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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509篇推送   （图片来源于网络） 随着不平等的广泛加剧，再分配最近成为政策讨论的热点话题。纵观世界，各国福利体系的深度与广度却迥然不同。比如，在丹麦、瑞典，政府的再分配大约能减少50%的收入不平等；然而在韩国、智利等，福利政策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却小于10%。显然，民主投票理论很难完全解释这种福利差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塑造了国家福利制度呢？ Gründler和Köllner两位学者于2020年发表在《比较经济学》的论文认为，文化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伴随着社会行为的学习，个体对家庭、公平、团结等态度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会进一步决定对公共品的支持度。尽管理论十分浅显，但是想要用实证的方法来检验文化与福利制度的关系，却并非是一件易事。 首先，文化的定义具有广泛性，有可能通过多种渠道来影响制度选择。对此问题，作者选取了三个维度，共八个指标来力求全面准确度量文化，并提出了可能的机制猜想： 第一个维度，从个人融入群组或家庭的角度，作者构建了两个指标（1）个人主义；（2）家庭紧密程度。作者认为，在个人主义社会里，为了抵御来自社会的风险，民众会更加需要再分配政策；而家庭亲属网络能提供替代性的保护，则会降低公共福利需求。 第二的维度，从对权力、财富差异的认知看，作者提出了三个指标，（3）接受“权利差距”程度；（4）对附属地位的“顺从”；（5）相信付出会有回报程度。一般来说，民众对财富地位差异接受程度越高，更相信个人奋斗，也就会对社会照顾底层的呼声越弱。 第三个维度，从对未知风险的态度来分，同样有三个指标，分别是（6）普遍信任度；（7）不确定性厌恶程度；（8）个人差异容忍度。他们认为，当社会信任和个体包容程度比较高时，民众倾向于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等，而当民众十分希望规避风险时，往往会促进对个人保险需求，而降低对政府的干预期待。 在此理论基础上，基于Solt（2016）标准化的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WIID），作者用政府再分配前后不平等程度的变化来刻画不同国家的福利体系，其研究样本囊括了135个国家，而文化的指标构建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从下图1的散点图可以直观地看出，变量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并和猜想的理论机制相符合。作者的回归分析证实，在家庭联系松散、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里，民众有更高的普遍信任度和包容心，以及对权利地位不平等反感的国家里，往往会有更完善的福利制度。  图1 文化和福利程度的相关关系 但是，这样的回归分析只是说明了文化和福利制度的相关性，还不能排除“内生性”的干扰，也难以区分制度会反过来影响到文化。值得学习的是，作者使用了两种巧妙的工具变量（IV）方法。第一种是基于邻国文化不会直接影响本国的再分配政策的假设，以临近国家的文化特征作为IV；第二种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认为某种传染病的流行与本地群组和外界缺乏交流有关，因而将流行的病原体与该地区的个人特征联系起来。在这里，作者使用了不太致命的弓形虫流行程度。此外，作者还使用了该地区血型频率，从基因遗传来讲，作为文化的替代性IV。无论是在哪种设定下，实证分析的结果都非常一致且稳健。 文献来源: Gründler, Klaus, and Sebastian Köllner. 'Culture, diversi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8.4 (2020): 913-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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