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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虹光
在艺术欣赏领域，真正的杰作单看自身，只能感其美，却难以得其真。唯有与艺术品所处时代相结合，才能理解其何以为杰作。在绘画中尤如此。一幅《清明上河图》，被解读出无数含义，甚至剖析出“断头树”“三问”等谜语，衍生出小说、影视剧乃至手机游戏，足见其内涵之丰盛入微。
然而，这些演绎都有道理吗？恐怕更需结合历史背景来看。
汴京、汴河与河上虹桥
历史在《清明上河图》上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画家张择端是谁？什么来历？何年作画？何人委托？所出何因？一切都是模糊的。想了解这幅画的内在，只能透过其刻画的北宋汴京城读起。
汴京城是什么样的？中国城市发展史专家薛凤旋教授曾花费20年时间研究《清明上河图》，以文字史料对照画面细节，写就《清明上河图：北宋繁华记忆》一书。原来一幅画中，不仅可以解读北宋的商贸活动和经济、城市管理与体制、社会各界人士的生活，还可以洞察中国10世纪初的城市样貌与北宋汴京作为新型商贸城市的营造成就。
比如仅餐饮一项，画中便有“正店”“脚店”“茶食店”等三种，其中又分川食、南食、瓠羹、面食等专门店。张择端以百余间楼宇、130余位人物展现的北宋汴京“吃货”生活画面，对于了解宋代商业发展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提到汴京，不能不提汴河。汴河的疏浚是汴京繁荣稳定的动力与基石，往来船只为生活在此的王公贵族、军户百姓提供源源不断的粮米与日用品。张择端不仅画了汴河，还认真绘制了29条船，涵盖6种类型。方寸之间，每种类型的船身、船桨、桅杆乃至花窗、船钉，都被画得清楚明白，名为“艺术创作”，实不输“工程制图”，甚至可以和沉在海底的宋代船只遗骸相互印证，为学者研究宋代造船技术提供参考。
既然有河，便有桥。张择端精心描绘了跨越汴河的高大虹桥，桥上游人如织，桥下流水潺潺，一艘客船正要放下转轴桅，以便从桥下钻过。画面生动得令人紧张——这船真的不会撞上桥吗？无须担心，桥下有人正在指挥“交通”。仅仅这样一个细节，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桥梁历史的人便有相当的启发。 
张择端是超人，能仅凭过目不忘的“照相”式记忆，将汴京街头的无穷细节精确“复制”到纸上？我认为，张择端绘制《清明上河图》时，绝不是在“复制”汴京，更不是在“照搬”素材。整幅图画不仅包含着他有意的组织和取舍，更体现出张择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观察能力。比如，在城楼一角，有个闲人似在看树，楼门露出大鼓一角。经薛教授考证，这其实包含了城楼的防火功能——“闲人”其实是瞭望岗哨，而大鼓当然是用于报警的。如果张择端不知城楼有这等功能，怎么会刚好画了大鼓、还画了哨位呢？此外，常被人提及的“断头柳”，也有其实用的功能——原来“砍头”是为了让树往深扎根，而树根可巩固水岸泥土，是市政工程的一部分。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画师自然不妨画些桃树、垂柳，然而洞察的生动和画中的意趣，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
《清明上河图》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百科全图”，配上宋代城市、艺术、商业、技术及生活史，才能读出它的真谛。
用界画技法描绘人间烟火
《清明上河图》作为史料具有突出的价值，而作为一幅画作，其艺术水准与创造力同样是高超的。乍看起来，这幅画作极其写实，风格上并不符合宋代以降备受推崇的文人意趣，题材又是街头巷尾的日常风物、贩夫走卒。与此相类的“风俗画”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颇低，而《清明上河图》却独得万众推崇，原因为何？细究这一点，不妨从“界画”二字上讲起。
界画是从晋代起逐渐风靡、至宋代达到鼎盛而从元代渐被扬弃的绘画工艺。其技法以尺、竹为工具，墨线笔直平行，适宜表达直线条较多的人工造物，如家具、建筑、城池。相比讲究写意的文人书画，界画的精髓是写实。传闻后汉画家赵忠义受皇命委托，绘制《关将军起玉泉寺图》。画毕，皇帝竟然让建筑工匠来检查画作是否准确，而工匠经过审图，认证画中建筑结构做法毫厘不爽，可谓是精确到了“施工图”级别，画师工谨严格的写实水平可见一斑。
既然写实精确，那么被绘制的对象越复杂、越精美，表达效果就越惊人。因此，界画特别适宜展现富丽堂皇、规整奢侈的宫廷御苑、亭台楼阁，备受宫廷、贵族青睐。在宋徽宗时代的《宣和画谱》中，界画排在各类画种的第三位，地位不可谓不高。宋徽宗本人亲绘的《瑞鹤图》，便以界画的技法精确绘制了汴梁宣德门屋顶。幽蓝夜空之下，宫门沉着而雄浑，白鹤轻盈而优雅，一重一轻、一静一动的对比极妙，而超然缥缈的祥瑞之气油然而生。在这一幅画中，界画的功夫用到了极致，用出了不动声色的皇家气象。
同样的技法，宋徽宗用来描绘天降祥瑞，一般的宫廷画师用来描绘华美楼阁，而张择端用来描绘人间烟火——论物，有船、车、桥、井、茶楼、酒肆；论人，有乞丐、挑夫、小贩、说书人……可谓包罗万象、不一而足。从晋到宋，擅长界画的画师何止成千上万，有谁会用精确的笔墨刻画一架案板、一道井栏？那些凡俗腌臜小物，怎么能入宫廷画师法眼？然而张择端看到了，认认真真地记录了下来。
倘若他少画了一笔车轴，一笔柳梢，没有人会责怪他的，甚至没有人会知道。久坐深宫高位的皇帝和纵马疾行的官员，怎么会知道这些老百姓日常起居的细节呢？然而张择端细细描绘了它们。他一笔一笔、不疾不徐的平和耐心中，包含着多少对人间烟火的挚爱。这里面，或许没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深思，然而，一位画家由衷地爱着世间万物，足以画出令人动容的作品。
在张择端之前，恐怕没有画师想到过，堂堂界画可以这样用；在张择端之后，也没有画师成功复现这般的风土人情。这样看来，《清明上河图》以高超的界画技法，抬升了风俗画的艺术境界；以跨越阶层的观察视角，带动了界画题材的突破。
引发一声声感慨与叹息
薛教授在《清明上河图：北宋繁华记忆》一书中专辟章节感叹：“真本赛过多少赝本、伪本。”按理说，既有张择端开创在先，后世画师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应该更能画出同类杰作才是。然而，尽管借鉴、仿作《清明上河图》的画师不计其数，其中不乏仇英、赵雍、沈源等名动一时的大师，却再没有人如此精确地描绘出船桅、绳缆、木桥、屋宇，更别提骑驴的赶集客、坐地的摊贩乞丐、歇脚的挑货工。
为什么只有张择端能将一幅人间烟火细细致致、繁而不乱地描画出来呢？我想，有张择端这般绘画技艺的人，或许不屑于描绘琐碎日常、贩夫走卒；而看惯人间烟火的人们，又没有足够的绘画技巧与组织能力，将其落于尺牍之间。张择端则不仅具备高超的技艺和洞察力，更有一份真挚的热爱与超然的包容。
蒋勋老师曾经提到画中这样一个细节：一位官员骑着高头大马从城门穿过，在前呼后拥的随从中间，回头望了一眼坐在地上的乞丐。对此，蒋勋说：一幅画能够表达官员和乞丐的对视，已经足够了不起（大意如此）。
的确，再繁华的世间也有落魄人，然而有多少画家能在描绘华美景象时，将贫苦放入其中？张择端做到了。细看《清明上河图》的600余人物，有春风得意的商人，有疲劳忙碌的工匠，有落魄潦倒的书生。大户人家里，立着书法绘就的屏风，而同样漂亮的书法作品，也用来胡乱包裹小推车。贫与富、高与下、得势与失势的对立无处不在。而张择端一视同仁地分配着笔墨，既不刻意回避，又不厚此薄彼。在这份超然之中，有着人性深处的善良和平等。而这，正是《清明上河图》原作和仿作的区别，也是其伟大之处。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不仅得到了“神品”之誉，也引发着一声声感慨与叹息。方寸之内，市井小民也有悲欢得失；放大到帝王将相、一片疆土又如何？《清明上河图》刻画的时代，距离之后北宋亡国不过十余年而已。此时距离北宋建国，李后主吟出“落花流水春去也”，也不过150年。张择端以一幅画卷道出几家欢喜几家愁，而世殊事异、兴衰荣辱，自是古今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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