘的眼睛，我内心多了深深的愧疚，我能说什么，只能默默的流泪。 哥哥辍学后，跟着父亲下了煤矿，我留在学校拼命读书。而后几年，三弟、四弟、分别入学，刚刚能吃饱肚子的日子，只能节衣缩食。 生活的压力再一次扑面而来。母亲白天捡废品，晚上又找了份给旅店洗床单的活。有时我半夜醒来，看到母亲还在月光下搓洗被单。 长期的劳动，与非人的压力，以及不公平的遭遇，1992年的一天，母亲突然躯干肌和双侧肢体的强直性收缩，一声尖叫，栽倒在地。医院诊断，母亲患了羊角风。 从那以后，母亲时常犯病。村里的孩子在背后叫她疯子，几个上小学的弟弟在学校也受到了歧视。一天，小弟从学校鼻青脸肿地回到家，哭着对娘说：“同学说我是疯子的孩子，我就跟那人干了一架。妈妈，你怎么疯了？” 大哥一听，就要拉着弟弟去找人家评理，却被父亲拦住，母亲脸上已挂满泪水。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受点罪没什么，别把自己的未来看浅了。 我和弟弟们的学费一直是家庭的最大难题。三弟学习很好，就是很自私，总是吵着要这要那的，学费也是希望他先交，二弟为此很是恼火，有一次，因为学费问题。两人直接动手打了起来，二弟把三弟打的满脸是血。晚上，母亲把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聚在院子里，她含泪说：“心里想着别人，才能成就自己，这么多年，我们都活过来了，大家再咬咬牙，坎总能迈过的。” 母亲的坚韧、宽容总能潜移默化着我们。我们打小就吃惯了苦，从来没觉得苦有多苦。对我们来说天晴就是好的日子。 1993年9月，我以优异的成绩升入重点高中。学费减免。三弟成绩也比较好，父母就竭力让我俩读书，其他弟兄只能辍学打工。 1996年春节，别家鞭炮齐鸣，张灯结彩。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母亲突然犯病，浑身抽搐，在地上乱滚，继而起身见人就乱抓乱咬。怕伤到别人，父亲只好请工友帮忙用绳子把母亲捆起来，关在柴草屋里。 天是那样的冷，看到母亲绝望的眼神，我心如刀绞，“扑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说：“爹，把娘放出来吧，会冻死的。要打就让她打我吧! ” 父亲低着头没说话。一个人走进了茫茫的夜空里。我和大哥一起打开房门，给母亲松了绑。我抱着母亲哭了整整一晚，也许我的行动刺激了母亲，犯病的她居然安静下来……那一刻，我下定决心报考医学，要救治我可怜的疯娘，让她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1996年高考，我以660分的成绩考上同济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家人们都为我感到骄傲。3000元的学费和不清楚的生活费，让一家人的笑容没挂多久就散去了。 那段时间，母亲跟正常人一样，四处打听我的亲生父母，希望他们能出点钱，还和父亲一起挨家挨户为我筹借学费。也不清楚求过多少人，毕竟太穷了，没有任何可抵押的，最后只借到1000元，加上哥哥弟弟打工挣来的钱，也只是凑够了学费，生活费还是没有着落。 最后是我的亲生母亲，跑过来认亲，给了我足够的生活费用，也让已经长大的我知道，我原来是个私生子。是我那个已经疯了娘亲把我拉扯大。我恨死了面前这个衣着鲜亮的女人。每个人都不容易，轻易的放弃他人的生命，我致死不会谅解。 大学的生活是短暂的，我很快毕业了，成了一家医院的医生，我把患病的娘亲接到身边，精心照料。娘亲复发的犯病的次数越来越少。 2004年，我陪母亲回到蚌埠那个家，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母亲格外高兴，她自豪的对大伙说：我的5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老大有了自己的公司，老二成了包工头。我女儿是吃皇粮的。老三读博士，老四在广州一家外企打工；老五成了地区的销售经理……” 大哥端起酒杯，说了一句：“娘亲，辛苦了。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想想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看看时常犯病的母亲，我泪流满面，发现爱并不自私。 没有这个病弱瘦小的母亲，我们兄弟姊妹5人，或许早就不在人间了。人间的苦难很多，相对于善良、坚强、爱和相互扶持，苦难又算得了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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