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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谦 1） 蝌蚪文的重要出土事件 我国文字起源很难追根求源。史称伏羲氏观龟画卜作“龙书”；神农氏因嘉禾作“穗书”；黄帝见卿云而作“云书”仓颉祝融观鸟作“古文”；少昊氏作“鸾凤书”；高阳氏作“蝌蚪文“；高辛氏作“仙人书”等…… 蝌蚪，古时写作"科斗",是蛙、蟾蜍、蝾螈、鲵等两栖类动物的幼体，又称蛤蟆蛋蛋。别名有：个妞、活师（《山海经》）、蛞斗、活东（《尔雅》）、虾蟆子、玄鱼、玄针（崔豹《古今注》）、虾莫儿（《本草拾遗》）、聒子、虾蟆台、虾蟆粘（《尔雅翼》）、悬针、水仙子（《本草纲目》）。 蝌蚪文，也叫“科斗文”、“科斗书”（蝌蚪书）、“科斗篆”（蝌蚪篆），是我国原始文字或符号的八种之一。因头粗尾细形似蝌蚪而得名。蝌蚪文的名称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  （蝌蚪文青铜器） 元代学者吾丘衍在《学古编》札记中说：“一举曰：科斗。为字之祖，象虾蟆子形也。今人不知，乃巧画形状，失本意矣。上古无笔墨，以竹挺点漆书竹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古谓笔为聿，《苍颉》书从手，持半竹，加画为聿肃。秦谓不律，由切音法云。”吾子这段话说出了蝌蚪文的特点和由来，古人在竹简写字，没有笔墨，用尖竹蘸漆在竹片上写字，故起笔时漆多，收笔时漆少，笔法重落轻出，形成蝌蚪状的笔画，而至有了蝌蚪文。 蝌蚪文在历史上引起轰动的是一次偶然的文物出土事件： 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前279年），河南省汲县一个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时期魏国襄王的墓室。意外的是墓里没有金银财宝，而是一捆捆的竹简，竹简上写着密密麻麻的“蝌蚪文”。竹书对盗墓贼来说无用，他为了照明，还拿了一些竹简当火把点燃。这事被人发现，报告给官府。官府立即介入，派人从墓里整整拉出了十车竹简，震惊了全国。 晋武帝很关心这批“古书”，他任命当时有名的学者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等人负责对这批“蝌蚪文”资料进行整理。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除烧掉的竹简外，还余下的竹简仍有文字75篇，10余万字。其中发现的《纪年》即《竹书纪年》有十三篇，记录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上下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至战国魏安釐王二十年）。《竹书纪年》史称“汲冢书”，知名度可比肩《史记》，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编年通史，其内容也与《史记》有颇多印证。汲冢竹书里，除了《纪年》，还有《易经》、《公孙段》、《国语》、《名》、《缴书》、《大历》、《穆天子传》等，内容非常丰富，均为重要文化典籍。  （《竹书纪年》史料页面） 荀勖、和峤二人初步考订“蝌蚪文”为战国文字，研究成果被称作“荀和本”，又为初释本《竹书纪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似乎并没有把全部竹书都整理完毕，而且初释本存在很多争议。晋惠帝时，命秘书丞卫恒继续研究，但永嘉之乱中卫恒被杀，后束皙接续工作，做出了《竹书纪年》的“卫束本”。之后战乱中，竹书原简散失，“荀和本”、“卫束本”得以流传。不过，“荀和本”、“卫束本”在数百年后的唐“安史之乱”及五代乱世中，也逐渐散失。今天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实际上是明清以来学者根据古书引用的竹书材料所形成的版本。国学大师、考古学家王国维曾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成为当今竹书研究的重要资料。不过，当今学者仍然认为，《竹书纪年》是中国悠久的考古传统中最伟大的文献发现。 2）蝌蚪文的演变发展的其他文献 蝌蚪文，不仅在春秋战国时期竹简上出现，在西周青铜器、陶器等上都有痕迹。但从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后，蝌蚪文就被禁止流传。西汉时隶书为官方正体，蝌蚪文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汉末时蝌蚪文是较为流行的民间书法。历史上也传说李白不仅善草书，也善蝌蚪文、鸟虫书。  (郭忠恕《汗简》内页之一) 在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蝌蚪文书法在历代都有人使用。如北朝王愔《古今文字志》书体36种之中，有“科斗篆”一席之地。南朝梁庾元威《论书》阐述的书体108种，也有“科斗书”之称。唐代韦续《墨薮》（56种书）中说：“六、科斗书者，因科斗之名，故饰之以形。不知年代，或云颛顼高阳氏所作。”元代书法论著《衍极》刘有定注文：“大历初，霸上人耕地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科斗《孝经》，凡二十章。初传李白，白授阳冰，尽通其法。”刘的注文说李白除了精于行草外，还精通古文科斗。可惜，由于年代久远，文物不易保存，我们无法见到李白的蝌蚪文真迹。宋代书法家李建中精于文字学，他曾经手写郭忠恕所著的《汗简》，皆是蝌蚪文字，因此他的书法在当时影响很大。（——见《宋史》李建中本传） 宋·释梦英《篆书梦英十八体诗刻》及《论十八体书》文中都涉及了“科斗篆”。宋·道肯《三十二篆体金刚经》中，也有八千多字的“科斗书·金刚经”的经卷。清康熙年间出版的孙枝秀《历朝圣贤篆书百体千字文》164体中有“蝌蚪文”的体例：八个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清乾隆皇帝时期出版的32体篆书《御制盛京赋》，也有4500字的“科斗篆”《盛京赋》一册。民国23年（1934年）徐州姬觉弥编辑自印了蝌蚪文范本《颉典集联》全3册。  （《颉典集联》内页之一） 3）.近现代蝌蚪文的新发现与研究 蝌蚪文的遗踪长期以来是文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有四个踪迹尤为吸引人的眼球： 一）．禹王碑，又称“岣嵝碑”。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名刻，碑上刻有奇特的古篆文，字分9行，共77字。碑高1.7米，宽1.4米。字形如蝌蚪。坐落于长沙市岳麓山北峰，其实此碑是宋代时人们从南岳衡山拓来的复制品。真正的禹王碑还在南岳衡山岣嵝峰，韩愈、刘禹锡等文人骚客曾赋诗歌咏。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在衡山县福田铺乡云峰村发现了禹王碑母碑,2007年，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摄制组进行了专题报道。西安碑林、绍兴禹陵、云南法华山、武昌黄鹤楼、衡山石鼓书院等处，均以此碑为蓝本翻刻。  （岳麓山禹碑 蝌蚪文） 禹王碑有很多传说，很多文人花费了毕生心血研究，明代杨慎、沈镒、杨时桥、郎瑛，清代杜壹，当代长沙童文杰、杭州曹锦炎、株洲刘志一等人先后作“岣嵝碑释文”。而近年一些学者则认为“禹碑”并非禹碑。如曹锦炎认为岣嵝碑是战国时代越国太子朱句代表他的父亲越王不寿上南岳祭山的颂词。而刘志一则认为岣嵝碑为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所立，内容是歌颂楚庄王灭庸国的历史过程与功勋。虽千古奇碑至今说法不一，但它的文字源流考古价值等到学术界的公认。 二）蝌蚪崖。浙江仙居县淡竹乡有一座千峰叠嶂、万壑峥嵘的韦羌山。山间有一处神奥莫测的人文景观——蝌蚪崖，千仞绝壁上刻有蝌蚪文，相传是大禹时期的刻石。南朝孙说著的我国第一部地方志《临海记》中就称韦羌山“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州郡志》亦称“天姥山（韦羌山别名）与括苍山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识。”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台州文物部门和摄影爱好者组织了考察、探险，其报道公开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兴趣。争论不休，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古畲族留下的文字；有的认为是六七千年前生活在仙居的下汤人留下的，认为是先民的遗迹；当地老百姓一直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有的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蝌蚪文根本不存在．是子虚乌有的事。有的则展开丰富的想像，说那是外星人留下的杰作。  （仙居蝌蚪崖照片之一） 三）三星堆文明。1929年春，四川广汉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立刻轰动了世界。三星堆文化器物出现古老文字，多数不是简单的刻符，而是很成熟的文字，部份可用彝文释读，字形、字音和字意都是古彝文。为什么上古时期的文物上有彝文呢？因为彝族是中国土著人，彝族先民上古时期居于成都平原，是古夷人和古蜀人的后裔。彝文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学者推断彝族是夏朝的统治者，后来被商朝人驱赶从中原到蜀。有一枚颛顼时代兽钮玉玺刻有四个字的蝌蚪文被贵州彝文专家王继超破译为“君王和谐”，这使得很多研究者更相信蝌蚪文就是夏朝的官方文字。等等说法是否正确还有待考古界的进一步发现和学术界的进一步考证。  （颛顼时代兽钮玉玺刻有“君王和谐”） 而彝文，确实是我国西南地区至今还在使用着一种实实在在的蝌蚪文，四川、贵州、云南一带的彝族群众又叫它为“韪书”。明清两代有不少书里都提到它，说这种文字“字如蝌蚪”。2009年彝文书法被列入凉山州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面章节里有专门阐述，这儿不再铺开叙说。 4）当代汉族蝌蚪文书法的发展状况 当代汉族研究蝌蚪文的书法家也大有人在。如安徽砀山书家刘远方，1963年生，他长期以来研究蝌蚪文，其蝌蚪文书法，艳丽富有装饰性，书法作品涉及诗文、条屏、小品等，内容广泛。部分作品被省市县多家博物馆收藏。中央电视台七套节目、《安徽日报》等媒体均有专题报道。获得安徽宿州市非遗文化传承人的称号。  (蝌蚪文书法之一) 江苏新沂书家王光政，1968年生，他对蝌蚪文有很深刻的研究考证，其蝌蚪文书写独特，自成一体。部分作品发表在《书法报》《中国书画报》等刊物上。  （蝌蚪文书法之二） 上海已故百岁书法大家周愚山（1916-2016年）擅长各种书体，举凡大篆、蝌蚪文、甲骨文、钟鼎、石鼓、小篆、铁线、玉筋、悬针、柳叶、垂露篆等都达到刚柔并济、炉火纯青。他讲究字法、章法，强调个体美和整体美的结合，尤其篆书艺术达到了至善至美、挥洒自如、婉转灵动、刚柔相济的境界。山西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张颔擅长古篆书，还精通蝌蚪文和鸟书。  （民国砚台合面） 总起来说，目前对蝌蚪文书法的研究与发展还比较薄弱，随着2013年—2016年中国书店推出的系列图书的清乾隆32体篆书《御制盛京赋》（4500字的“科斗篆”《盛京赋》）出版，当代人对蝌蚪篆会发生更多兴趣，促动书法界的学习借鉴和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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