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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东汉政权，相继有刘秀开创的光武中兴、汉明帝刘庄和汉章帝刘炟开创的明章之治、汉和帝刘肇开创的永元之隆，延续了80年的长盛时期。然而，在接下来的100多年里，东汉的历任帝王已无法同汉和帝刘肇相比，都难以解决权力在外戚、宦官之间轮替纠缠的问题，东汉政权就在双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擅权中日薄西山，一直到公元220年灭亡。 其中，尤以东汉后期桓帝和灵帝的相继登场，加速了东汉政权的倾颓。 桓帝宠信宦官让贤者远离 公元146年，汉桓帝刘志即位，梁太后临朝听政，外戚梁冀继续掌握大权。上任之初，刘志还是有所作为的。史载梁冀的擅权劣迹甚多，像汉和帝刘肇联合宦官诛灭外戚一样，刘志也联合宦官诛灭了梁冀及其党羽，没收了梁冀的财产。当时朝廷上下欢呼雀跃，“百姓莫不称庆”“天下想望异政”。 的确，东汉扭转积弊的历史机遇眼看就掌握在刘志手里，上下把实现善政的良愿寄托在刘志身上。但是，良愿很难成真，刘志不是汉和帝刘肇，他只是一个玩主而已。从根本上说，两位接班人地位的确立，就决定了他们的结局迥异。毕竟，刘肇是汉章帝自己立为太子的，着眼的是为江山社稷选接班人，越贤能越好。而刘志，是外戚确立的接班人，则是越庸弱越好。历史上，凡是外戚、宦官或权臣专权之时所选出的接班人，基本都是立足于选愚或不肖，为的是便于自己擅权，结果就会导致政权加速倾颓。在这个意义上，寄望这些庸弱之主起振朝纲，廓清政治，不太可能。 刘肇自诛灭外戚后便亲理政事，早起临朝，夜批奏章，十分勤政。而刘志对政事不太感兴趣，诛灭梁冀也只是不想有人压着自己，以方便自己纵情使性而已。当时，刘志即封五位宦官为侯，时称“五侯”。由此，原本掌握在外戚手中的大权，又落入到了宦官手中。史称“五侯尤贪纵，倾动内外”。对于刘志来说，梁冀与五侯相比，就在于前者不听自己的，而宦官听自己的。 但对于国家来说，宦官擅权与外戚擅权，危害都是一样的，其劣迹也是罄竹难书。比如中常侍侯览、小黄门段珪的奴仆和宾客，在济北国附近仗势公开抢劫过往行人。济北国宰相滕延秉公执法，把他们逮捕并诛杀，可谓大快人心。但侯览、段珪立马向桓帝告状，桓帝便把滕延召回洛阳，治罪免官。桓帝如此偏袒宦官，致使宦官更加任权使性。面对如此局势，那些洞彻时势的贤才，即便桓帝征诏，礼仪备至，便也拒绝为官。当时汝南郡人魏桓说的一番话，很令人警醒。他说，当官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然而，“今后宫数千，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对于魏桓来说，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当官无益，便隐身不出。 在位的官员，也总想找机会归隐。比如大将皇甫规被重新受命为度辽将军之时，因为自己身居高位，怕惹祸事，就想谋求退避，数次上书称病要求辞职，桓帝不批准。正好有朋友灵柩运回故乡安葬，皇甫规有意越界迎接，然后派宾客秘密告诉并州刺史胡芳，让他检举弹劾。没想到胡芳不上当，说皇甫规是想早日脱离官场，“吾当为朝廷爱才，何能申（中）此子计邪！”为了不当官，不惜自己诬陷自己，亦可谓千古奇谈。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桓帝时代，政风污浊，贤能失望。 灵帝治下的“党锢之祸” 桓帝36岁时便在庸碌无为中死去，壮年而夭，又无子嗣，只能从一众王侯中选立继任者，12岁的刘宏遂被选中，窦太后临朝听政。刘宏本属于矬子里拔将军一类，怎奈是一个更庸弱的人。当时，窦太后把大事小情全部委任给大臣陈蕃，陈蕃和窦武“同心戮力，以奖王室，征天下名贤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皆列于朝廷，与共参政事”。他们看到宦官曹节、王甫等把持朝政，便谋划清除。 他们多次上书窦太后，但窦太后犹豫不决。后来借用一起案件，牵连到曹节、王甫等人，窦太后终于决心予以逮捕。可是这天窦武在休假，而负责主管奏章的宦官私拆奏章，知晓了行动，于是宦官朱瑀等连夜召集17人歃血为盟，合谋诛杀窦武等人。他们假称陈蕃、窦武奏请皇太后要废黜皇帝，挟持儿皇帝刘宏杀死陈蕃、窦武，迁窦太后到南宫。凡是两人推荐任用的官员全部免职，一批宦官封侯，史称“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丧气”。 宦官们得手后，变本加厉，把持朝政，对李膺、范滂等贤士，一律指控为要推翻朝廷的党人而予以打压，共牵连六七百人之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这是第二次，比桓帝后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对东汉政权的危害更为深重。“党锢之祸”的结果，就是权力平衡被打破，宦官集团弄权，又缺少清流士大夫的牵制，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直接激起了民变。（吴小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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