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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主推此书，一句对此书作者魏斐德及其书籍的评语一并摘录，如下：魏斐德与史景迁、孔飞力并称美国“汉学三杰”，本书是他关于中国近代的重要代表作，被多所美国大学用作中国近代史教材，价值极高，堪称海外汉学经典作品。 
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习惯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后的急剧变化和儒家文明的缓慢变化进行比较。所以，我们对抵制欧洲征服的一些更古老文明的看法，因西方全球扩张带来的新视野而扭曲了。在这些古老文明中，最顽强的莫过于中华帝国。因为这个国家对自身文化太过骄傲，所以其子孙似乎无法迅速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以应对欧洲的挑战。就这条常见的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如此辉煌而厚重的文明，的确无法承受任何会打乱其根基的事件，否则，整座“文明大厦”就会崩塌。既然渐进的改革无法进行，横扫一切的革命就势在必行。因此，中华帝国灭亡的原因，就最终归结到了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上。由于没能力进行根本性的内部变革，中国将不得不被外部势力推向革命。但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就必须假设：未受干扰的中国会无限重复它过去的历史，固守传统、一成不变。那么，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内部真的没有出现自发的转变吗？1839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真的是停滞不前的吗？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一直对内部的变化特别敏感，因为按照他们对历史的划分，近现代史始于鸦片战争。假如我们以一场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为分割点，来划分我们的历史，那我们不就变成外因论者了吗？对此，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外国资本侵入中国，促使中国发生了内部变革。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内部本已具备出现变革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取得的高度发展。我的研究并非为了寻找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但我的确试图分离出中国在欧洲帝国主义狂潮到来前，出现社会变迁的内在根源。第一个时期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从青铜时代到出现先进炼铁技术为止。在此期间，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发展出文字、成熟的官僚体系和伟大的儒家经典。第二个时期（或称“早期帝国时期”）约为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世纪，即秦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时期和汉朝统治时期。汉朝征服了中亚部分地区，创制法典、设立太学、扩大并整饬官僚系统、独尊儒术并将其定为国家教义。汉朝灭亡后，中央政府分裂。第三个时期开始，时间是从3世纪到6世纪，这期间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王国，有些由异族所建，统治着帝国的部分地区。氏族武力横行，哲学家们抛弃儒家思想，选择了形而上学的道家思想。此外，佛寺遍及全国各地。第四个时期，约公元7世纪至12世纪间的帝国中期，中国再次实现政治统一。在唐宋的辉煌时代，中国传统诗歌和绘画空前繁荣，儒家思想也强力复兴。武人势力受到抑制，文官管理着这个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国家。第五个阶段自宋室南渡起，至14世纪止。一系列外族政权控制华北，最后，元朝消灭宋朝，统治整个帝国。14世纪，明朝将蒙古人赶出中原。近代以前的中国最后一段伟大时期，由此展开。在此期间，明清两朝都复兴了儒家思想，并征服整个中亚，成为大多数东亚国家眼中高度文化和文明的象征。此时，中国社会由士绅统治。士绅包括在正式官僚系统中任职的士大夫精英，以及非正式地管理乡村事务的地方名流。他们之下是农民阶层。农民阶层不仅人数最多，还是帝国的经济基础。他们的辛勤劳作加上新作物的引进，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增加，进而导致15到19世纪间中国人口增长了三倍多。帝国晚期其他大部分根本的社会变迁，都是由人口急剧增长引发的，比如：农民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士绅阶层的扩大和经济的商业化。整个帝制晚期，有序与无序、耕种与反叛这两种状态，一直都在全中国农民身上交替上演。只要自然资源足够维持人类生存，农村就会趋于稳定。然而，持续增长的人口终究打破了这种平衡。中央政府通过控制科举考试的内容、考试频率和考试难度，来达到控制这群精英的意识形态、才能及其规模的目的。 成功的可能性既不能缓解社会不满情绪，也无法给予这个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 宗族通过投资共营的产业，成功资助族中应考的子弟、扶助鳏寡孤独，并通过接济贫穷族人的方法，大体上缓解了经济上的不满情绪。朝廷自然欢迎这种做法。因为如此一来，宗族既不会成为精英与地方官争夺农民控制权的工具，也不会过多地与其他宗族争夺财产和用水权，使乡村沦落为宗族争端的战场。 至少从宋朝开始，大多数儒学政论家便更偏向自由“无为”，而非官僚管控。他们担心物价调控和其他社会福利制度会导致危险的中央集权主义。在他们看来，集权主义终会扼杀个人权利、强化朝廷暴政，使政府失去人心。 保甲制度是一种自我监管制度，它鼓励社区团结，而非建立无处不在的公共安全系统。因此，它倾向于让人们彼此监视，效果更胜于建立一个以秘密镇压为宗旨的治安当局。 作为关键集团的上层士绅从未获得财政独立和兵权。毫无疑问，虽然士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蓬勃发展，但这是以牺牲政治独立为代价的。 现代形式的军阀割据以及西方士绅政治权力的形成，终将破坏中央与地方旧有的均势，彻底结束王朝时代。 商人们满足于按市场机制调整价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根本没有提升技术的意识。因此，中国的商人或许能跻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却永远成不了大资本家。 儒家一贯的政治思想也更强调士大夫的道德操守，而非制度上的监督和平衡。 从某种角度来说，所有文化的抱负归根结底不仅都与政治有关，还专注于权力顶峰的那张宝座。正如商人，无论多么富有，都会渴望跻身士绅之列。文人亦是如此，无论多么锐意创新，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京城为皇帝效命。 多尔衮、康熙和雍正丰富的个性让他们的治国之道也带上了强烈的个性色彩。然而，乾隆的个性却深受帝国模式影响，为正统的儒家形象：圣君、孝子、儒士、军事天才等。他严格按照这些模范来塑造自己的历史形象。因此，乾隆可以被视为一个隐匿在一系列传统形象之后的帝王。 辛亥革命并非一场资产阶级运动，而是一场地方精英为了保护地方企业免遭政府盘剥，其财产权免受猛烈攻击的自卫之战。整场革命反映的是现代中产阶级的诉求。 如今是“武”统治“文”的时代，士绅对皇权的传统控制，已经随着失落的皇权一去不返了。 被视为一个高潮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士绅最后的演变和消亡。 上述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一种范围广泛且颇具活力的内在发展，而这种内在发展，又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中国与西方、日本的斗争结果。中国确实对欧洲的挑战做出了应对，但其对这一外界刺激的反应，极大地改变了已经开始独立演变的社会内部力量。随着过去的权贵让位于新兴的阶层，相互适应变成相互冲突，帝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土崩瓦解。1912年，最后一个王朝覆灭，君主制和传统文化也随之消散。这个国家虽然经受住了文化崩溃，却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尽管最终会出现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其试图创建新政体的革命斗争，却持续至今。编者注：本书历史断代与国内公认断代时间有所不同，仅代表作者本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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