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隶书的形成与发展初探

  隶书是我国五大书体之一，有较小篆书写快捷的优点，当秦扫六合定小篆为官方通行文字时，它在民间悄悄流行。隶书发轫于春秋末期与战国时代，但却孕育在秦代，形成于西汉，完善于东汉。隶书是由古文字演变而来，既是草篆之演化，又为楷书之先导。上继东周至秦，又经西汉、东汉，下开魏晋，是我国文字形体演化和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书体，所以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隶书分为秦隶和汉隶两大类，书体的演化决定了线条的演变，但线条与书体的演变又往往同时相辅相成，所以对隶书形成之前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书体的研究。
    关于隶书的起源与演化，从东汉时起就有人注意探讨。如许慎《说文解字》、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唐张怀瓘《书断》等均认为隶书产生于秦代，且多肯定为程邈所创。
    程邈，字元岑，秦下社（今陕西西南）人，应秦时繁忙政务之需，集胥史简写小篆之成书，后人誉之为“隶书之祖”。但在具体阐释中又出现前后矛盾，如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篆势》中一边说：“下社人程邈为衙狱史，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一边又说：“邈所定乃隶字也。”前面所讲程邈在狱中作大篆，后面又说“邈所定乃隶字也。”
    大篆是在公元前827年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汉?艺文志》说“史籀十五篇。”到公元前374年秦地通行文字是石鼓文上的大篆，而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后为公元前246年，虽然时间过去了128年，但秦地的大篆不可能佚失，何需程邈在狱中作大篆？而秦统一后，《汉?艺文志》说秦篆作于丞相李斯，故又称斯篆。《说文解字》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西晋卫恒说程邈在狱中作大篆显然与历史不符，后又说“邈所定乃隶字也。”到底程邈所作是大篆还是隶书？前后出现了矛盾。后在《四体书势?隶势》中又不再提程邈，只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北魏郦道元则否定程邈作隶说，他在《水径注》卷十六《谷水》条谈及隶书时，则“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郭沫若在1972年考古第三期发表的文章“古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既对郦道元所引证据持疑，但却肯定“这断案是正确的”，并说“隶书无疑是由草篆的演化。”关于小篆与隶书的关系，前人所论也多模糊不清，如卫恒说“隶者，篆之省也。”清人段玉裁说“小篆即省改古文大篆，隶书又为小篆之省。”
    近代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和简牍书法的发现，使我们看到前人在史论记载时和实际有出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隶书发展的史料。1980年出土的四川郝家坪秦墓木牍，字体属初起的隶书，据考为战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所书。距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还早88年。木牍上字的线条和结体已与金文大篆有明显差别，线条较大篆减少盘曲，变繁为简，圆者趋方，波磔率意之笔不时出现，“蚕头雁尾”笔势已见端倪。结体在篆隶之间，但与小篆不同，若篆若隶，即明人赵宦光所谓的“草篆”，郭沫若讲的“隶书无疑是由草篆的演化。”
     此时的隶书，趋方趋扁，这无疑是由古文向隶书演变的初起面目——秦隶。将其与1975年出土的已被肯定为“秦隶”的“云梦竹简”（公元前256年）对照，其造线和结体是一脉相承的。
     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春秋晚期（公元前497年~公元前489年）的侯马盟书，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藏。内容是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之间（即赵、魏、韩三卿）分晋举行盟誓的文字。共五千余件，长约18cm，宽2cm，可以读者六百五十余件，文字笔锋清晰，为毛笔书写，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黑墨色，被写字的材料有石有玉，石质约占三分之二，形体规整，以圭形为主，有些薄如纸片。文字形体多样，虽在纵方向上有发展，但用笔已出现提按变化，笔致舒展有韵律，它与青铜器上的金文不同，与秦地石鼓文也不一样，是由古文字演化而来，是隶书形成之前的萌芽阶段。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文字书法史上的一项空白。
     20世纪30年代初在湖南子弹库一座楚墓中被盗掘出土的楚帛书，（楚帛书是写在丝织物上的一种数术性质的书写文字），盗掘出土后不久流入美国，现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楚帛书》文字分为三部分，总计900多字，郭沫若认为《楚帛书》“抄录和作书的人，无疑是当时民间的巫觋，字体虽是篆书，但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有别，体势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它们和简文陶文比较接近，是所谓民间的‘俗书’。”笔者认为《楚帛书》字体不但与金文有别，而且与秦地大篆“石鼓文”也有别，与楚地的鸟虫篆也不同，其字体在横方向上有发展，这为后代隶书的发展（展横缩竖）做好了孕育工作。
     由1965年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春秋晚期（公元前497年~公元前489年）的“侯马盟书”和1980年在四川郝家坪出土的战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秦墓木牍” 还有1975年出土的公元前256年已被肯定为秦隶的“云梦竹简”以及楚地湖南“楚帛书”连进来进行分析对照，虽各地文字面目有所不同，但这晋、秦、楚三地流行的文字与古文字都有演变关系，而与小篆并无演变关系。从春秋到战国时期“七国文字异形”区域性文字会有影响和相互渗透，但各种演变规律却是肯定的，受古文字影响是主要的，彼此影响却是间接的，“云梦竹简”、“侯马盟书”、“湖南楚帛书”等面目有不同，但都是各国流行的文字，都是由古文字演化而来。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隶书的形成问题，我们可以根据目前考古和有关资料认为，隶书直接由春秋末期、先秦和其它战国古文字演变而来，它是民间流行的“俗体”文字，因作为秦隶的“云梦竹简”，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35年就已出现，“秦墓木牍”为战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所书，字体为初起的隶书，比秦始皇统一六国前早88年就已出现，但还有没有更早初起的隶书？已无从可知，只能等待以后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发掘去证明。
     由以上看出，隶书是来自民间的流行文字，是发轫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它早于成熟的小篆，与金文、史籀大篆看不出有演变关系。因此，历史上认为隶书为小篆之省，显然与实际不符，小篆渊源亦为史籀大篆之省，小篆较大篆整齐美观，也较大篆相应简。《说文解字》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汉?艺文志》说秦篆作于丞相李斯，故又称斯篆。可见秦统一六国后定小篆为政府通行文字，带有政府强制因素在里面。而作为民间流行的俗体文字“秦隶”，在实际政务和百姓生活中发挥出较小篆简单、易写、实用的优势来，由于秦隶这些优点，因此，小篆虽被国家政府定为官方通行文字，民间的俗体文字“秦隶”依然未因“书同文”而泯灭。随着秦代战后（统一六国后）百废待兴，官狱职务繁、奏事多，篆字难成，小篆之弊暴露出来，而作为俗体文字的“秦隶”很快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正如郭沫若所论，统治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有意识的采用了隶法、、、、、、民间所流行的书体逼得统治者不得不屈尊就教。”中国文字的发展，开始由简，如甲骨文，后又繁，金文、大篆，再由繁到简，大篆到小篆，再由小篆到隶书，文字的发展最终是由繁到简，这是中国文字发展的科学性和必然性所决定的。秦代由于小篆不能解决下级地方政府奏事多，篆字难成的问题，因此民间的俗体文字作为辅助文字被起用，且多“施之于徒隶”，故称为“隶书”。而秦代中央政府发布政令、修饬、皇帝各处巡视、立碑刻石，仍然使用官方文字小篆。
     随着简牍书法的被发现和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实际作为秦地民间的俗体文字“隶书”先于秦统一之前就早已存在。秦程邈创隶说亦不符合历史实际，但程邈是秦代有成就的书法家，对战国时代流行区域性文字颇有研究。因官小（狱史），故在“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狱中，潜心文字改革研究，针对官定文字小篆之不足，整理并提出了一套俗体文字隶书，“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卫恒《四体书势》中所讲，这是可信的，程邈所“定”之“书”当是隶书（秦隶）无疑。秦始皇能听从程邈意见，也非偶然之事，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载，秦时官书极为浩繁，“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石”为古重量单位。《汉书?律历志》载，“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就是说秦始皇一天要亲自过目一百二十斤竹简写成的官方文书。秦始皇也深受其苦，因此他能顺纳程邈意见，这也是秦始皇非常明智的地方。隶书取得最高统治者的认可，由民间的“俗书”变成了与小篆并行发展的书体。程邈虽然不是隶书的首创者，但无疑是隶书的领导搜集整理者，是使隶书逐步走上系统规范的重要人物，如无程邈向秦始皇提出起用俗体文字“隶书”和秦始皇善纳正确意见，隶书的发展，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尽管社会的发展隶书代替篆书是历史必然。所以程邈提出起用俗体文字“隶书”，功在当朝，利在后代。
     隶书的发展，由先秦战国到西汉前期为初创阶段，被称为“秦隶”；而由西汉后期到东汉为成熟阶段，被称为汉隶。后人通常把秦隶称为“古隶”，将汉隶称为“今隶”，但由秦隶到汉隶有开始的渐变和最后的完善过程。
     秦隶到了西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72年，山东临沂市银雀山一、二号西汉汉墓一次出土竹简7500余枚，西汉隶书墨迹，记载内容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从用笔上看，波磔较为明显，由于书写环境条件的不同，竹简上的字多向右上或右下收敛，并通过某一主笔取得重心平衡，每枚竹简字单行，字间疏密，具有行气贯通、气韵飞动之感，笔画中仍可见篆书圆笔笔意。另由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帛书《老子》甲乙本可以看出，《老子》甲本为秦汉之前抄本，线条及结构与秦简相近，多用圆笔，初具“蚕头”、“雁尾”雏形，面目篆的成分少隶的成分多，有点似篆似隶；而《老子》乙本是西汉初抄本，用笔方圆皆备，线条由圆转多变为直线多，方折多，蚕头、雁尾更加明显，结体造型向横向伸展，趋扁或方形，隶意日益突出。从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乙本看出，秦隶从西汉初年，已由古隶阶段向汉隶“八分”书演化。“八分”书是指东汉末时期的隶书。如河北省定县八角廓汉墓出土的时间为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时代的《论语》、《文字》木牍，笔画方圆兼备，转折、提按，一应俱全。有宽肥的波挑用笔，蚕头雁尾，意态舒展，字势强，结体已明显向横方向展开，故体态扁平，与东汉碑刻字体风格相近。虽然撇捺形态尚欠完善，但迄今为止在所见到的西汉中晚期简牍、帛书隶书中，还未见到水平超过此木牍者。1972年秋和1976年夏、秋期间在甘肃居延原址出土的一万多枚汉简，总称为“居延汉简”，它约为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100年前）和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后107年）作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居延汉简”的字体有隶书、章草与极少数的汉篆和装饰书体。由于这批简册多是基层下级卒吏的日常手记，所以书写风格比较集中的展现了汉代民间书法的多种风格和韵味，既有粗犷泼辣的趣味，又包含宽绰、恢弘和质朴的气质。居延汉简的出土为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的文字发展及民间书法史提供了一部分具有重要意义的有纪年的墨迹，使今人能较好的了解汉代民间书法的实际情况。
     汉代民间的书法艺术，大部分是书写率意，行笔粗犷、质朴，甚至潦草，无故意造作之态，波磔多有夸张，特别是对个别长笔的夸张。然而，正是这些民间书法，不但把汉隶推上了成熟和完善规范，而且孕育了章草、楷书和行书的形成。这说明中国书法的发展，历来离不开人民大众，历史是先民创造了文字，又创造了书法，而书法家是在这些文字，这些民间书法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了书法艺术，这也是我们研究和学习书法的人应该向古人、向今人、向劳动人民学习的地方。因为任何艺术，都是抽象的，但又离不开生活实际。秦代程邈是研究搜集整理民间“俗书”，推出了“秦隶”。今天我们学习古人先民的艺术，最终要推出有我们自己特点的隶书，这也是我们研究隶书形成和发展的目的。
     隶书发展至东汉后期已完全成为成熟的艺术，如后世瞩目的“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永光元年（公元153年）立，隶书，18行，每行40字，其中两行为2字与3字，此碑山东曲阜孔庙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本。此碑隶书是东汉成熟时期的典型作品，字体方正沉厚，骨肉停匀，法度严谨，波磔分明。清人方朔《枕经金石跋》云：《乙瑛碑》“字字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指为“汉隶之最可师法者”。刻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的《史晨碑》分为前后两碑，前碑17行，后碑14行，每行36字，均为标准汉隶，山东曲阜孔庙藏，北京图书馆藏拓本，此碑隶书字体工稳平实，点画有度，处处体现出标准的汉隶法度，虽时被称作隶中“馆阁”，但其独具的标准化审美趋向，于习隶者而言，实为难得的好范本。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碑高253cm，宽123cm，碑藏西安碑林。此碑以风格娟雅秀美和结体匀称著称于世，曹碑中用线不少近于楷书，亦是现在汉隶碑刻中字数最多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亦是学隶者最好碑刻之一。《张迁碑》藏山东泰安岱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本。《张迁碑》为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明初出土，碑额篆书，碑文隶书。此碑字体与西安碑林中《曹全碑》风格迥异，曹碑字体之美是一种阴柔之美，而张碑则以阳刚壮美古掘雄强著称。该碑中隶书为了表达气势之美，有意压缩间架笔画的波挑动作，多用方笔，端正平直，字体严密饱满，笔画沉着有力，其用笔已开魏晋之风，笔画可置于今楷中。《衡方碑》，东汉隶书，山东泰安岱庙藏，拓本由上海图书馆藏。此碑建于东汉元年（公元168年），立于山东汶上县郭家楼，碑中23行，每行36字，额题《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隶书阴文10字，极具特色，《衡方碑》之隶偏于雄强。属于古掘朴茂的典型汉风，笔画线条肥厚，体势奇伟，整碑布置行满格密，撑足排叠，大气磅礴。
     隶书自西汉中期始，其艺术特点基本形成，已突破拘束的单调细圆均分的绘画线条，变成了轻松活泼，粗细不等的书写线条，表现出汉字结构特有的丰富姿态，结体已变为展横缩竖，形成了隶书以扁结构为主的独特体势，至东汉后期，隶书已完全成熟和完善，隶书在完善成熟中已形成了几种特点，如像《乙瑛碑》、《史晨碑》、《曹全碑》、《华山碑》、《孔宙碑》、《张景碑》等碑，用笔轻捷，中锋圆笔为主，线条圆润、稳健，笔画偏细，但细而不弱，似铁画银钩，笔长势足，结体平整规范，体态略扁而隽永秀丽，是汉隶中典雅优美最为典型的一类，这一类隶书为遒丽秀美类，是学隶者最可师者。另一类如《张迁碑》、《衡方碑》、《鲜于璜碑》等，此类碑刻用笔古掘，以方笔为主，线条粗重浑厚，方短劲险，笔短意长，结体方整雄伟，掘朴茂密，于平正中求变化，险峻中求严整，是成熟汉隶中雄强壮美最为典型的一类，也是我们学隶者最可师者。
     还有一类，如《石门颂》、《开通褒斜道石刻》、《杨淮表记》、《景君铭》碑等，此类碑刻多用圆头粗线，以篆意行隶，结字取势高古奇伟，情趣横生，书风奔放雄强，点画弯曲如枯藤老树，一般没有蚕头雁尾，而是藏头护尾，线条劲涩，细而不薄，瘦劲外张，含蓄舒展，给人一种舒朗开阔的感觉，且率意恣肆，带有草书意趣，此类碑刻属于奇纵恣肆类，也可供习隶者学习。
     汉王朝前后经历了四百二十多年，汉字的隶书从开始秦隶演化发展到西汉中期，隶书体基本形成；而产生于秦代的小篆在西汉只存在于官方的正体文书、款额和币章中，而隶书则被逐步应用于各种书写，西汉晚期，隶书已逐渐成熟，到了东汉后期，隶书的点画、结体、章法、布局均完全成熟。成熟的隶书带来了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即突破拘束的单调的细圆均匀绘画线条，而成为轻松活泼、任情恣肆、粗细不等的书写线条，表现出汉字结构特有的丰富姿态。隶书因为展横缩竖，线条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以扁结构为主的独特体势。正是由于隶书线条变化的浪漫性和自由性品格，才使得它孕育了草书、楷书、行书书体的产生。
     隶书成熟后，由于书写快捷、章法规整，富于图案和装饰特点，所以隶书在中国书法发展中非常重要，后代经世不衰。晋唐以来的书家都非常重视隶书的练习，而且在造型和用笔上均有很大变化，虽成就都不及汉代，然却各有特点，且草、楷、行诸体都是在隶书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如魏晋隶书线条有正书（楷书）笔意，已无“蚕头雁尾”特点；唐代隶书线条圆润，肥腴有顿挫，多用篆书结构，结体偏正方与楷书相近。唐楷诸家喜隶书，如颜楷即由隶书诸碑胎出。清代隶书异彩纷呈，各具个性，但和东汉隶书相比，都不及东汉成熟时期隶书结体美、和字体质感突出，所以学隶者笔者认为应以成熟期隶书，即东汉名碑如《乙瑛碑》、《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等碑为模本，学练隶书，学前人之结体，得前人之笔意。在继承上再创新，而这时的创新就不会是无源之水，是有规有矩，有章可循。
     在秦代，统一六国后，国家以小篆作为官方文字，后由“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此时隶书被国家规定为与篆书并存的一种文字。从两种书体来看，隶书是展横缩纵（竖），而小篆则是展纵缩横，一个在横方向伸展，一个在纵方向上伸长，因此隶书与小篆结体不同，但虽然结体不一样，小篆在纵方向上与隶书在横方向长度与小篆在横方向隶书在纵方向上长度比例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两种字体形状基本上符合黄金分割法，符合美学法则，这也是小篆书体与隶书富有图案和装饰特点的原因。
     在秦代，由于后面隶书与小篆并存，小篆为官方文字，隶书为辅助；而到了汉代隶书成为官方主要文字，篆书只在官方正体文书、款额中和币章中应用，隶书与篆书由于书体各具特色，但因都在同一朝代或相近朝代，故两种书体线条有相同处，小篆皆是圆笔，而隶书也有圆笔横直线和圆竖直线的大量运用。而且“横”，“竖”都要写的横平竖直，逆锋平起，中锋运笔，笔势圆匀，因为有圆笔的应用，故线条柔韧，有质感。
     隶书与篆书不同处，篆书全用圆笔，隶书则方圆兼有，或以圆为主，或以方为主，或方圆兼用，篆书横竖直线均用圆笔，但隶书横竖可方可圆，篆书只有平画，而无波画，一般要求中锋圆笔，平直粗，但隶书中波画则被强调和大量使用，因为它是最能展示隶书体势的笔画，用笔方圆均可，如《曹全碑》字体线条多用圆，而《张迁碑》字体线条多用方。隶书用线不求均匀，其形往往沿平直下沿曲，左端形如蚕头，右端形如雁尾，腰部略细，两端习称“蚕头雁尾”，中间称为“蜂腰”。落笔斜下取势，向左逆入，转笔略按，以中锋（偶参侧锋）提笔向右行进。收笔时逐渐重按驻笔，尽量展笔，然后提笔向上出锋，凌空收势，劲足力健。小篆运笔，无提按动作，故线条粗细一致，只有点、线、弧三种形态。而隶书用笔复杂，提、按变化较大，线条形态丰富多姿，已基本具备后起的楷书“永字八法”的笔画特点。在汉碑中不同书家笔下的隶书，既有一般用线的共同点，又有各自不同之处，有的以柔为主，多用圆笔，如笔者引篆入隶，隶书有篆的特点；有的以刚为主，多用方笔，隶书多壮美，还有的刚柔并用，隶书在不同书家笔下，风格各异，但无不遵循隶书点画线条的主要表现特点和展横缩竖的结构形态。
     一般来说，隶书转折处都以断笔处理，而不像楷书那样顿笔转折。小篆无挑无钩，隶书则有明显挑钩，隶书在稳定平衡中，求得横向开阔、舒展，起笔逆锋向左，再转锋向右行进，起笔稍细，重按渐行，收笔处自然上提，出锋，微微上挑，隐隐出锋即可；如藏锋，上挑后随即缩锋收笔即可。在篆书中允许同一性质形态线条并列，在隶书中，则力求变化，则避免重复和并列，即所谓“雁不双飞”，“字无二捺”，“蚕无二头”。
     汉以后，新形成的楷书又逐渐取代了隶书，隶书逐渐趋成为纯艺术的创作。但其线条艺术特点和结构表现，随着艺术表现意识和环境时尚的发展，也随着变化。总体倾向，不完全墨守汉规，而多灵活变化。
     晋唐隶书多有楷意，线条有瘦有肥，圆润而有顿挫，结体由扁趋于正方，整饬中有秀美和丰腴之态。五代、宋、元、明间，很少有以隶称世的。至清代隶书与篆书一起复兴，有的直入秦汉，学碑者兴起，产生了不少独具特点的书家，有的作隶，“间参草法”，线条厚掘而率意，生动放逸，如清金农隶书厚掘奇古，笔力沉雄，横粗竖细，引笔重按轻提，横画起笔和转折处求方，故结体上重下轻，严整而有逸致，被称为“漆书”，为世人注目。邓石如融东汉众碑而出新貌，以篆法入隶，线条圆润遒劲，形成自己的风格，清何绍基以篆入隶线条如屈铁枯藤，体势流动，独具风格。虽清代出现好多有特点的隶书，但笔者认为尚未有与东汉成熟期隶书名碑相媲美者。所以笔者认为学隶应从成熟期汉隶名碑入手，学其结构，得其笔法，在前人基础上再创出具有新特点的隶书来。以上看法与体会写出，供大家切磋，不对之处。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