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四镇三关志》的磨砺

彭勇《 博览群书 》（ 2018年12月01日）

　　地方志综合记载一地区的自然、地理、沿革、制度、经济、军事、文化、人物、生活、灾害等诸方面，或专记某一类史事，不仅为研究区域史者必读，也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之关联的重要文献，历来为治明清史者所重。本人研读明清历史30载，一直把地方志作为最重要的史料之一，长期使用前辈学者、同行提供的诸如缩微胶卷、影印、整理、点校、校注等不同形式的方志文献。这次自己主持校注《四镇三关志》的重要原因，第一它是我关注十多年的一部珍贵方志，我知道它的重要价值，它值得我下功夫去做；二是我曾认真阅读并加以利用过这部文献，也曾做过初步的整理，有底气和信心去做；三是机缘巧合，幸得中州古籍出版社马达先生的极力促成，以及数位得力助手的分工合作，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壹/

　　《四镇三关志》初成于万历二年（1574年），万历四年刊刻、六年增修，“四镇”是指蓟州镇、昌平镇、真保镇和辽东镇，“三关”是指居庸关、紫荆关和山海关，它是自嘉靖“庚戌之变”（1550年）之后明朝北边防御最紧要的之

　　地——京畿、蓟辽地区的专志，内容主要是当时的军政、钱粮、兵马、职官以及诏令奏议等官方资料，是研究明代军事史、政治史、长城史、民族史等重要的文献。2001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跟随顾诚先生读博士研究生时，以明代军事制度史作为学位论文，这部志书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卷七收集的大量诏敕奏疏让我发现了不少明史研究的新问题，帮我解决了许多的迷惑，比如其中记载的“忠顺营（军）”问题，此前学界没有学者关注过；有关“夜不守”“抚赏银”和“烧荒”等问题，记载也比较详细，本人不仅在两部专著《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多有引用，还发表有专题学术论文《论明代忠顺营官军的命运变迁》（《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和《明代领班武官敕书“坐名”试析》（《明史研究论丛（第八辑）》2010年）等。

　　对这部志书的初步整理，缘于2007年，我作为大型新志《中国长城志》“文献卷”的副主编，把《四镇三关志》作为明代最重要的长城文献列入其中，当时选辑了该书全部54万字中的30多万字。到2013年时，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副总编马达先生听说这部文献很重要，并得知以前我已做了大量的前期积累，便建议申请国家古籍规划整理资助项目，明史专家邱仲麟先生、地方志专家张英聘研究员等都高度评价了这部文献，并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切实的支持。此后又经过两年的准备，经过明史专家陈梧桐先生和高寿仙先生热情推荐，在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具体组织申报下，《四镇三关志校注》顺利获得“2016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立项。

　　/贰/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平时的大部分精力是用于教学工作，科研工作也时常是围绕教学展开、为教学服务，《四镇三关志校注》也可称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产物。本书的整理和校注工作，实际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编《中国长城志》（文献卷）时的录入、标点与校对工作，完成了30余万字；二是全书剩余的20万字正文的点断工作，由我的明清史、明清历史文献学的研究生李梦琴、李宜洁协助完成；三是对全书进行校注，由我的博士生崔继来、肖

　　晴和段晋媛等分别承担。他们每个人手中均有一套万历版的底本、一套民国抄本的对校本，逐字逐句的对照，在录入好的工作稿上标出发现的问题和疑惑。我们组建了“刘效祖”微信群随时交流，在研究生课堂上，在读书班上，大家时常为一个字、一个标点、一个地名，去查阅大量的文献，师生同门在一起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四镇三关志》是一部地方专志，在校注时，我们也大量参考了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校注本”出版后，在书后附录的地方志共21页有600种。这些地方志，又以省、府、州、县的综合性志书为主，以综合性地志书去校注边地专志，也让在读研究生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类似的学术训练是我熟悉的，上世纪末，我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跟随张民服教授读书、留校工作，当时参加编写《河南通史》（明清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时，便把明清时期河南地方志系统查阅一遍。我的博士生导师顾诚先生尤其重视在研究中利用明清方志，他为了撰写《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和《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时，是沿着明末农民军活动的线路和区域，把涉及的上千部地方地全部读完的。我当时在研究明代班军制度时，把能找到的明代方志以及清代乾隆之前的方志全部翻阅一遍，出版时直接征引的地方志达300种。我在指导明清史专业研究生时，大部分同学为撰写毕业论文，也都下过类似的苦功夫。本次师生一起校注边镇专志，这算是学术的薪火相传吧。

　　/叁/

　　本人的专业在明清史研究，这次的古籍整理与校注，颇有点“不务正业”，实在是考虑到这部方志的重要性。校注时，我们预定的目标有三，一是给读者提供一版内容精良、阅读方便的读本，提高它的阅读和使用率；二是给广大读者提供明代长城史、军事史和边地志书等方面专业的释读知识；三是给专业研究者提供相关研究的方法、线索和思考的凭借。

　　因《四镇三关志》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兵马、形胜、钱粮、营伍、经略、文臣武将以及民族关系等，有一批学者和爱好者关注于此，因此我们在校注时，对涉及到的相关知识，尽可能以最简洁、概括的语言体现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广大读者不太容易查阅、对比和熟悉的内容，我们做了详细的校注，比如卷八《职官》、卷九《才贤》和卷十《夷部》的内容，相信细心的读者会得到有价值的研究信息和追查线索。本书对公认价值极其的诏令奏议部分并没有进行过于详细的文本对比，只是为了阅读和利用的方便，进行了必要的校注，原因是卷七的内容很庞大，刘效祖当年辑录编撰时，对许多原始奏疏做了编辑处理，而他收录的奏议不少另有传世，如果把不同的文本进行逐一比对，必将加大校注的分量，从史料的使用价值角度考虑，所以我们校注时仅提供了不同版本的信息，提醒专业研究者自行查阅。此外，民国抄本作为对校本，字迹比较清楚，对校注底本大有帮助，但抄本在抄录时错漏之处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出注（这也不是我们校注的主要任务），只是在校注部分内容，遇有底本不清，而抄本内容或可成为一说时，两说并存。

　　这次整理，经与出版社商议，采取繁体横排版式印刷，“校”与“注”统一编号，并没有分别编号，“校”的内容以【校】提醒读者，而“注”的部分并不标【注】，“校”与“注”均于页下出注，这主要基于阅读和使用的习惯，也可以节省版面，降低成本。经验告诉我这样利用的效率会更高一些，尽管这并不是

　　传统古籍校注的处理方法。

　　本书的校注也留下了许多遗憾。随着工作的展开，尽管做了充分的准备，我还是低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校注工作千头万绪，无一处不在考验着我们的知识、能力、体力和耐心。比如最基础的断句是需要过硬的功夫，有时候一个字、一个典故需要花费数小时处理。本书有大量北方民族的地名、族群名，以及长城堡塞关隘名称，限于材料和能力，都无法保证校注是准确无误的。至于校勘与注释的内容，如何准确把握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信读者不难发现若干问题。此外，校注的初稿，我们也使用了专名线，为此我们征求了多名专家的意见，讨论多次，以统一专名线的体例，但这部志书的专名线类型太多，如果一一划出，几乎满页尽是专名线，深感影响到阅读体验，在决定使用横排版之后，最终放弃了专名线的使用。

　　当书稿几经推迟交出之后，我们深深体会到古籍整理之不易，确实是一份责任让我坚持下来。这本书对于我，是心愿的满足和一件事情的终结，对于同学们，也是一次难得的磨练。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明清方志能整理出来。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陈梧桐
—读《四镇三关志校注》

这是上乘的明代边关志书校注本

《 博览群书 》（ 2018年12月01日）

　　◎ 陈梧桐

　　—读《四镇三关志校注》

　　这是上乘的明代边关志书校注本

　　临近中秋之际，彭勇教授送来他和崔继来博士合作的《四镇三关志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拜读之后，有以下三点感想。

　　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四镇三关志》

　　我国的地方志浩如烟海，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截至1949年，我国存世的地方志就多达8300余种。限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目前尚不可能对每种地方志逐一进行整理校注，只能首先选择其中最有价值者进行整理校注。明人刘效祖撰，刘应节、杨兆、王之弼等修的《四镇三关志》，就是其中之

　　一。

　　“四镇”指的是蓟州镇、昌平镇、真保镇和辽东镇。“三关”指的是居庸关、紫荆关和山海关。这个地区位于与蒙古部的接邻之处，是拱卫京师的屏障。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后，北方的边防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尽管朝政腐败，但一些有志之士仍不断进行改革，着力整顿边防，特别是高拱、张居正当国时期，往四镇三关调集精兵强将，组建重兵集团，修筑敌台和边墙，调整对蒙古的政策，更是实现“隆庆和议”，取得“虏酋内附，逆贼伏诛，边境叛宁”的显著成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为了提供朝廷和戍边将士的借鉴，整饬密云等处兵备、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王之弼调动官府的资源，聘请名家刘效祖“筹集边事，辑而成书”，编撰了这部《四镇三关志》。此志完成于万历二年（1574），万历四年刊刻，万历六年增修。全书共10卷，近54万字，内容十分丰富。它既有一般志书涉及的有关分野、形胜、建置、沿革、职官和人物的记载，又有边关专志所侧重的军旅、钱粮、骑乘、经略、制疏和夷部的叙述，对研究明代的军事、经济、民族关系和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书中辑录的大量诏敕制疏，更成为研究明代军制史的重要资料。其中有些资料，如关于“忠顺营”“夜不收”的记叙，是其他史籍缺载或载而不详的，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彭、崔二位先生选择这部方志进行整理校注，无疑是颇具眼力的。

　　版本梳理与标点

　　古籍整理的第一步，是梳理版本的源流，选择底本和对校的本子。彭、崔两位先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海内外藏书的资讯，理清了此志流传的基本概况。原来，《四镇三关志》在万历四年刊刻之后，发行和流通并不是很顺畅，以至于明代最著名的文献目录专著《千顷堂书目》将其误记为12卷。到了清代，由于书中秉持“华夷之辨”的观念，并记载大量辽东史事，涉及清入关前女真人的历史，触犯清朝统治者的禁忌，遭到清朝的禁毁，更使其流传受到极大的影响。直到清末民初，随着文网的废弛，边关局势的紧张，边关志书再度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又陆续出现一些民间抄本。但是，由于社会的长期动荡，兵燹和人为的毁损，至新中国成立之时，此书存世的数量已是屈指可数。万历刻本，仅有浙江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皆为万历四年刻，万历六年增修本，且均有残缺。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部，详情不明。清末民初的抄本，也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几家大图书馆有收藏，读者查阅、使用极为不便。1991年，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印中心影印的《四镇三关志》，系以浙江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的藏本为底本，配补少量的民间抄本而成，收入《中国文献珍本丛

　　书》，后又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成为读者使用最广泛的本子。这个本子“以明原版影印”，“除加断句外，凡版面不清处，均加修整，缺字可补者描补，无法读识者概存原貌。缺页因无他书可补，只得注明”（马大正、吴锡麒、叶于敏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12）。但是这个本子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刘效祖编纂《四镇三关志》的时间较短，较为仓促，书中存在的问题较多，万历刻本又存在诸多缺漏、不清之处，而民间抄本错讹更多；二是志中所记人物主要只开列职官姓氏、籍贯，不仅讹误不少，而且过于简略，信息不全。因此，读者阅读使用仍感不便。

　　针对这些问题，校注本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0册《四镇三关志》为底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抄本、南京图书馆藏万历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李文田抄本配补。如书前杨兆所撰的《序》，《中国文献珍本丛书》影印本是以“昌拥九陵而护神京”一段开头的，而校注者从网上搜得保利拍卖行拍卖的《四镇三关志》公开书影，发现前面还有一段文字：“国家定鼎幽燕，北控大漠，盖枕华夏之交，示弹压之势，居重驭轻，为远猷矣！是故蓟、昌在畿辅，实为腹心，东西辽、保则左右臂也。要之，论国势重轻则蓟、昌为最，保镇次之。论夷情缓急则蓟、辽为甚，昌镇次之，保镇又次之，此其大较也。”论述四镇在北方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及其面对夷部侵扰压力的状况。他们即将这段文字补入杨兆序中，使之成为完璧。

　　这部志书有大量人名、地名、行政和军事机构的官职以及少数民族族群的名称，如无丰富的明史特别是明代军制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知识，就无法进行准确的标点。彭勇教授长期从事明清军制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丰厚，而崔继来博士对此也颇有兴趣，具有比较扎实的历史文献、古典文

　　字功底，他们遇到疑难问题又能虚心向周围师友求教，如书中“钦此钦遵”四字的点断，即与无数朋友讨论过，因此能做到句读准确，标点规范。如《纂修边志檄文》中的“钦差总督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刘批供应事宜悉依拟行候完日通行各镇道摊补司供应者即以经历傅尚智充之缴”一句，标点为“钦差总督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刘批：'供应事宜，悉依拟行候完日通行各镇道摊补。司供应者，即以经历傅尚智充之。’缴”。将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批语至“充之”点断，完全正确。全书经过准确的标点，文意通畅，从而便于读者的阅读与了解。

　　认真、细致的校注

　　在标点的基础上，彭、崔两位先生多种校法并用，对全书的错讹，作了认真细致的校勘。其中的错讹，除了常见笔划的错讹导致字词的错讹，如“戍”误作“戌”，“比陟儿”错成“此陟儿”之外，还有人名的错讹，如“檀石槐”误作“擅石槐”，“刘麟”错成“刘麒”；地名的错讹，如“沧州”误作“仓州”，“乌程”错成“乌城”，“兴州前屯卫”错为“东胜右卫”；数量的错讹，如“三（个）月”误作“三月”，“（一）千一百万斛”错成“万斛”；年月日期的错讹，如将分守固关参将的设置时间嘉靖二十年误作二十二年，真定民兵营于嘉靖四十四年设置游击一员，错为四十五年设置；词语典故的错讹，如将“夜半传飧”误作“夜半转发”。有的地方则是掉了字，如“太子河一名东梁河，又名大梁”，“大梁”之后掉了个“水”字；有的是多了字，如“辽水通新水河之南”误作“辽水通新水通新河之南”，“通新水”三字为衍文；还有字序颠倒的，如“海中岛曰乾岛、布袋、南双、北双、野鸡、韭菜、过岛、马连、渔湖、罗儿、小陈家、大陈家、蔷麦、兔儿、青鱼、大松、小松、金线共八十处，俱流民居”。句中的“八十”系“十八”两字颠倒致误。经过细致的辨析，认真的校勘，错讹之处，均依据其他史籍的记载，逐一加以纠正，并出校记，载明勘误的依据。

　　另外，《四镇三关志》所记山川形胜，多采摘其他方志的记载而将文字稍加压缩，有的地方因文字改动太多，而影响到读者对文意的理解。校注者在校勘之后也特地以注释的形式加以说明，以便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如卷二《形胜考》之《辽东形胜》，有段文字谓：“小山泉，（义州）城西北境外。永乐间，遣将征虏酋脱古思，在捕鱼儿海，由大宁、庆州军士渴无水，忽四泉涌出。”校注者便在此处加了个注释，曰：“此处将嘉靖《辽东志》中的文字改动太多，已影响对文意的理解。嘉靖《辽东志》卷一《山川》，《续修四库全书》第646册，P481，'小山泉，义州城西北境外。永乐间，遣将征虏，闻虏酋脱古思脱木儿在捕鱼儿海，遂由大宁、庆州兼道而进。师次游南道，无水，军士渴甚，其地忽闻有声如砲。时人视人视之，则四泉涌出。众欢呼曰：

　　'此朝廷之福，天至助也’。”

　　这部校注本在注释上下了很大功夫，除对一些生僻的字词、典故作了注，如：“空冀北即马空冀北，伯乐将冀北良马搜选一空。语见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1页，“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此处代指蓟镇马政对蓟北直隶地区造成的负担。”对人们不很熟悉的一些官制、军制名词、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名、族群名以及长城堡寨、关隘名称，校注本也都逐一作注。如：“圻父，古官名，掌畿辅内军事。参《尚书正义》卷十四《酒诰第十四》，《十三经注疏》本，P381页，'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注曰：'圻父，司马，农父，司徒。’此处汪圻父代指汪道昆，万历元年任兵部左侍郎。参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贞传附汪道昆传》，第7832页。”又如：“尖儿手，明朝军队中负责侦察和刺探情报的特种兵，与夜不收并称'尖夜’。”由于注释数量庞大，有的页面，注释的篇幅占了一大半，甚至达到版面的五分之四。卷八《职官考》的原篇幅并不大，但注释却多达20万字。整部校注本的字数多达110余万字，超过原志书近54万字的一倍多。大量的注释，不仅为读者扫除了阅读的障碍，更为人们提供了四镇三关边防体系与面对的敌情，以及戍守官兵诸多方面的信息，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当然，古代史籍的整理是一件难事。这部志书的校注也存在不甚完满之处。《校注说明》交代，志书中出现的人物，文官作注，简单交代其功名与历官等信息，中低级武官因材料较为分散，一般不作注。但《纂修边镇檄文》之一的一段文字，对“整饬密云等处兵备、山东布政司佥事兼按察司佥事王”“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刘”“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杨”“保定巡抚都御史孙”“辽东巡抚都御

　　史张”分别作注，而对“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王”“巡按直隶等处监察御史余”“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傅”“管理印马屯田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梁”“巡按直隶等处监察御史解”“提督京通等处仓兼理通惠河军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鲍”却未作注，显得体例不够统一。不过，瑕不掩瑜。总体来看，《四镇三关志校注》历时多年，参考文献极为丰富，仅征引文献即有正史19部、地方志625部、其他史籍94部、研究专著29部，还有大量现当代研究论文，校勘标点认真细致，不仅将万历刻本中的缺漏、不清之处尽可能地据民国抄本补出，而且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校正了原志中的诸多错讹之处，并对一般人不甚熟悉的人名、地名、官制、军制和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名称作出注释，堪称是一部上乘的明代边关志的优秀校注本。相信它的刊行，将有助于人们对此志的阅读和使用，进而推动明代军制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深入。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