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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台遗址是近年发现的一处仰韶文化时期大型环壕聚落，已发现有三重环壕，总面积约31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了由九个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斗柄向北，九星罐东部有黄土圜丘，周边分布有同时期瓮棺以及不同时期的墓葬、臼类遗存及祭祀坑等相关遗迹。   后经过国内权威科研单位30多位天文学家、天文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论证，确认郑州青台遗址“北斗九星”为5000多年前天文遗迹。“北斗九星”与周围祭祀遗迹构成的整体，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斗建”和“冬至祭天”相符，对研究中国早期天文学和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关于北斗九星的组成有两种说法，青台遗址仰韶文化时代“北斗九星”遗迹将为天文祭祀研究提供新的极为重要的讨论素材。  历史上的“北斗九星”记载北斗九星，由北斗七星和辅弼二星构成，其来源是早期先民对星辰的自然崇拜。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和道教文化中，分别对应天枢（贪狼）、天璇（巨门）、天玑（禄存）、天权（文曲）、玉衡（廉贞）、开阳（武曲）、摇光（破军）等七星和左辅（洞明）、右弼（隐元）两颗隐星。  北斗在上古可能为九颗星，位置、形状与现在不同。后世由于岁差或观察的原因，有两星或隐，故有“七显二隐”之说；在先秦的文献中，保留有北斗九星的说法，后世则多言北斗七星。  《史记·天官书》与《汉书·天文志》载： 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於斗。……辅星明近，辅臣亲强；斥小，疏弱。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有句圜十五星，属杓，曰贱人之牢。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  所谓的“斗”，指的是北斗七星。此七星连起来的形状似一把勺子，一般都把“勺斗”部分视为北斗七星的起始端，把“勺柄”视为尾端，同时“勺斗”又被称为“魁”，“勺柄”被称为“杓”。  一些书中只言“北斗九星，七见二隐”，未说隐去的“辅弼二星”位置在何处。如《天文考异》：陶宏景《冥通记》日：“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见，二隐不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曾经指出中国上古有北斗九星之说，由于岁差的原因，使得八九这二星（辅星、弼星）退出恒显圈，这是“北斗九星”改为“七星”的原因，但同样未指出辅弼二星的位置。  “北斗九星”和“辅弼二星”记载比较完备的是《宋史·天文二》：
这里提到的第八、九两颗星就是“辅弼二星”，后世我们看到的北斗九星图就是根据此类说法绘制而成。  按：北斗与辅星为八，而《汉志》云九星，武密及杨维德皆采用之。《史记索隐》云：'北斗星间相去各九千里。其二阴星不见者，相去八千里。'而丹元子《步天歌》亦云九星，《汉书》必有所本矣。 天文星象中“辅弼二星”的位置“辅星”最早见于《史记·天官书》：“辅星明近，辅臣亲彊；斥小，疏弱。”《汉书·天文志》沿袭了《天官书》说法，《晋书·天文志》与《隋书·律历志》则细化了对“辅星”的“星占学”层面的功能表述：“辅星傅乎开阳，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国昌；辅星明，则臣强”。 后世《宋史·天文志》、《新仪象法要》、《通志·步天歌》、《崇祯历书》、《清会典》等也有提及，但是这些书中都只提及单一形态的“辅星”，并没指出究竟哪一颗，《清会典》中又增加了3颗，分别为辅增一（4.60）、辅增二（5.65）、辅增三（5.70）。  “辅星”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到底是哪颗星却有争议。 “辅星”，一般指的是大熊座80 UMa（又称开阳增一），即大熊座ζ（开阳）的伴星。 然而，根据现实中的天文星象，大熊座80 UMa（又称开阳增一）紧邻开阳星，并不在我们通常认为的“北斗九星”图中位置；因此，后世常说的“辅星”应该是开阳周边相对最亮的辅增一（83 UMa），而不是大熊座80 UMa（又称开阳增一）。 与现实中存在的“辅星”相比，“弼星”就显得飘忽必定、难以琢磨了。虽然我们平常所说的“北斗九星”有“弼星”的存在，但是在实际天文星象中，“弼星”没有具体对应的星宿，而只有一个虚空的概念（天文中“三公二”非常接近弼星所在的位置，但没有“三公二”为弼星的说法）。 不过，关于“辅弼二星”也有另一种说辞。 根据《 云笈七签·日月星辰部》载：
这段话中提到了“内弼一星在北斗第三星（即天玑附近）”，显然这里说的弼星，并不在我们通常认为的瑶光周边，而在天玑附近；至于“弼星”对应什么星宿？参考天玑所在的位置，以及可视星等的亮度，这里最有可能的就是相星。 相星（5 CVn）是中国古代星官名，属三垣之中的紫微垣，意为“宰相”。《甘石星经》载：“相星在北极斗南，总领百司，掌邦教以佐帝王，安抚国家集众事，冢宰之佐。”《开元占经》引《黄帝占》云：“相星，天丞相也；大臣象也。”这里“相星”显然具有“左辅右弼”所代表的“辅佐”含义。 清《仪象考成》星表中，相星增加了3颗肉眼可见的星宿，分别为相增一（6.15）、相增二（5.25）和相增三（6.25），这里相星的星等值最小（4.75），也最符合《 云笈七签》中所描述的弼星位置。 后面提到“外辅一属星在北斗第六星下，相去一寸许”，说明“辅星（外辅一属星）”在“开阳（北斗第六星）”附近，而天文中的“一寸许”非紧邻之意，这里的“辅星”应该不是开阳的伴星——大熊座80 UMa（又称开阳增一），而是辅增一（83 UMa）。 由上，可以总结出“北斗九星”两种可能的说法，其一，辅星为辅增一（83 UMa），弼星为摇光旁边不可见的星宿；其二，辅星为辅增一（83 UMa），弼星为天玑旁边的星宿（这里最有可能是相星）。 青台遗址“北斗九星”遗迹第8、9颗星的论证青台遗址发现的“北斗九星”遗迹中，9个陶罐代表的应该是北斗九星。编号1-7的陶罐代表的星宿比较容易识别，分别是：⑴天枢、⑵天璇、⑶天玑、⑷天权、⑸玉衡、⑹开阳、⑺摇光等。关于北斗七星，历史记载和天文引用中有很多，它们之间有很高的关联度；至于第8、9两颗星代表的是什么星宿，就需要我们论证了。 在青台遗址出土的“北斗九星”遗迹中，8号陶罐位于7号陶罐（摇光）和6号陶罐（开阳）之间连线的左侧，如果对比天文星象中的星宿位置，可以肯定它代表的就是辅星（洞明星）。“辅星”，一般指开阳的伴星——大熊座80 UMa（又称开阳增一）；80 UMa（又称开阳增一）所在的位置和开阳紧邻，与青台遗址中8号陶罐所代表的星宿并不相同，对比8号陶罐的实际位置，这里比较契合的应该是辅增一（83 UMa）。 旋转180°的“北斗九星”遗迹 辅增一（83 UMa）位于摇光和开阳约三分之二距离外，与青台遗址出土的“北斗九星”8号陶罐所在位置大致相当，也是周边相对最亮的星宿（星等为4.60）。 至于9号陶罐，其大致位于5号陶罐（玉衡）和4号陶罐（天权）连线的右侧中间位置，对比现实中的天文星宿，比较契合的应该是相星（5 CVn），也就是《 云笈七签》中所描述的弼星。 旋转180°的“北斗九星”遗迹 天文星象图对比 相星（5 CVn）属三垣之中的紫微垣，意为“宰相”，同时也有“左辅右弼”所代表的“辅佐”含义。相星与天玑相近，又大致位于天权和玉衡连线的中间位置，青台遗址出土的9号陶罐与《云笈七签》中所描述 的“弼星（相星）”位置非常吻合。 因此，8号陶罐代表的应是“辅星”，也就是辅增一（83 UMa）；9号陶罐代表的星宿应是“相星（5 CVn）”，也就是后世常说的“弼星”。青台遗址出土的九个陶罐，正是5000多年前“北斗九星”天文星象在祭祀遗址中的重现。 补充：北斗九星中“辅弼二星”的历史记载与错误纠正后世流传的北斗九星“辅弼二星”记载，只是一个大概的位置描述，与现实中的天文星象并不对应。 一般辅星指开阳星的伴星，也就是大熊座80 UMa（又称开阳增一），而我们通常认为的“辅星”，却是开阳周边相对最亮的星宿——辅增一（83 UMa）。 至于“弼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弼星）在第七星（摇光）右，不见（《宋史·天文二》）”，另一种说法是“（弼星）在北斗第三星（天玑附近），不可得见（《云笈七签》）”；由于“弼星”不可见的特性，后世所说“弼星”，很可能没有具体星宿对应，而只有一个虚空的位置概念。 然而《云笈七签》中关于“弼星在北斗第三星（天玑）附近”的描述，与青台遗址出土的9号陶罐位置非常契合，这就为我们寻找“弼星”所在提供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即“弼星”很可能是现实中存在的相星（5 CVn）。 从《云笈七签》和宋代之前的典籍记载来看，虽然古人很想将“北斗七星”改造为“九星”，即对“辅弼二星”进行了天文属性的改造（通过将辅星解释为对“北斗”的“佐斗成功”、乃至相星对“北斗”的“佐相北极”作用强调，以图将其代入“北斗”的功能结构中），但是“北斗七星”的后世影响太大，很难撼动其历史文化地位，因此只能一边承认“北斗七星”的功能与性质，一边将“辅弼二星”塞入“北斗”体系中，以求对这一难以消解的矛盾达到平衡。 总而言之，无论是完整记载“北斗九星”的正史《宋史·天文志》，还是“北斗九星”的倡导者《云笈七签》，又或是5000多年前的青台、双槐树“北斗九星”遗迹，它们虽然都能将“辅星”与“弼星”完美地对应到“北斗”体系中，但实质上只是对“北斗”内容的辅助和补充，并没有损害《史记·天官书》只谈“北斗七星和辅星”、未涉及“弼星”的天文结构，也没真正影响到“北斗七星”的既有功能和体系。 青台遗址、双槐树遗址，以及西山遗址类似的“北斗九星”遗迹发现，不仅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嵩山周边早期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还证实了自古流传的“北斗九星”说法的存在和以往“辅弼二星”可能存在错误的位置描述（即：辅星应该指辅增一（83 UMa），而不是80 UMa（又称开阳增一）；弼星很有可能不在第七星摇光附近，而是北斗第三星天玑周边的相星）。 旋转180°的“北斗九星”遗迹图片 同时也说明：早在5000多年前，中原先民对“北斗”天象已经有相对准确的认知，并且已经存在天文、人文、地文合一的初步文化观念。参照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早期6500年前的北斗和东西方星象拟物的考古学发现，专家推测，这一思想在5000多年前已经不只是雏形，而是相对成熟的。 参考资料 《史记·天官书》 《汉书·天文志》 《晋书·天文志》 《隋书·律历志》 《宋史·天文二》 《甘石星经》 《开元占经》 《清会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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