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故高府君高瑗墓志铭考释

图1 大唐故高府君高瑗墓

图2 大唐故高府君墓志与盖

大唐故高府君高瑗墓志，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左金吾卫大将军高瑗之铭，出土于西安曲江东（古称龙首原）。2018年10月，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对雁塔区马腾空村北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图1）。其中6号墓出土该墓志，志盖（M6:37）、志石（M6:26）各1件（图2）。盖上阴刻篆书“大唐故高府君墓志铭”9字。志石为方形，四侧饰四神纹饰，长、宽皆45.3厘米，志石刻栏，志文楷书，连题共计21列401字（图3）。由于志石表面部分区域受到侵蚀，致使个别志文无法辨识（图4），根据上下文对个别难以辨识的单字进行推测，经考识志文如下：

唐故左金吾卫同正将宝应功臣将仕郎试恒王府友高府君墓志铭并序，前明经裴纶撰并书。

府君讳瑗，渤海冀州人也。自真帝之后，齐景公之苗裔，德族昌茂，以被于唐。并州刺史翰，即君之九代祖也，绖文蕴武，流芳不绝。曾祖希俊，试随太子通事舍人。祖秀，试太常协律郎。父瑗，孝友诚深，文武不堕，代增其德，传于令名。君即准中府君之嗣子也。中和聪敏，多识前古，蒸蒸不遗，辑于邦家，已竭忠诚。诏从侍卫，始彰勋业，盖为功臣，仁以秘身，冀其丹阁，不幸遘疾。元和十三年戊戌岁十月廿日，终于雍都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筮协从吉，己亥十一月廿二日葬于万年县龙首乡界。必诚必信，逮乎礼也，呜呼□□，襄□不至病奄，终长逝，何痛如之悲夫！君之妻张氏之女，□慎厥德，宜其族亲。有嗣子升，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试殿中监骑都尉。次子仲父，试左卫朔□尚德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上护军。一女等号天扣地，尽其孝思，益友既肩，令门必备，以当斯历，德无动焉。乃为铭曰：惟岳降灵，宁□令德。孝友自天，高明柔克。灵祥感应，利用观国。再历外府，三践中职。既茔终北，隧窆高阳。刊于贞石，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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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墓主身份与年龄考

由于该墓葬下葬后不久被盗，仅剩墓志及器物残片（图5）。该墓志铭主要记载高瑗所处时代与身世、祖辈与子嗣的任职情况、生平赞许等。对其卒年志文载“元和十三年戊戌岁十月廿日，终于雍都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据此推算，高瑗生于唐天宝十四年（755），故于唐元和十三年（818），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献宗六帝。

志文中对墓主人的生平与所立功勋，无明确记载。仅能从“诏从侍卫，始彰勋业，盖为功臣，仁以秘身”“并立外府，三践中职”等描述推测其功绩与贡献。而同样作为宝应功臣，在太常卿李国珍墓志铭中载：“肃宗升遐，太宗即圣，初奸臣嬖女，构祸宸衷。公于危难之时，共定其难，故有宝应功臣之号”，为志文对其所立之功的陈述，可知李国珍所获功臣号的由来。而高瑗墓志铭中对其所获宝应功臣的情况未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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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大唐故高府君墓志铭拓本

图4 大唐故高府君墓志盖拓本

图5 大唐故高府君高瑗墓室

在政治制度完善的唐代，通常对于立下重大功勋的臣子，才会获封功臣号，但在高瑗的墓志铭中却未对其功绩做任何记载，可见墓主高瑗应承继祖上之位分，而一生碌碌并无功绩。从志文载其封号“宝应功臣”可知为代宗所赐于宝应元年（762），此时高瑗年仅7岁，将功臣赐号给予一个孩童，显然不太合乎常理。由此对墓主年龄问题有两种判断。一是假定志文中所记墓主人卒年无误的基础上进行推断。由于墓志铭为逝后记录死者生平的文字石刻，通常在记载墓主生时评述时，后人出于对逝者的尊敬，内容可能会有所夸浮。但对于墓主的生、卒、享年这种客观描述，如无特殊因由，必会据实载录。由志文所载推断高瑗7岁获赐“宝应功臣”封号，实不能为高瑗本人所立功勋而赐，而墓志铭中也未对其所获功勋缘故有所提及，显然应为其祖辈或父辈之功绩。志文中载高瑗以其父功勋获得荫官，在代宗广德二年时，有过“赐内外官阶、爵；武德功臣子孙予一人官；成都、灵武元从三品以上加赐爵一级，余加一阶；宝应功臣三品以上官一子，仍赐爵一级，余加阶、勋两转，五品以上为父后者勋两转。”是为加封功臣子孙的赏赐。由此可知，“宝应功臣”三品以上可官一子，通常理解为功臣子孙因荫庇可获官职，从高瑗墓志铭似乎能够推测出在唐代功臣号是可传及子孙的。然而，自顺宗即位后“陕州元从、宝应功臣、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赐爵、勋有差，亡殁者与追赠”，这些对功臣本人的赏赐和追赠，却并未提及封赐功臣子孙，由此对于荫官存有两点疑问。一即唐代荫官，可赐子孙官、爵，而“宝应功臣”是为功臣号，对于此类殊荣，并无可见的世袭或者荫封的记载。对功臣之后的荫恩，在此仍以宝应功臣之后举例。就“宝应功臣”之后何文哲墓志中所述，其父何游仙为皇宝应元从功臣，与李国珍一样曾为开府仪同三司。贞元初年，唐德宗下诏封赏功臣及其后人，“时开府护军中尉窦公文场以公名闻，旋补左军马军副将”。在此，何文哲是因为其父而获补了左军马军副将这一职位，并没有获得功臣号。二即墓志中对高瑗之父的官职并没有任何记载，如果其父为三品以上官员，在墓志铭中却为何不予以记载，似乎也不太合理。故而不能根据墓志及史书记载推测，高瑗获得宝应功臣的称号是受其父荫庇的原因。功臣号为生前授予，非死后追赠，一般是在皇帝危难时保卫皇权所获。如果高瑗是因父荫而获得功臣号，那么该墓志无疑是对唐代功臣号获封的来源的一大重要补充。宝应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前后共计两年。而代宗在位共计20年。在墓志纪年无误的情况下，墓主如果代宗年间立下功绩，那么其获得宝应功臣的年龄可以顺延至27岁之前，这样高瑗获得功臣号的年纪就较为合理了。至于为何不是被赐予“元从功臣”或“奉天定难功臣”，则无从考证。二是志文中高瑗的卒年或享年记载有误。如高瑗的卒年有误而享年无误，可以推算高瑗的出生年份要比天宝十四年（755）更早一些。根据同为“宝应功臣”的李府君墓志可知，其卒于兴元元年，享年62岁，推算李国珍生于开元十一年（723），相比高瑗生于天宝十四年，其更有可能生于开元年间或天宝初期。如高瑗的卒年无误而享年有误，那么高瑗的享年则应当大于64岁。对于墓志铭所载墓主人生平的重要记录，不应在墓主的年龄上出现这样严重的偏差，因此，也是该墓志非常值得再次深入探究的一事。

二、功臣号“宝应功臣”来源考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载：“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功臣”是谓君主时代称有功之臣。《文献通考·职官十八》：“加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宋朝因之，至元丰乃罢。中兴后，加赐者三人而已，韩世忠'杨武翊运功臣’，张俊'安民静难功臣’，刘光世'和众辅国功臣’”，“功臣”是谓唐、宋、明三代赐给有功之臣的名号。又见“从唐到宋辽金元，这些朝代都曾给有功之臣授予功臣封号，宋人称之为'功臣号’”。“因为史书中常常把功臣号省称为功臣，以至于后人把两者混同”。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有功臣号必为功臣，而功臣未必都有功臣号”。所以从“功臣”二字在文献中具有不同含义，而这里对“功臣”的释义应从后者之意，即给予有功之臣的称号。

功臣赐号源于何时向来说法不一，主流观点多认为功臣赐号起于唐德宗“奉天定难功臣”。《事物纪原》中则否定了起于德宗的观点：“《笔谈》曰：赐'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后藩镇下至从军资深者，例赐之。……（《唐兵制》）又曰：代宗即位，以射生军清难，赐名宝应功臣。此盖其始矣，《笔谈》误也。”因此，有学者提出唐代功臣赐号于代宗赐“宝应功臣”启始，而随着出土墓志中不断出现“宝应功臣”，可以与唐书中的记载相印证，故而功臣赐号应起于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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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马腾空村北墓葬群航拍图

唐朝中后期动乱频仍，君主在危急过后，除了物质赏赐，往往还会将功臣号颁赐给功勋卓著的臣子。唐朝获赐功臣号的人成百上千，不仅见于唐书等史料记载，在出土墓志中亦不乏所见，其中尤以唐德宗时的“奉天定难功臣”“元从功臣”此类居多。而以年号命名功臣号的情况，在《新唐书》载“武德功臣十六人，贞观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人数虽多，但能够明确称号与姓名相对应的仅有三人，即“武德功臣”安兴贵、庞玉和“神龙功臣”崔玄暐。据此可见，还有相当数目的人，或许因为各种原因，其姓名、功绩并没有被载入史书。是以对功臣号及获赐功臣号之人的具体研究，往往要依靠出土墓志志文。

宝应元年四月，肃宗病危，张皇后无子，恐太子功高，自己日后受制，于是与越王李系矫诏召太子入宫，图谋废太子。飞龙副使程元振得到了这个消息，并告知李辅国。于是李辅国率兵收捕并诛杀了越王，于别殿幽禁张皇后。当晚，肃宗驾崩于长生殿，程元振等迎太子在群仙门召见群臣。代宗即位后，“子仪、光弼、李光进诸道节度使并加实封，四月十七日立功人并号'宝应功臣’”。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四月十七日立功人”指的应当是张皇后之乱中“以射生军入禁中清难”的人，即宝应功臣的获封对象。由于在唐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这些四月十七日获封的“立功人”具体为哪些功臣。而就目前已出土的墓志来看，加上高瑗，“宝应功臣”有杨延祚、李国珍、雷希进、王梁卿、张坦、何游仙共7人。在这其中能明确得知墓主人身份为“宝应功臣”的仅李国珍与高瑗两人，其余五人都是在其妻、其子的墓志铭中被简要提及，对于其生平则无任何记载，是故无法从墓志中得知他们获得功臣号的具体事迹。

三、结语

墓主人高瑗其人虽未见诸史册，具体事迹不详，且年龄有存疑之处，但其获封宝应功臣的事实应当无误，该墓群排列整齐，时代相近，应属家族墓地（图6）。宝应功臣是唐代宗时颁赐功臣的封号，主要获封对象为张皇后之乱时入禁中清难之人。但唐书中对宝应功臣具体颁赐给何人，及其获封人数并无明确记载。尽管该新出墓志对宝应功臣的相关内容记叙略有不足，但仍为研究唐代功臣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且志文中大量对于文、武散官名及职事官名的记载，也为研究唐代官制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