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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头》04 韩城街区的变迁和东门头的崛起 作者：李健民 ◆ 建县之初的城建经画 ◆ 《三山志》在叙南宋长溪县归化东里时仅载察洋、湖边二个地名，这两个地名大致的对应范围是今阳头街道阳上社区和城南街道南湖社区。该志修于南宋淳熙九年（1182），是福建省存世最早的地方志；撰修者梁克家，晋江人，绍兴三十年（1160）廷试第一，是南宋名臣、学者，因而《三山志》在学界历来被视同拱璧。六十三年后的淳祐五年（1245），从长溪县分出福安县，县治设韩阳（韩阳坂），可是“韩阳”地名从没有在《三山志》出现过。 可知作为县治的韩阳，在建县那阵子，除了西南方向的“湖边”人口比较稠密外，其余部分并不热闹。明朝万历年间何乔远编修的《闽书·方域志》载录一首诗，说是理宗皇帝的近臣穆阳人郑寀所作，正是这首诗决定了县治设在韩阳。诗云：“韩阳风景世间无，堪与王维作画图。四顾罗山朝虎井，一条带水绕龟湖。形如丹凤飞衔印，势似苍龙卧吐珠。此处不堪为县治，更于何处拜皇都。”据说理宗皇帝看了这首诗后就决定韩阳为县治，并御批“敷锡（赐）五福，以安一县”，定名为“福安县”。诗作和传说都十分美丽，但其中有一个明显的逻辑漏洞。明万历《福安县志·山川》：“虎井（上杭），又名义井……宋淳祐多虎患，邑令林子勋祷城隍，虎夕仆井旁；因名。”可知虎井之得名是在福安第二任县令手上（林子勋于淳祐八年任），也就是说在福安建县三四年后，与决定韩阳为县治没有关系。 其实关于福安建县和以韩阳为县治，明万历《福安县志》第九卷《杂纪志·宋置县始末》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宋嘉定十年（1217）地方人士郑子化等人正式向监司提出分县之请，五年后部文下达福州府，请宁德、长溪两县派员对分县之请进行考察。由于多种原因，分县之议多次被耽搁。淳祐四年（1244）初，太学生大留人张过再提分县之请，并请求在尚未正式分县之前先将长溪西尉移驻西乡，同时在西乡置司巡检以安民息盗。五月尚书省公文下达，认为“太学生张过等乞分县系民情，愿输基地、木石、钱粮，分认架造”。九月，帅司派员至韩阳实地踏勘县治。淳祐五年（1245）正月后，建县工作紧锣密鼓，“吏部差官，礼部定名，户部定税，工部铸印，兵部送将作监……正拟'福安’为县名。四月奉旨。县之立始于此。” 建县以后，最重要的事应该是给知县老爷弄一个办公地点，也就是县署，老百姓称之为县衙门。明万历《福安县志》载：“宋淳祐五年，县令郑黼创于扆山凤顶之下，即长溪西乡尉衙地。九年，县令林子勋踵成之。”建县初期的两任知县都很辛苦，整整用了五年，才把衙门建好。因县署位于扆山凤顶之下，所以福安县也别称“扆”。 知县是朝廷命官，正式出行是必须有威仪的，前方鸣锣开道，随后举牌让百姓“肃静”“回避”，然后才是县老爷的官轿，后面还有皂役跟班。由于县衙坐北向南，衙门前到重金山下这段路就称南街或县前南街，即今市政府到闽东医院门诊部旧址北侧的一段街路；与南街垂直交叉的横向街路叫衙前街，即从市政府前花圃东侧到新华书店的一段街路。福安建县之初未砌城墙，只筑土墙立瑞应（东）、礼贤（西）、秦溪（南）、衣锦（北）四门。衙前街东侧接瑞应门（东门）的街路为东街，西侧接礼贤门（西门）的街路为西街，东街、西街和衙前街合为今之中兴街的雏形，共二里，与县前南街构成韩城最初的十字街路。 万历县志如此称赞首任知县郑黼：“时县始置，绵蕞为治。黼经画邑居，设施政令，井井有条。”在郑黼的具体经画下，最早的街路和居民区形成。 福安建县伊始，知县郑黼就在城西龟湖山创建县学（儒学）讲堂，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元皇庆元年（1312），因建龟湖寺，就将县学讲堂迁到城东。明正德十五年（1520）又回迁龟湖山。明嘉靖十二年（1533）再迁到重金山，在原布政分司的地址上建县学学宫，学宫正门前的街路就叫学前路。学宫是一个以明伦堂为中心的庞大的建筑群，与县衙门相对。这两处分别象征封建皇权与正统思想的建筑，是福安县的至圣之处，直到清末。 韩城又一重要的公共建筑是莲池，开凿的动因是为了储水防火、灭火；因为旧时城内房屋基本上是木建筑，防火、灭火十分重要。莲池开凿于淳祐十年（1250），位于重金山北向、县前南街的尽头。有东西二池，分别叫“凤眼”“金塘”。 县城的水井也至关重要，是为了解决城里居民生活用水问题。据现存最早的万历县志记载，古韩阳城内及城厢共有八口井，其中城内五口，城厢三口。八井分布：县衙前左右谯楼各有一井，并称县前井；衙后上杭地有虎井，又名义井；锦屏井，在城隍庙左，今街尾地；察院边井，位于城东；东龙井，在北郊村旁；沙井，在阳头坑园；圣泉井，在溪口桥畔。 有了这些最基本的建筑，其他设施在后续的经画中也逐渐完善起来。 ◆ 明清时期的韩城街区 ◆ 明朝中叶以后福安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因而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活跃。明万历《福安县志·风俗》称“坊民擅桑麻之利，谷民擅田山之利”。“坊民”即城镇居民，包括经营桑麻之利的业主和从事桑麻织品生产的手工业劳动者。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的繁荣，并在城镇建设方面也得到反映。 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明朝中叶韩城街区从早先的一横一竖扩展成八街、八境、十铺。（明万历《福安县志·街巷》） 八街：县前南街、学前南街、东街、西街、北街、后巷街、鹿斗街、湖边街。“街”是街路。学前南街，即县学（在重金山，今闽东医院门诊部旧址）往青云宫（在南湖）的一段；北街即今之上杭路；后巷街即今之三贤路；鹿斗街即今之七圣路；湖边街今为解放西路的一段，即旧地委党校到小西门的街路。 八境：金山境、城南境、玉斗境、宾贤境、东门境、中华境、锦屏境、上杭境。古时候“境”是指都内某神明“管辖”的区域，即祭祀该神祇时绕境巡游之“境”，常常与聚落有对应关系；“境”的名号往往是社会地名的换一种说法，寄托乡民的愿景，也表达对神秘力量的敬畏。闽东各地村街都相对固定地奉祀某一特定的神灵作为本境的保护神，俗称“当境土主”。大凡涉及与“神明”有关的民俗活动，在祭祀祈求时信众均须说明“弟子”来自何都何境，以期获得神明的“精准福佑”，因此“境”也可以看作是居民区的名称。金山境、城南境相当今之南湖社区，玉斗境相当今之莲池社区，宾贤境、东门境相当今之东风社区，中华境相当今之中兴社区，锦屏境相当今之前进（街尾）社区，上杭境相当今之冠杭社区。 十铺：北隅铺、鹿斗铺、湖边铺、更楼铺、宾贤铺、东门铺、金山铺、锦铺、中华铺、城南铺。“铺”系商业区，与“街”纠缠在一起。 此后至清朝前期，韩阳城的街区基本上保持这样的格局，是今日福安城区的雏形。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乾隆中期（18世纪中期），福安县总人口比万历后期增殖 10 余万，达到 12 万之多，增长 5倍多。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形成一批作为区域商品经济中心的市镇，韩阳县城也进一步繁荣。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将明万历时的八街扩大为十街，八境仍旧。 康熙五十五年（1716）知县严德泳在城东宾贤境旧按察分司署址创办紫阳书院，与位于城西重金山的县学明伦堂合为封建正统儒学教育的双璧。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编修的《福宁府志·建置志·福安县》展示了福安县城格局的变化，原来的八街变成十街：宾贤街、东门街、县前南街、三会堂街、金山街、中华街、后巷街、小西门街、鹿斗街、上杭街。以上东门、金山二街为新增，宾贤（原东街改名）、三会堂（原学前南街改名）、中华（原西街改名）、小西门（原湖边街改名）、上杭（原北街改名）五街为旧名改新名，县前南街、后巷街（在大西门）、鹿斗街（在小西门）仍旧。 清后期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史阶段，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福安县的人口和经济总量也有更大的发展。清光绪《福安县志·田赋·户口》载，道光十年至光绪八年（1830—1882）福安县男妇大小共 328564 丁，比乾隆四十八年（1783）增加 20 万多人，百年间增长2.67 倍。这种状况在福安县城街区的变迁上也得到反映。光绪十年编修的《福安县志·街市》对原来的街和铺再次进行调整，有的延伸，有的改名，有的归并，但是基本上还是延续传统的格局。人们的社会意识进一步提升，不再把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和现实的生活混合在一起；不再用“境”来指称自己的居住区，而是把它还给神明，留给民俗神事，只留下“宾贤”“棠发”两个宫名。韩阳城内街区共有五铺、十街、七市。 五铺：北辰铺（原北隅铺、中华铺合并），鹿斗铺（原湖边铺改名），宾贤铺（原宾贤铺、锦屏铺合并），棠发铺（原东门铺、金山铺合并），青云铺（新增，原城南铺并入），废除原更楼铺。 十街：县前南街，三会堂街，宾贤街，中华街，上杭街，后巷街，鹿斗街，小西门街，东门街，金山街。“十街”与乾隆年间相同。 七市：县前市，南街市，金山市，学前市，青云市，中华市，宾贤市。 变化主要在“铺”。清后期对先前的县城“十铺”通过合并、扩展、废除，整合为“五铺”。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宾贤铺，涉及韩城的东西两端。清代县城的铺是一个行政单位。县以下的行政层次有乡、里、都、图，县城内的铺与图同级，相当于一个村落，因此旧时把城中居民统称为“坊民铺户”。 市即集市，从乾隆《福宁府志·建置志》知福安县有 11 个“市集”，城内未设市。光绪时期全县有23市，除了上述城内的 7市，城外还有阳头、白沙、溪柄、穆阳、苏堤、洪口、赛江、龟龄、社口、坦洋、上白石、潭头、沙坑、甘棠、苏阳、富溪津 16 市。集市的成倍增加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规模，城内设市则是城邑经济繁荣的标志。 晚清福安县城的格局长期延续，影响至今。
◆ 韩阳城东门头的崛起 ◆ 韩城东部区域（即明代的宾贤境、东门境）有悠久的历史。几个较大的家族都是很早就落籍此地。清光绪十年《福安县志·氏族》：“宋孝宗时，（郭）常盛生二子，长曰一天，庆元五年（1199）特奏科，为长溪县丞，遂偕弟一育卜居长溪大桥头。迨一天之子若仪肇居扆东棠发境，遂兴祠祀。明万历壬寅（1602）间祠火，丁巳年（1617）复建。今其族与扆西一育裔孙，同极繁衍。”“青云吴氏，世居浙之阴和乐村，唐光禄大夫暻之后。至武德大夫、招讨使文质巡闽，过长溪长汀仕坂，度其土地可聚族，遂于元和三年挈眷而来家焉。十一传至令史惟凯，于元皇庆二年（1313）始迁邑城重金山下，建立祠宇，至国朝光绪十年重建。”“扆东刘氏，刘皈十七世孙惟，明洪武间由苏阳徙居邑东门，生子锜、鉴。至万历间，其子孙于东门棠发境建祠。明季遭兵燹，只存遗址。国朝乾隆辛卯年（1771），仍旧址重建焉。” 可知东门郭族于宋代迁入，明代立祠，郭祠旧址位于双井巷的东面；吴族于元代迁入并立祠，吴祠旧址在今八一市场地块；刘族于明初迁入，明万历间立祠，乾隆时重建，今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当然，东门区域的族姓远不止此三个，但此三姓都建有祠堂，可见历史的悠久和人丁的兴旺。今天的东风社区有一条叫“三姓路”的路巷，旧时就称为“吴刘郭”。 但是，在明代，韩阳东部相对于“西部”要安静得多。前面叙及明万历年间的韩城“八街”，除了一条东街，其余七条街均在今福安市区的“西部”，福安县与政治、经济、文教相关的机构和设施都扎堆在“西部”。当时的东街是从衙前街东侧（今上街红绿灯路口）至宾贤宫（今妇幼保健院处），大约300 米。明正德元年（1506）韩阳垒砖为城，“东门”（名“瑞应”）位于今市武装部东侧。 东门的崛起在清乾隆中期（18 世纪中叶）以后。标志是金山、东门二街的增设。 金山街南北走向，从地理方位上明确地把福安城关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门街从东门起始，沿护城河向南延伸；加上宾贤街、宾贤市，三向环抱，“东门头”商业圈形成。 乾隆中期，福安的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更多的市镇出现在长溪干支流沿岸，福安商人还在福州南台惠泽境设立福安会馆。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东门头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了城邑经济的发展。 康乾时期，福安县进一步完善以韩阳城为中心、以主要官道为干线的交通网络。东路干线是这样走的：经詹洋、仙岭、千诗亭往霞浦县黄柏（今属柘荣县）；经秦溪、中村、林洋，往霞浦县宅中（今属柘荣县）；经化蛟、合掌岭、东坑、茜洋、横坑，往霞浦县柏洋；或经东坑、松罗、南溪，往霞浦县凤阳；或经松罗、赤溪、溪尾，往霞浦县盐田。农耕时代，一定区域内只要是官道所及，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经济腹地，与韩城其他地方比较，只有东门才如此得天独厚。
从近处说，出东门后便是棠发洋、施老亭、上浦下、下浦下，然后从秦溪进入中村一带，即“东路”（现今称为“城阳”）广袤的山区农村。每天上午城厢村民和“东路”山民或担柴扛竹，或挑着土产山货到城里来交换，带回家里需要的咸醝鱼盐、布匹针线等生活必需品。遇节期或墟日，更把东门、宾贤两街挤得水泄不通。那时东路人进出城关，东门是唯一的通道。于是东门头想不繁荣都难。人们在这里开设了各种商肆，有米店、鱼货店、布店、豆腐店、糖糕饼店、理发店、打铁店、打银店、食杂店、客店、国药店……甚至还有棺材坊、择日馆等等。这里是韩城最具人气的地方。直至如今，昔日东门头的一街（东门街）一市（宾贤市）依然寄存着无限的乡情。 晚清福安坦洋工夫走红后，东门头双井巷陈氏家族的茶业做得风生水起。福安进士宋瞻扆称茶商陈春英：“君与伯兄为茶，运与外夷互市，所获利倍蓰。”（陈春英墓志铭）在坦洋工夫的促进下，福安的工商经济进一步发展，东门头也更加繁荣。民国 22 年（1933）《京粤线福建段沿海内陆工商业物产交通报告书》如此叙述：“福安县城有商店二百余家，商店之种类以布店、咸鱼商店最多，杂货店次之，粮食店又次之，其他商店如药店、书坊，及各种工艺店，如制面、制香、铁店、铜店、木器店、竹店等俱备。” 民国时期土名为三姓路、复兴路、莲池头的地段即东门街西向、宾贤街南侧、金山街西侧。民国 31 年（1942）政府当局对区域经济有过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查，调查绘制的“段丘图”（或称分段图、分丘图）显示，复兴路南侧、莲池头西侧，共有店面约 60 间，近占当时县城二百余家商店的三分之一。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 1956 年。 民国前后，东门头涌现了众多文化名人，如鼓吹民主革命、首撰《福安乡土志》的周祖颐，福安最后一名举人、诗人、修谱专家李经文，被誉为“台茶之父”的茶业大师吴振铎，著名经济学家和研究苏联的专家吴清友，饮誉福安的书法家、诗人郭宣愉，等等。东门头以文化之乡的身姿出现在福安乡亲的面前，彻底实现了华丽大转身。1937 年私立崇一小学在这里创办。这是一所由天主教会出资设办的学校，但课程开设与公立小学相同，采用教育部审定的课本，面向社会招生。当时正是全面抗战初期，学校师生胸怀抗日救亡的志向，把学校办出特色。当年的福安县城，紫阳小学（由紫阳书院发展而来）、湖山小学（福安商会在龟湖山设办）和崇一小学“三足鼎立”，是小学基础教育的“三巨头”；城东占有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崇一小学和紫阳小学几经变迁，成为福安市实验小学和福安师范附属小学，近年更先后发展成教育集团；造福桑梓，奉献国家，成绩斐然，影响深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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