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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文明的辉煌记忆延续了数千年。我们的祖先一直傲立于世界东方。政治上与周边国家建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天下体系”，文化上则始终“以道为本，以仁为基的大同思想”。 从周朝起，中国就有了可供后人考证的文字记载，无论是最初的《春秋》，还是后来的《二十四史》等各类正史，都明确的记录着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和不屈的精神。 正因为这些可靠的记载，祖先的荣耀与辉煌，形成了民族的记忆，时刻提醒着后人，中国曾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华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 相对于印度，这些民族的记忆，在哪里的是缺失的。马克思据此推论过：“印度根本就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印度的历史只是一个个侵略者们的历史。” 对于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印度，显然无法产生强烈的反思情结。 对于印度来说，虽然他们也被奴役，被侮辱，被伤害，他们却没有这种民族觉悟。 甘地作为印度重要的精神领袖，他领导的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并不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思维行为方式，因此，印度人思想中就不存在所谓的自强与忧患意识，他们觉得印度不可能抛弃农业和传统的手工业，也无法完全实现工业化，他们更倾向于依赖西方国家的支持。 对于有着辉煌历史记忆的中国，这种无比强烈的忧患情结就不难理解。重铸辉煌的民族记忆，牢记悠久的中国历史，正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初心。 二、 尤其 近代中国史是一段忍辱负重的抗争历史，它深深刺痛了中华儿女的灵魂，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在每一位中国人心中都留下了一道伤疤。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历史发生重大转折。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二年又签订了《虎门条约》。此后，美法等西方列强也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1883—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战争失败后，签订了《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以中国失败告终。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它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 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终形成。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战场竟然设在中国，清政府表示中立，无数中国人在这样列强争夺中国领土的战争中丧生。 面对惨痛的历史，忍辱负重成了民族的记忆。这种忍辱负重的民族记忆，也是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永恒的动力源泉。 三 翻看历史， 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居然是一部西化的画面，中国改革、革命每一次的挫折与失败，都加重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背离和批判，“西化”的不成功更加剧了进一步西方化乃至“全盘西化”。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我们败了，西方用武器的绝对优势，降维打击，导致形成器物不如人的共识，有了官方推进的洋务运动，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那时只是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5年甲午战争，被岛国日本打败，导致了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开始对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进行革新。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签订了一些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政府自己实行了更为激进的新政：废科举、兴西学，预备立宪。 辛亥革命后，议会民主制的受挫激起了更为激烈的“全盘西化”运动。 中国现代化道路，充满艰辛，现代化的努力屡屡受挫。 民族的富强，历史的辉煌，让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倍感绝望：从器具怀疑到政体怀疑，乃至到整个文化价值怀疑，甚至于怀疑到我们的文字，最后怀疑到“国民性”本身。绝望已经在万丈深渊的谷底。 1915年前后，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衰落到了极点，亡国灭种就在眼前，求亡图存压倒一切。 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力倡文化的西方化，他断言：儒教与现代生活绝不相容，东西文化的差异是“奴隶”与“自主”、“保守”与“进步”、“退隐”与“进取”的差异，因此要把儒教彻底打倒。 旧学功底深厚的中国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甚至提出了最激进的“废灭汉文”的主张，钱认为，汉字属于象形文字而不便识写，字义含糊文法不精，因此无法表达现代的新事新理，不可能适用于二十世纪，废除汉字后可以用世界语代之。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胡适，更是主张“全盘西化”论。他撰文指责中国人为“又愚又懒的民族”，“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胡告诫青年，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唯一的出路在自己认错而全心全意地学习西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脱胎换骨。成了从“新文化运动”直至今天的一个主流叙事。叙事核心主题是“中劣——西优”。越批判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心理越自卑。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世界结构中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对西方“仰视”的时代已结束，现在正进入一个中西“平视”，即平等对话的阶段。 四川汶川大地震，我们看到了那么多无私的援助，那么多互不相识的个人，突然间将十分抽象的“社会”转化为患难相恤、守望相助的真实的生命共同体。 四 中华民族的自信丧失的太久，这三十年唯一一次给我们提供了自信的机会，促使我们从精神 自我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说明我们已经有了一定底气，但是这个底气还不足以支撑我们，真正获得底气还需二三十年，也就是工业化第二阶段的完 成，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当我们真正有了这个自信，相信知识界一定会产生领袖似的人物，改变知识格局，因为立场改变了。这个时代到来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做好准备，不要陷入过多疑问里面，也不要过度的悲观，游移不定，要为它做到精神准备。这一天万一来临而没有精神准备是不行的。经济的崛起必然伴随文化的崛 起，而文化崛起就是文化的自觉，自觉的背后就是自信。 费孝通晚年重读了从梁漱溟、钱穆、冯友兰到先秦著作之后，发觉自己对传统文化评价过低，提出了要重新 评估传统文化。并且形成了一个新差序格局的理念。这是因为他晚年认识论发生变化了吗?不，是立场发生了变化，某种情绪发生了的变化。这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态 度发生的变化，中年的知识分子也发生了的变化，但主流的还是自由主义趋势，小流是马列主义趋势，这两种趋势有高度合一的趋向，但民族的趋势没有从根本上建 立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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