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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有一部分作品做到了历史真实与文学完美的巧妙结合，既能让读者把握该历史人物的基本史实，又能从文学角度将此人物写得活灵话现,其最成功的范例是《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中对刘邦、项羽的描写。其他如《伍子胥列传》之写伍子胥、《淮阴侯列传》之写韩信、《留侯世家》之写张良等一大批作品，也都写得很好。这些作品的文学加工主要是在一些细节、一些局部上，这种局部、细节的艺术想象、艺术夸张不仅没有冲击历史的真实性，相反地倒是使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本质得到了更集中、更突出的表现。《孙子吴起列传》写庞涓于马陵道进人孙殡的伏击圈后, 作品说: “庞涓果夜至斫木下, 见白书, 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宋代洪迈说: “万弩尚能俱发，而涓读八字未毕，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为之。”又如《项羽本纪》写垓下之围, 项羽对虞姬悲慨作歌，历代都对项羽的歌极为赞赏，而清代周亮工说: “垓下是何等时? 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软? 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这“笔补造化，代为传神”八个字说得妙极了，我觉得这样读《史记》才算是读出点味来。对此，我们不必学究气地去追问: “这样可能吗? ”“谁听见的? ”“谁告诉司马迁的?”我们只问:“这样写好不好?”“这样写对突出项羽的悲剧性格有没有好处?”只要有，那就行了，那就是司马迁艺术的成功。其实大家对此是没有争议的，这不就结了。但《史记》中也有少量作品的人物微茫恍忽，实属莫须有。如《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其材料出自《庄子》，而且就是在《庄子》书里也说法不一，梁玉绳《史记志疑》对此做了极其有力的考辨。而司马迁却仍然为之立传，其目的无非就是用以作为表明司马氏观点的一种传声筒而已。又例如《滑稽列传》所写的淳于髡、优孟、优旃等，无非是一种传说、一种民间故事，姑妄言之而已。廉颇见于《战国策》的事迹甚少；而蔺相如则完全不见于先秦记载，被司马迁所热情描写的“完璧归赵”与“渑池会”。钱钟书曰: “此亦《史记》中迥出之篇，有声有色，或多本于马迁之增饰渲染，未必信实有征。写相如'持璧却立晚柱，怒发上冲冠’，是何意态雄且杰! 后世小说刻画精能处无以过之。赵王与秦王会于绳池一节，历世流传以为美谈，至谱入传奇；使情节果若所写，则樽俎折冲真同儿戏, 抑岂人事原如逢场串剧耶？武亿《授堂文钞》卷四《蔺相如渑池之会》深为赵王危之，有曰:'殆哉, 此以其君为试也!’又曰:'乃匹夫无惧者之所为，适以成之，而后遂啧然叹为奇也。’其论事理甚当，然窃恐为马迁所弄而枉替古人担忧耳。”秦、赵两君的渑池之会见于历史，而蔺相如的随赵王赴会则只见于司马氏的《史记》；其写法又奇特而违于常理，因此我想只能当作“故事”看。至于司马迁借着廉蔺情节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理想愿望，那当然是很重要的。本文选自《古典文学知识》2000年第3期，有删节，原标题为《谈谈如何读〈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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