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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然:来了,走了

 陳昱文 2021-04-02

就像母亲会给人留下很多记忆一样,母校也是如此。

时间要回到40多年前,而首先浮现在脑海的是校门前的操场。操场不在校门内,是因为学校在农村中,操场与农民共享,时常可以看到农民晾晒的稻谷和玉米。那就是一块原生态的地皮,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踩得结实了,撒上种子是能长出庄稼的。而因为没有庄稼,所以晴天一片浮尘,雨天一片泥泞。尤其是在雨天,我们把操场上的泥土带进教室,教室就有了操场的印记,成了上不成体育课的慰藉。当然,更多的时候操场上人头攒动,放两堆衣服做球门,就可以踢足球,抱些稻草铺在地上,就可以跳高,打篮球的从来不嫌篮板破旧,练田径的从来不嫌地不平。也就是在这块操场上,我跨了人生的第一个栏,参加的是100米低栏比赛,为什么不是110米高栏呢?因为我们的操场只有100米直道,而栏是用木条钉死无法升高的。

学校的鸟真多,有麻雀、乌鸦、伯劳、白头翁等等。它们一天到晚的叫,从这个枝头到那个枝头,有时还站在教室的窗台上。在我们当中特别是男同学中,对鸟感兴趣的大有人在,口袋里藏着弹弓的人,眼睛早就瞄着那只鸟,想象着它从树上落下来时的情景,而想捕捉幼鸟的,则从老鸟飞行的轨迹中,猜想着从哪儿找到鸟巢。也就在某一个星期天,我和同学扛着梯子,第一次上房,掏了一窝麻雀。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鸟儿有兴趣,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学习不感兴趣,上课只是为了等待下课的铃声。

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学生是很少有人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的。有把癞蛤蟆放在女同学屉里,引起尖叫的;有把作业本撕下来,叠成纸飞机,射来射去的;还有在教师板书时,从窗口翻身出去,不知去向的。但就在整个教室常常会乱成一锅粥时,只有一个人,那个在讲台上的人,还在娓娓道来,他或者在说着我们如何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或者在演算着(X+Y)的平方等于多少;或者在给我们分析鲁迅的小说《祝福》……他们不是没有对我们发过火过,也不是没有苦口婆心地开导过我们,但是面对我们这些无可救药的人,他们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还站在讲台上,他们或许觉得放弃了讲台,就是放弃了我们,放弃了一切。所以,他们像一棵棵树一样守在那儿,好像要为我们这些冥顽不化的孩子们挡住些什么。他们当中有教我们政治的强教师、孙老师,有教我们语文的吴老师、周老师,有教我们数学的冒老师、胡老师,教我们物理的马老师,教我们英语的刘老师……

有一个大科学家说,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剩下的东西。我剩下的就是上面的点点滴滴,尤其那些坚守在讲台上的我的老师们。

最后顺便说一句,母校原名叫“城南中学”,在当今到处都在争第一的社会,这个名字倒是淡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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