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考古88年仍未结束，可能存在一个史书未记载的王朝

常棣t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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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是一处分布范围广大、延续时间绵长、文化内涵丰富的重要遗址，是先秦时期四川盆地的中心聚落或都邑之一。该遗址自从1933年冬首次发掘以来，至今已近90年。在这一时期里，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发掘出了城墙、房基、灰坑、器物坑等重要遗迹，出土了金、铜、长石、骨、角、陶等质地的大量遗物。三星堆遗址发掘时间之长，出土文物之丰富，在中国除了河南安阳市的殷墟遗址外，恐怕没有哪个遗址可以与之相比了。

一、三星堆的年代问题

然而，这样一处四川考古的重要遗址，其分期问题至今仍然没能很好地解决，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该遗址其他问题的研究，影响到了整个巴蜀考古的深入开展。

三星堆遗址已被划分为三期6段，这些期段所包含的陶器，除了部分较早的封口盉等可能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有一定联系，尚可部分被视为已知的年代因素外，其他都是当地地方文化系统的因素，是我们目前尚不知道的年代不明确的东西。其实，即便是封口盉，它的早期形态虽与二里头文化的接近，但这种器物在三星堆遗址中延续时间很长，数量也较二里头文化多，其使用年代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推断三星堆遗址各期的年代，除了该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可作参考外，更主要的依据还是那些有一些已知年代因素的其他遗址(尤其是靠近中原地区的带有中原已知年代文化因素的遗址)的陶器材料。

在三星堆遗址三期遗存中，有较多已知年代因素参照材料，从而可以比较准确地推定其年代的是第三期，也就是最后一期。第二期的年代参照材料，目前也有所发现，通过它们，第二期的大致年代也不难推知。至于第一期的年代，目前虽然尚无直接的类比材料，但只要第二、三期的年代得以论定，这一期的年代也就不难推知了。

三星堆一号器物坑的铜器器形和花纹，特别是纹饰中的“羽状云雷纹”、“云雷纹组成的饕餮纹”(即主题纹样与地纹分别不明显的兽面纹)、“连珠纹”等，都与殷墟一期的非常相像。因此可以推测出三星堆三期大致相当于殷商时期。

三星堆遗址三期各自的年代范围应当是：第一期为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代初期，第二期为二里头文化时代晚期至殷墟第一期前段，第三期为殷墟文化时期第一期后段至第三期。前后跨越了龙山时代、夏代及商代三个时代。

而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范围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殷城中期偏早阶段之间，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800~前1250年。三星堆文化结束的殷墟中期偏阶段，其年代距离盘庚迁殷也不会超过一百年：因此，推定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下限在前1250年，应当比较恰当。

二、三星堆文化的高度

在四川盆地先秦文化系统中，三星堆文化既是第一个青铜文化，也是奠定四川盆地青铜文化传统的一个文化。尽管该文化的许多因素被后来的十二桥文化所继承，但该文化仍然具有一些鲜明的自身特色。

这些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址方面

三星堆文化的遗址现在已经发现了不少，但做过考古发掘工作，揭露出当时人们居住和生活过的房屋建筑的遗址却仅有三星堆遗址一个。三星堆遗址是一座规模非常宏大的古代遗址，遗址周围环绕着宽大的用土堆筑的城墙，“城墙断面为梯形，墙基一般宽40余米，顶部现存宽度约20余米。

在三星堆古城中，有成片的房屋建筑。房屋建筑最集中的地点是在三星堆和月亮湾地点，这里在人工堆筑的土台下都有大面积的房屋建筑基址：房屋通常是在地面开挖墙体基槽，其内树立比较细小的木柱，然后以木柱作为骨架的木骨泥墙。房屋一般为长方形，有的房屋内有木骨泥墙分隔的多间排房、这些已经公布材料的房屋从地层上来说，虽然都应当属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遗存，但从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以后的十二桥文化也是采用木骨泥墙的房屋来看，三星堆文化的通常的居住建筑都应当是建于地表的木骨泥墙类建筑。

（二）墓葬

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的垫葬、其分布状况有两种：一是在居址中的零星散布的慕葬，二是在城外专门墓地中的墓葬。居址中的墓荞如1963年月亮湾地点发现的本属于三星堆文化的墓葬，它们应当都是上坑竖穴墓，葬具情况不明，人骨架均已朽烂，随葬品只有陶器。

从三星堆文化的墓葬材料来看，三星堆遗址的墓葬基本上都头向东北方向南其他两个遗址的头向则或朝东南，或向西北，好像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律、不过三星堆遗址的墓葬全部都是头向鸭子河，中坝子和李家坝的二星堆文化的慕葬也分别是头向长江或小江，它们的墓葬头向都向着河流，这或许是三星堆文化慕葬的葬俗之一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穴较浅，中心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墓穴比较宽大。死者均仰身直肢。随葬品数量较少，中心遗址流行用玉石器和象牙(或许包括大象这类大动物)随葬，很有特点。

（三）器物

1、陶器

陶器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器两大类。生产工具有纺轮、网坠等不多几类，具有特点的还是生活用器。生活用陶器的陶质以夹砂为主，比例达80%以上，夹砂陶的陶色以褐陶最多，其次为橙黄陶和灰陶；泥质陶较少，陶色有灰陶、褐陶和橙黄陶。纹饰不太发达，陶器以素面为多，据统计有纹饰的陶片占陶片总数的20%左右。

纹饰的施纹方式有滚压、压印、戳印、刻划、镂宠、附加堆塑等。纹饰种类有绳纹、旋纹、箍带纹、方格纹、云雷纹、重菱纹、连点纹、连贝纹、圆圈纹、人字纹、平行线纹等，镂孔装饰多见于陶器的圈足。

典型器类有袋足封口、袋足隔形器、细高柄豆、高柄豆形器、矮圈足豆(碗)、耸肩小平底盆、大圈足盘、小平底盘、觚形器、瘦体壶、束领瓶、长颈瓶、圈顶器盖、鸟头把勺等、其中小平底器不见于以前和以后四川盆地的文化中，袋足三足器是在该文化出现并流行(以后又逐渐罕见和消失)的陶器种类。

陶器总体形态显得比较瘦高，高柄陶器的柄高且细，有肩陶器头重足轻，平底陶器底部很小；这些都使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2、青铜器

青铜器种类繁多，既有典型的中原系铜容器和铜兵器，也有中原地区不见的铜像设和铜兵器，此外还有铜饰件。铜容器有尊、罍、壶、瓶、盘诸类，而以尊和疊最为常见。铜兵器发现较少，仅有戈和太阳形盾饰可能属于兵器，铜像设的数量和类型都超过了前两类铜器，可分为人物像(包括人形神像)、动物像(包括虚幻动物)、植物像三小类。

人物像有尖耳凸目人面像、怒目露齿人面像、带座大立人像、半跪小人像、跪顶铜尊人像以及各式头冠和发形的人头像等；动物像有龙、蛇、鸟、虎的形像以及饕餮状兽面像等；植物像仅见巨大的铜树两株和小铜树数株，铜饰件在三星堆器物坑中出土了很多、除了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铜眼睛、铜眼珠外，还有大量的悬挂在锕树上或其他东西上的各种形态铜饰件，如铃、虫、贝……

可能属于佩戴在人身上的装饰品的就只有镶嵌绿松石铜饰牌等不多种类，铜器肩部多装饰有立体兽首、卧肉，腹部及其上下则多装饰有窄长的扉棱铜器纹饰主要是兽面的主纹和云雷的地纹，另有蟠龙纹、云目纹、对云纹、卷云纹、斜么纹、片云纹、连珠纹、连点纹、波带纹，圆涡纹、太阳纹、眼睛纹等。

3、玉器

三星堆文化的玉石器工艺非常发达。三星堆文化的玉石器种类有礼器、工具、饰件三大类。礼器是基于中原地区器物用途的一种分类，按照中原地区周代以后对于礼玉的命名，三星堆文化玉石礼器主要有璋、圭、璧、琮四大类。根据三星堆遗址两个器物坑的统计，玉石礼器以(戈)的数量最多，占到了玉石礼器总数的一半(50%)，其次是介于圭璋之间的“璋形圭”(23%)，再其次是璋(23%)，璧数量较少(12%)，琮仅有一件(比例小于1%)。

三、文化传说

三星堆分布的四川盆地，在秦灭巴蜀以前曾是巴蜀两国统治的疆域。按照传统的说法，巴国的统治区域主要是在盆地东部的盆东谷地一带，蜀国的统治中心是在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及其周围地区。

三星堆文化分布于整个四川盆地，中心区在古蜀国的中心区成都平原的腹地，这就自然涉及到了两个问题：一是三星堆文化是否是古史传说中蜀国、蜀人或以蜀人为主体的人们遗留下来的遗存，二是三星堆文化中是否包含有古史传说中四川盆地东部的另一个古国或古族即巴国或巴人的遗存。

三星堆遗址是迄今为止四川盆地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先秦古城遗址，其延续时间绵长，文化内涵丰富，地理环境优越，完企具备了一个国家中心城邑即都的条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作为都城的时间，与该遗址的繁盛时间也是基本吻合的。在三星堆古城修建以前的宝墩村文化时期，这里虽然已经有一个相当规模的邑聚，但该邑聚的规模并不很大，周围是否有城墙也还不能肯定，同时期的成都平原还有像新津县宝墩村古城这样的拥有宽大城墙的邑聚；在三星堆文化以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三星堆遗址虽然仍然有人居住，并遗留有这一时期的遗存，但这时期的遗存堆积散布不广，堆积也不厚，缺乏重要的遗迹和遗物，表现的是一幅衰败的景象。

三星堆古城是随着三星堆文化的兴起而出现，又伴随着三星堆文化的衰落而废弃，它很可能是三星堆文化唯一的中心都邑。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