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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秦汉时期的青铜器 从中国古代青铜工艺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秦汉时期是一个走向衰落的时期，中国青铜器艺术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与战国时代相比秦汉时期的青铜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类上都大大地减少了。 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它工艺门类的发展，如釉陶和漆器等工艺的发展，它们以其制作简便、质轻且表面光洁等特有的优势，逐渐地替代了部分青铜器品类；还有如冶铁业的发展，铁工具逐渐取代了青铜工具等。 尽管如此，在秦汉时期的工艺美术中，青铜器仍然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实用器依然很普及，就已发现的器物来看，不乏设计合理、造型美观并且制作精良的作品。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之后，本来比较明显的地区特征逐渐消失了，青铜器的形式与规格日趋一致。 总的来说，秦代青铜器的造型倾向于简洁敦厚，较少纹饰。如1966年咸阳塔儿坡出土的“修武府温酒炉”，该器由四足耳杯与有四小蹄足的古盘形炉构成，通身素面，显得朴实沉稳；再如1960年陕西临潼出土的“丽山园缶”以及上海博物馆藏的“两诏椭量”等器，均为素面无纹的实用器。 两汉时期（西汉，公元前206至公元8年；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的统治者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经济，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常生活用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朴素实用成为当时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工艺美术品设计所追求的目标，只有少数上层贵族所用的产品才显得豪华繁杂。 汉代青铜器的品种，除了一部分传统器皿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品种，其中在当时流行较广而且制作较为精美的品种主要有灯、炉、奁、壶、洗和镜等。 自战国以来，青铜灯具的设计与制作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汉代，铜灯的应用已经相当普遍，制作工艺可谓是炉火纯青，可以说汉代是铜灯制作的鼎盛时期。 汉代铜灯的形式主要有盘灯、筒灯、虹管灯、行灯和吊灯等几类。所谓盘灯是指一种有灯盘的造型设计，普通盘灯的造型为高足，上承托盘，与高足豆相似。 肖生造型的盘灯丰富多样，不仅设计巧妙，而且别具情趣，如灯体作鸟形，嘴衔灯盘的朱雀灯，设计成羊形的羊形灯，还有设计成手托灯盘的人形灯等，洋溢着生活的意趣。 筒灯为一种圆筒造型的灯，有盖，中间置有铜管，下承三足。 行灯则是指可以手持行走的灯，附有长柄和三足，可手持也可以放置。 吊灯是指按有链条可以悬挂的设计。 虹管灯是一种运用科学原理而设计的形式，为了有效地防止燃灯后的灯烟造成的空气污染，汉代设计师们在灯体上置以虹管（即烟道），灯座则可以盛水，使得灯烟通过虹管送入灯座而溶于水中。如1968年河北满城出土西汉时期的“长信宫灯”就是典型的一例（参见下图）：  西汉时期 长信宫灯 这件灯具设计成一宫女双手持灯造型，女子形象优美典雅，左手握执灯底，右手提灯罩，膝跪地，凝眸前视，若有所思，俨然是一件雕塑艺品。最为巧妙的是，设计者将右臂设计成虹管，自然理，不露痕迹。圆筒形灯罩被设计为两块瓦状的罩板，可以开阖，灯座可以转动，这样在使用时便能够任意调节光照的方向，可谓是匠心独运。 再如1980年江苏邗江甘泉出土的一件东汉时期的“错银牛灯”也是富有特色的虹管灯作品（参见下图）：  东汉时期 错银牛灯 在一头附首翘尾敦实健的牛背上设计灯座灯体，虹管与牛首相通，使灯烟收入牛腹。灯罩上作镂空的菱格形，上有穹顶形盖。通体饰以错银云气纹，工艺精良，气势博大，是一件实用与审美完美结合的青铜作品。  正如李尤《薰炉铭》所形容：“上似蓬莱，吐气委蛇，芳烟布绕，遥冲紫微。”博山炉的底座与柄的变化相当丰富，有人物形、动物形、竹节形等，雕镂的纹饰也多种多样，云气蟠龙各显风采。 铜奁是一种筒状器，多层，有盖，下有三兽足。铜奁是仿漆奁设计的，用以盛酒或温酒，故又称“酒樽”。如1962年出土于山西右玉大川的西汉时期的“浮雕纹酒樽”是比较典型的一件（参见下图）：  西汉时期 浮雕纹酒樽(胡傅酒樽) 铜洗是汉代的一种盥洗用具，其形似盆，多为平底宽沿。汉代铜洗的装饰最具特色，多以凸线的形式饰于洗内底，有单鱼、双鱼、一鱼一鹭及吉祥铭文“长宜子孙”、“大吉羊”、“富贵昌宜侯王”等，风格苍劲，构思巧妙。 汉代铜壶有其自己的定式，多为鼓腹，小颈，口外侈，有圈足，在腹的两侧多有铺首衔环。特别是纹饰的设计非常精美，如河北满城出的“错金银鸟篆文壶上，遍饰纤细流畅的鸟虫文字，其工艺之精良，纹饰创意之独特令人叫绝。汉代铜壶的装饰方法，除了鎏金、金银错外，还有松石镶嵌、镂空等。 铜镜的制作，自商周以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战国时代的铜镜设计与制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汉代的铜镜是继战国之后的又一次大发展，尤其是纹饰方面创造出许多结构严谨、形式优美的图案，比较突出的如规矩纹、夔纹、云雷纹、蝙蝠纹以及画像纹等。特别是画像纹镜，以神人车马、神人歌舞、龙虎以及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故事为题材，颇具神秘感。 另外，汉代的青铜雕塑艺术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具有高深造诣的作品，有些作品的艺术水平之高几乎是后人难以超越的。譬如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的青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便是突出的一例（参见下图）：  马姿矫健，四蹄翻腾，表现了骏马飞驰疾奔的一瞬间，令人叫绝的是创作者在马的右后足下置一飞燕，这种超自然的创意充满着浪漫的情韵并给人以更多的遐想空间，是暗喻奔马身轻如燕般的灵巧？还是要表示马的奔跑速度如飞燕一般？看来两者都有吧。同时，飞燕又恰好作为奔马的底盘，将马腾空托起，马体的重心全都落于一足，并能使作品保持平衡，表现出创作者出色的工艺水平。 边远地区的青铜艺术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的青铜工艺也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在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它们与华夏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是中国古代青铜工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在我国北方草原、东北、西北、川藏云贵、东南沿海和台湾地区等，都出土了许多青铜工具、兵器、饰物和青铜容器等，其年代大都在西周至秦汉之间，其中不乏工艺精良、艺术水平很高的作品。 譬如1955─1958年在云南晋宁地区发掘的滇族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可以作为滇文化之代表的文物，其中青铜器的品类繁多，制作精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滇是汉王朝在云南的一个小的封国，与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从滇墓的出土文物中就能清楚地看出，有的遗物是本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有的则纯粹是中原地区的文化遗物，有的则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征。 贮贝器是滇人用以贮放海贝的容器，故名。在晋宁石寨滇墓中出土有多件青铜贮贝器。出土时，器中还盛放着大量的海贝，在当时，海贝是珍贵的财富，因此贮贝器的设计也就尤为精心讲究。 贮贝器主要以圆筒束腰为基本形，而器盖上的立体雕饰则极为精彩，多以现实生活内容为题材，有的场面宏大，形象生动。如有一鼓形的飞鸟四足贮贝器，盖上铸有十八个小铜人，表现奴隶们在一女性奴隶主监视下从事着纺织等劳动。 还有一件贮贝器盖上铸有四十一个小铜人，表现了一个祭祀的场面，人群熙攘，各司其事，有的宰牛杀羊，有的击鼓奏乐，还有训虎和从事着织布等生产劳动，如此盛大场面的设计制作充分显示了古代滇族工匠卓越的才能。下图为西汉时期的一件艺术水平较高的贮贝器：  其盖的中间立有一柱，柱上一人跨马伫立，周围有四头健壮的牛，器侧有两虎形耳，整件作品并没有表现热闹繁杂的场面，而是传递出一种比较宁静雅致的格调，铸造工艺也非常精细。 除晋宁石寨外，在云南的昆明、安宁、呈贡、江川等许多地方也都先后发掘出了属于滇文化的墓葬，其中也出土了不少优秀的青铜器作品。如著名的“牛虎铜案”就是出土于江川李家山的墓群中（参见下图）：  西汉时期 牛虎铜案另外，西南地区的铜鼓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艺术品，鼓上有各种华丽的装饰，装饰的主题主要有太阳纹、船、羽人及鸟、牛等，多以线的有序排列获得装饰的效果，风格颇为独特。 中国古代边缘地区有特色的青铜器还有很多，如内蒙古西部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一带也曾发现大量古代匈奴族青铜器，其中镂空的狩猎题材的铜板或饰有兽头的小刀等器物，具有鲜明的风格特色，被称为“鄂尔多斯铜器”。 结语 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中特定阶段的产物，它亲历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变，甚至它本身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物，因此说，青铜器中所显现出来的诸特征是当时政治、科技、经济、艺术等社会因素的综合反映。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因素的改变，青铜器的形式与功能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乃至衰落与消亡。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衰落正是与冶铁业的发展，陶瓷和漆器工艺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造物艺术的角度来看，青铜器的铸造充分显示了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在中国造物史上永远闪烁着璀璨耀眼的光辉。 中国古代优秀的青铜器艺术作品洋洋大观，不计其数，以上介绍仅仅是按照其产生、发展最后走向衰落的历史脉络，选择了极少的几件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而已，可谓沧海一粟，但愿籍此能反映出中国青铜器艺术的概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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