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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农民起义的频度之高是众所周知的。菲茨杰拉德列举过直到1900年之前中国漫长历史过程中发生的6次重大农民起义。此外，中国也发生过很多区域性的、并未获得成功的起义。在这里，我试图给出一些关于现代时期之前的中国社会为何容易引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我的讨论将主要针对清朝后期，当然我所谈到的一些因素在中国早期的一些朝代很可能也同样出现过，但是这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事实上也超出了作者本人的能力。 不过，我们可以断定这一事实：这些只是起义而非革命，也就是说，它们并没有改变社会的基本结构。其次，我会尽力向大家展示，这些原始制度的结构性弱点究竟是如何在新压力的影响下引致了一次真正的革命，所谓新压力主要指来自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的工商业发展。中国的情形与印度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发。与中国相比，印度在进入现代时期之前，农民起义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农民变得越来越贫苦，影响程度和中国一样普遍，影响时间也同样漫长。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差异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只不过没有那么显著而已。在日本，统治阶级能够有效地制约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最终会引爆农民起义的动力，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日本的农民社会是基于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原则组织而成的。日本统治阶级所取得的成功反过来推动日本沿着一种反动的现代化模式发展，像德国那样，最终形成了法西斯主义。
在讨论中国农民之前，最好先回想一下19世纪中国的政治结构，这一政治结构展现出了某些重要的弱点，这些弱点与农民之间并没有比较直接的关联，更应该归咎于地主和官员所组成的统治阶层的特征和组织形式。我已经说明了中国社会中的这一部分为何不能适应商业和工业化现代世界的某些特定原因。也有相对明确的迹象表明传统中国的政治机制本身就存在着一个缺陷。身为地主的士绅阶层在其居住地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帝国机构来确保他们对农民的统治。同时，能够强化帝国机构的那些必要措施却又与地方士绅阶层的短期利益相互冲突。因此，这些士绅阶层很不情愿交纳赋税，更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地方事务。面对这样的情形，地方官也束手无策。随着腐败日益加剧，中央政府的作用也变得不那么显著，离心力开始上升，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从我们当下需要回答的问题来看，最重要的结构性缺陷是将农民和上层阶级以及统治政权连接起来的纽带本身所存在的一系列弱点。就像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士绅阶层在农业作业过程中根本不起什么作用，甚至从不参与监督管理这些能为他们提供作为农业社区领袖的合法地位的各种日常事务。事实上，在中国，一个拥有土地的士绅与一个富裕的地主之间的主要差异似乎就在于士绅可以避免参与任何体力劳动，全身心地投入到学问和艺术中去。为了提高水利灌溉水平，士绅确实需要与政府进行交涉，农民们确实可以亲眼看到水利工程带来的好处，我们也可以确信士绅总是会竭力向农民强调自己为了他们的利益所做的一切，但是，就水利工程本身的特征而言，这不可能是一个持续的或者可以重复发生的活动。任何一个地区都只可能挖掘固定数量的沟渠。更进一步地说，由于中央政府以及很多地方政府的资源正在逐步减少，维持已有的水利工程都变得越来越艰难，更不用说开发新的水利工程了。 当人们开始考证那些能够让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得以合法化的经济贡献的时候，人们能够立刻想到的可能就是众所周知的士绅们对天文知识的掌握，而天文知识在确定什么时间能够完成整个农业周期中的不同任务方面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一点仍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总体上，关于中国农民和士绅阶层之间的关系，我们总是需要更多更可靠的信息——但是有不少理由使我们怀疑19世纪的这种对天文知识的掌握是否真的那么重要。更进一步地说，基于长期的实践经验，农民自己已经积累了很多有关农业周期的每个方面的实际知识，包括种植和收割每一种作物的最佳时间和地点等等。事实上，这种知识通常与经验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因此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背离原有的经验会遇到巨大的风险，即使是现代政府在说服农民改变其习惯时也会面临极大的困难。也因此，更有可能的是，这些所谓的天文学家们会根据农民的实际运作来调整自己掌握的知识，而不是倒过来，而且他们在现代也并没有做出任何让农民觉得必不可少的事情。 那么政府又为农民做了些什么呢？现代的西方社会学家可能过于急切地认为，我们不应该给出政府其实什么也没做这一答案，而我却认为这才是正确的答案。这些西方社会学家推断说，任何一个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制度是不可能对生活在其中的人做出过于有害的事情来的（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是在公然挑战历史上和当代的大量经验），因此他们总是孜孜以求地希望找到这一面临麻烦的制度所行使的一些“职能”。假定，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对任何科学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在此并不适合对这些假定的方式或方法展开辩论。不过，更现实的一种做法是，假定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通常不会过多地去关心任何得失平衡，当然也根本不会去考虑是否真的存在着一种可能更好的制度，而只会单纯地接受他们正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除非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直接威胁到并打破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他们完全可能会接受一个这样的社会，在其中他们不过是这个社会运作机制的牺牲品而已。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当帝国官僚制度能够像在17世纪和18世纪那样运作良好的时候，它可以维持法律和秩序，确保一个客观的比同时代盛行于欧洲大多数地方的标准都要先进的正义标准。事实确实是如此。但是，公正的管理以及法律和秩序的执行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太大的影响。理论上，毫无疑问的，老百姓可以在任何时候向官府报告任何犯罪案件、杀人、抢劫、盗窃、通奸和绑架。有的官员甚至允许人们击打放置在衙门前的锣鼓，表示他们有冤要申。当然，“农忙时节”是一个例外，那个时候官员是不会来审判任何民事案件的。
这些事实似乎表明官员在人民的生活中还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的。但是，进一步分析之后，人们马上会意识到，这种情形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官员需要负责维护差不多几千人的正义，甚至包括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的衙门坐落在四面由高墙围着的镇当中，这也是地区行政管理的中心。通常情况下他与农民压根就不会有任何接触。 即便有什么接触也多半是通过政府的差人，而这些差人多半是老百姓中的渣滓，总是与犯罪势力串通在一起，大肆欺诈普通老百姓。发生在农民中的一个杀人案有时可能会引起官员的注意。有证据表明，除此之外官员与农民的接触极少。家庭和宗族中的农民自己拥有一套维持秩序并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公正管理的办法。除了希望帝国机构能够让土匪和流氓离农民的田地和农作物远一点以外，农民们对于帝国机构并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但是，那些最终能够发展出很大规模、对农民形成严重威胁的土匪，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剥削成性的官府所造成的后果。在19世纪，由于帝国官僚制度所推行的政策反而激发了农民起来反抗，因此它越来越无法在广袤的中国维持哪怕是最起码的秩序。 总结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讨论，证据有力地指向了这样一个结论：政府和上层阶级并没有行使任何让农民觉得对自身生活方式带来至关重要影响的职能。也因此，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纽带非常脆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形成的纽带，一旦受到重压必然会很快断裂。 为了弥补这一纽带中所包含的人为性质，帝国政权采取了三种方法。一个是谷仓制度，也就是设置地方和国家的粮 食存储地，这样在饥荒之年就可以给民众分发粮食。统治者们清楚地意识到了饥民和农民起义之间的关联，尽管饥饿其实并不是农民起义的唯一原因，正如我们接下来将会清晰地看到的那样。但是，这种公共粮仓制度不久就崩溃了，在19世纪最需要的时候，大部分粮仓都已经被废弃了。其中一个可能的主要原因是，对于士绅和富裕地主来说，把粮食卖给政府或者无偿捐献并不能给他们创造短期可见的利益。而且，饥馑时期恰恰是拥有粮食的人大发横财的最佳时机。 第二个办法就著名的保甲制度，即让百姓互相监督，这一制度类似于现代的专制主义程序，但比后者要早很多。十个家庭组成一保，推选一个首领负责汇报保里每个人的行为。若干个保（不同时间，具体数量不同）再被归入一个具有同样责任的相似的集体，依次向上形成不断上升的等级。这其实是政府试图在次于地区行政管辖区的范围内扩展其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一种尝试。研究中国的现代学者判断说，保甲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互相监督与收税混杂在一起，这显然是不可能受到农民的拥护的。这种制度的效果取决于那些分散在各地的民众个体是否能得到足够大的利益，以至于愿意充当告密者这一不招人待见的角色，以及是否能够继续维持众人对这些告密者的足够尊重，从而使告密者能够及时地了解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人们可能会推断说，在中国清朝，这种情况并不广泛存在。 第三个办法也让人联想到现代的专制主义措施，那就是乡学制度，即定期向民众灌输儒家伦理观念。这种做法显然在17世纪就开始了。历任皇帝对此都非常重视。大量证据表明，民众对此并不重视，甚至把这种讲学看成是曲意逢迎的胡说八道。尽管这种说教制度一直延续到1865年，但是它逐渐地蜕化成了空洞的形式主义，讲学的官员和不得不听这些说教的老百姓们都不把它当回事儿。 福利政策、警察监督和民众教化，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现代专制主义实践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先兆。在我看来，它们充分地表明专制主义政体的关键特征在前现代世界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现代技术并未使专制主义政体产生广泛影响、现代技术的威力并未充分展现出来的农业社会里，这种专制主义政体只不过是一颗无法结果的胚芽而已。 在农民和上层阶级之间存在着第四根纽带是宗族，而宗族在将农民和现行秩序连接在一起这方面似乎更为有效。读者可能会回想起所谓的宗族就是来自同一祖宗的一群人。尽管宗族事务通常也是由其中的士绅成员所掌控，但是宗族确实容纳了大量的农民。它有特定的行事规则，活灵活现的仪式靠口头传播流传下来，在这些仪式上，所有的宗族成员聚集在一起，在众目睽睽之下重新确立他们在一个集体单位中的成员资格。一些儒家观念，诸如尊重长者和先人等，都是通过宗族渗透到农民中去的。至少这些观念确实相容于农业社会的结构。对长者的尊重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在一个社会变化非常缓慢的世界里，因时间而积累起来的经验确实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可能已经观察到形成农民保守主义的更强大的力量之一。用于仪式的土地，其所有权是集体的，为宗族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基础。这些土地可以以低于市场价格出租给贫穷的宗族成员。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土地可以用来帮助宗族中有才华却很贫穷的成员，使他们有机会接受传统教育从而跻身官场，最终能够增加该宗族的资源。人们发现，与其他村庄相比，那些宗族势力强大的村庄尤其是所有居民都属于一个宗族的村庄是一些凝聚力更强、更为团结的单位。尽管北方地区也存在宗族，但是在农业更为发达的南方地区，宗族的力量尤为强大，这说明宗族现象也是与巨大的农业财富相联系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宗族并不是遍布于所有地方的。在另一方面，宗族不过是父系和从父居住制的一种扩大了的形式，带有在上层阶级中普遍存在的强有力的家长式特征。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在宗族势力并不明显的中国其他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规模较小的世系家族，这些家族中也包括了士绅和农民家庭，其所承担的任务是同样的，那就是，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捆绑在一起。 总体上讲，在当时的中国，宗族和父系世系家族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中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唯一重要的一根纽带。因此，我们不该低估宗族和父系世系家族的重要性，但是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宗族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样可以成为将起义暴动团体凝聚在一起的关键机制。与其他社会（俄国除外，因为那里同样经常面临农民暴动）相比，中国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纽带一般来讲都非常脆弱，至少在清朝时就是这样的，因此我认为，这一点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用来解释中国社会农民起义泛滥成灾的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在农民社区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结构性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政治的这一显著特征呢？ 在这一点上，关于清朝的直接信息确实很少。但是，许多人类学家对现代中国农村进行过深入的实地研究，其中包括对一些处于内陆地区、并未受到太多现代化影响的乡村的研究。略去这些研究中所包含的显然是受到最近情况影响的事实之后，我们可以据此作出关于早期阶段的推论。 中国的乡村，跟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如果将之与印度、日本甚至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乡村相比，就会发现前者明显缺乏内在的凝聚力。在中国的乡村中，很少有机会需要众多村民一起通力协作来共同完成一个任务，从而形成团结的习惯，并培养起休戚相关的感情。 中国的乡村更像是众多农民家庭聚集在一起居住的一个场所，而不是一个活跃的运转良好的社区，只是与现代意大利的南部乡村相比略微不那么分散而已，在疏疏落落的意大利乡村，日常生活是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平静。 显然，孙中山和蒋介石时常提及的中国社会就像一盘散沙的说法不仅仅只是政治说辞而已。 在乡村里，经济生产（同样包括消费）的主要个体是家庭，一般而言，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孩子。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Fei）认为，在耕种稻田时主要使用锄头使大多数农活都具有强烈的个体特性。“集体劳动所取得的收成并没有比个体收成加起来多多少。集体劳动也不会让劳动效率提升太多。” 我们缺少更为详细的关于种植小麦的北方的信息，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在那里，基本上也是同样的制度（使用密集的人力劳动，耕种一系列分散的小块田地）和同样类型的乡村社会占据着主要地位。 因此，中国乡村的合作型实践发展得相对薄弱并不是技术这一单一因素造成的。 不可否认，当时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合作，一些资料对此也有简短的评论，同时这些资料也为为什么不存在更多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解释。要让稻米种植达到最高的效率，在插秧和收割时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日本乡村是如何以非常有效的组织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而印度的大部分乡村则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表现得极为低效。中国人是通过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他们可以在内部交换劳动力，略微推迟一下种植时间让作物不会在同一时间都达到相同的成熟阶段，这样就可以给他们一些多余的时间来帮助自己的亲戚。亲戚之间相互交换劳动力被看成是最可取的一种办法。 如果在农业周期中的一些关键节点上，靠亲戚都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那么就需要雇用额外的人手。多余的劳动力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个是拥有的土地太少、无法支撑全家生活的本地农民。 这一群体的存在使拥有足够多土地的人能够在现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框架下迫使其他人为自己工作。第二个来源是不拥有任何土地的人，第三个则是来自贫困偏远区域的没有足够的土地维持生计的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还有许多流动劳动力（民工）是来自不同的民族背景的（“游魂”、“船民”），身为流浪汉的他们甘心情愿接受很低的报酬，这就使得本地的工资水平总是难以提高。有时，来自另一个区域的没有土地的一些人可能会在村庄里安顿下来，但是由于他们并不属于当地的宗族，因此也不能拥有任何土地，通常只能离群索居，远离主流的乡村生活。 只要劳动力充足并因上面描述的情况而有所剩余，那么中国乡村里任何个人之间的经济协作缺乏长久性或者缺乏一定的制度基础也就不足为怪了，类似的制度基础在印度是种姓制度，在日本则依赖其他形式。在前现代的中国，劳动力交换的安排或者是雇用额外劳动力的做法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定势的、暂时的或者是不用那么上心的事务。北方地区和种植稻米的南方地区都表现出同样的现象。 即使是关系很近的亲戚，劳动力应该如何交换也需要年年重新讨论，重新安排，而且，有时候在最忙时节，土地所有者可以优哉游哉地等到最后一刻再以最低的工资雇用额外的劳动力。 唯一经常发生的需要合作的活动是水利管理。这一点更多地是一个如何分享一种稀有资源的问题，而不是如何通力合作来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而且，稀缺的水资源总是会引发村庄内部或者村庄之间的争执。 与日本和前现代时期的欧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中国，与农业周期相关的重要决定都是由个体家庭作出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的做法有任何地方与Flurzwang（强制性的共同规则）类似，Flurzwang是欧洲乡村社区推行的一种实践模式，据此来决定什么时候其成员拥有的土地应该成为冬天的牧地——也就是大家共享的公地——以及什么时候可以把独立的土地归还给个人负责耕种和播种。中国的土地同样也是一块块的，散布在村庄的整个区域内。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牲畜，土地本身也承受很大的压力，中国排除了推行欧洲模式的可能，即使是在种植小麦的北方地区。 俄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们都强调，共同承担税收在形成这些国家所具有的团结合作的乡村特征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下中国的帝国制度同样推行过的共同责任制。 正如帝国晚期的证据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的制度并没有能够产生类似的结果。显然光靠税收实践自身并不足以形成有凝聚力的乡村社区，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它们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帝国出于自身的考虑试图通过保甲制度形成团结合作的局面。保甲制度在中国遭到了公认的失败，而在日本，以中国保甲制度为基础推行的同样的做法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成一败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如下一个论断：帝国统治时期的传统中国乡村，其凝聚力普遍非常薄弱。
陈述这些观察，并不是为了暗示说中国的乡村在任何时候都是大家互不相让的微型战场。中国的乡村至少还存在着一些社区意识。这些乡村通常会有一个庙宇，还有在一定程度上所有有资格的村民都可以参与的很多节日盛会。同样，在当地知名人士的寡头统治下，这些乡村也总是能够找到一个一般而言比较有效的方法来解决村民之间的争端，并避免邻近地区的侵扰所引发的骚乱。这种社区意识的一个特征是，许多乡村会严格限制外来人员的加入，个中的原因很简单：并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供应给这些外来人。 通过这一事实，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有人想要成为正式的完完全全的村民，就必需拥有一些土地。我们已经注意到土地是如何为宗族活动提供了基础的。拥有土地对于小规模的家庭来说同样重要。因为家庭是经济生产的主要单位，因此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对形成强有力的稳固的亲戚关系特别有利。 如果没有土地财产，整个儒家道义所谓的孝敬就变得没有可能，也因此贫苦农民的孝敬程度要相对低得多。事实上，对于贫苦农民来说，要保证基本的家庭日常生活通常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不同，中国的贫苦农民生养更少的孩子，而且能够长大成人的孩子更少。很多人根本无力成家。现代中国农村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光棍”，即那些穷得无法成家的单身汉。“在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村民们眼里，他们是值得同情同时又可以嘲笑的对象。”当然，也正是这些穷人会因为无力抚养自己的孩子而把他们卖掉，主要是女孩，有时候也有男孩。 一句话，没有财产就没有家庭，也没有宗教。这种说法太极端了一点。中国的乡村还是给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力留出了一个很小的立锥之地，当然更普遍的情况是无地的农民不得不通过为其富裕的邻居干活来获得生活资源。尽管如此，学者们所认为的是儒家伦理将千万农民家庭整合成为中国社会的旧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稽之谈。留给人们的这种宗法印象更多的是一种贵族式的代价不菲的理想状态，远非农民们能够接触到的。要是说它确实也存在于农民中的话，那么它的存在无非是给农民家庭中的微型专制统治提供了合理依据，而这种微型专制统治则是生存空间极其狭小所造成的必然产物。中国的农民家庭已经逐渐积聚起巨大的爆炸潜能，共产党后来只是点了一把火而已。 总之，中国农民社会的凝聚力显然要比其他农民社会弱得多，而且严重地依赖充足的土地财产的存在。在印度，我们可以再次推测说，种姓制度为没有土地的劳动力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生存空间，让他们能够参与村里的劳动分工，对他们的处罚主要是看他们的劳作，而很少会直接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财产。这种差异所呈现出的政治意义使我们在试图做出正确评价时面临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当人们回想起俄国的沙皇社会，尽管那里的农民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团结合作制度，但是农民暴动仍然还是泛滥成灾。显然，有些形式的团结合作会推动农民起义，有些则会阻止农民起而反抗，这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还是留到后面再加以探讨吧。 在中国，农民社会的结构，加上把农民和上层阶级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力量相对薄弱，这两点都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总是特别容易出现农民起义，也能够揭示出这些起义所面临的一些障碍以及自身的局限性。
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随着全国很多地方的贫穷加剧，该种结构显示出中国社会的破裂痕迹变得越来越明显。接下来，这些纽带可能会断裂。农民们开始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变成土匪，到后来就可能被招募进军阀部队。这样的中国社会很容易会产生大量丧失了人生方向的废人，他们如同易燃物品，很容易被暴乱的火花点燃。在另一方面，真正意义上的起义不仅仅只是摧毁现有的社会纽带，它还需要能够形成新形式的团结和忠诚。这在中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农民并不习惯于超越家庭或宗族来进行相互合作。在试图引进一种新型社会革命的情况下，这一任务尤为艰难。要不是一些意外情况的干预，共产党可能永远都无法解决这一个难题，而我们在这里所谓的意外是指那些并不会自行发生于中国内部的历史事件。对在帝国统治晚期和随后时期发生的一些暴力冲突的具体形式的检视可以给我们的观点赋予更大的意义。 即使是在“正常”时期，帝国制度仍然不足以维持农村的和平与安全，这就使得村民很容易变成土匪们的牺牲品，之所以称他们为匪徒是因为我们尚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词语。土匪们使用武力，不分青红皂白地抢劫所有的人，同时又压根不想去改变政治制度，甚至也不想用新的统治者取代旧的统治者。有必要提醒大家的是，千万不能把这些强盗浪漫化，不能把他们当作穷人的朋友，就像我们不能全然接受官方对他们的描述一样。通常，当地村民会和土匪达成交易以获得和平。当地的士绅领袖也经常会跟匪徒达成君子协定。当时既有职业土匪也有世袭土匪。 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土匪通常会出现在法律和秩序相对薄弱的地方。欧洲的封建主义本质上就是土匪主义，只是形成了一个社会，并且通过骑士精神赢得了尊重。正如封建主义随着罗马行政管理制度的崩溃而兴起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在原则上与健全的官僚制度的运作相悖逆。官僚制度要生存下去，必须拥有选择用谁来做牺牲品的垄断性权力，并且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合理的原则，而这种合理的原则在中国就是儒家教义。帝国制度逐渐崩溃，陷入军阀割据，最终是国民党进行了不稳定的短暂统一，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整个制度呈现出越来越浓重的土匪特征，招致越来越激烈的民怨。 在清朝，纯粹掠夺式的土匪和有组织的起义之间的界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那么清晰的。但是，对于起义来说，单单从乡村中获得稳定的兵源还是不够的，尽管这么做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特殊情况下还算相对容易的。在一开始从乡村中招募兵丁是非常有必要的，起义者所做的无非如土匪那样从农村招降纳叛。要想让起义上升为真正的威胁，土匪就必须能够占领一个独立于政府管辖的根据地，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展自己的地盘。占领一个根据地后，就能让整个村子转过头来效忠他们。在中国，那就意味着要让本地的知名人士包括住在当地的士绅答应和自己合作，并且还要尽力改善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 很遗憾，关于19世纪60年代爆发的伟大的太平天国起义，还没有出现一本由一个敏锐地感知到其社会结构问题的学者所撰写的优秀专著。不过，关于曾经短暂地与太平天国起义合作过的捻军起义（1853－1868），倒是有一个深具启发性的研究。这一研究所描述的事实可以让我们意识到19世纪的传统形式起义的一些根源和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对这个案例做一些评论还是颇有帮助的。
与19世纪发生的其他起义一样，捻军起义也是帝国统治不断衰落的后果之一，而该起义也在同时加速了帝国衰落的进程。行政管理上的失误和大饥馑，有时因为洪水等巨大的自然灾害而雪上加霜，致使许多农民背井离乡，这可以说是发生类似暴动的直接起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洪水并不只是纯粹的天灾，而更多需要归咎于政府对堤坝和水利系统普遍疏于管理，因此可以说洪水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根源。 由于帝国政府无力保护当地社区免受匪徒的劫掠，这些社区就自己起来组织地方武装，自己征收赋税，自己掌控当地的行政管理。在捻军管理的区域，起义者们在村庄附近围起高高的土围墙。在这一环节中，秘密社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村庄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些人趁机寻找各种借口帮助村民进行抵抗。同时，地方士绅们获得了对本地军事力量的掌控。中央政府发现有必要利用一个地方军事力量来对付另一个公开宣布起义的军事力量，这种妥协最终进一步削弱了其自身的权力和权威。秘密社团和士绅掌控的军事力量的存在使该起义不再是纯粹的土匪叛乱。 捻军通过占领那些被城墙包围起来的乡村而进一步地扩大了自己的地盘，这些乡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捻军游说地方上的名望人士，只要后者答应合作，就可以让他们自己来掌控各个地方，这种做法似乎是一种通用的方法。如果还有一些宣誓效忠朝廷的官员居住在那里，他们就会遭遇到公然的羞辱。值得注意的是，宗族形成了起义组织的基础。只有富裕的具有影响力的家族才能赢得足够的支持者和受保护者，使后者的忠诚有所回报。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对宗族的忠诚奠定了农民热烈拥护起义领袖的基础。 尽管起义军主要是通过现行的社会组织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但是他们也推行了一个初级的经济和社会计划。他们意识到，救助挨饿的人是赢得其忠诚的关键。他们对在自己的家乡种植小麦和大麦极为重视。在收获季节，保护自己的领地周围的收成变成一项重要的斗争任务。可能是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他们推行了相对简陋的土地改革措施，平均分配作物，并且限制大地主的权力。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传统制度下农民起义的一些局限性，而这正是共产党人需要克服的，当然也并非轻而易举的。士绅阶层的参与和领导使得产生任何真正变革的可能性变得非常有限。更进一步，就捻军制度本身而言，其本质还是掠夺性的，总是通过抢劫其他地区以获得粮食供应，这激怒了很多地区。这其实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并非所有的地方组织都会认同这些起义军。有些地方组织开始寻求“中立的自我防范”；其他则站到帝国一边进行抵抗。 在一定程度上，类似的因素也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发挥作用。在一开始，很多地区的民众会认为这些起义军比帝国统治者要好得多。后来，随着人们看到起义队伍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进步，也许因为起义军在与政府的对抗过程中还不得不加剧对地方的压榨，起义军最终失去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帝国军队采取一种纯军事政策来对付捻军，试图击垮这些土墙，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了不起的帝国大臣曾国藩，这个壮志未酬的“中国的俾斯麦”，通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赢得了胜利。他也采用了捻军曾经用过的同样的方法，和地方领袖一起合作，给农民提供具体的利益，包括支持农民的耕作，在农民对社会动荡日益厌烦的时候尽量重新恢复和平。到最后，政府军队还提供了许多金钱和食物诱使众多起义军投降。 这次捻军起义，开始于1852－1853年冬季，到1868年最终被镇压了下去。从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来看，更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起义军和帝国当局都能够操控地方的社会结构，双方在操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难易程度还颇为相当。这么看来，“组织的武器”并非是决定性的因素。农民阶层的怨愤才是更根本的力量。农民受到双方操纵和促进而不断变化的忠诚度才是起义爆发和最终被终结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传统中国社会的框架既鼓励起义，同时也限制了起义所能达成的成果。起义可能最终能够推翻一个王朝，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中国的文献所指出的那样，后代的历史学家总是会试图篡改整个事件。或者，起义本身就可能发展成为更残酷的压迫，但当帝国统治力量重新控制局面后，起义的动力也就逐渐消退了。只有当现代世界的影响以先前我们所指出的方式逐渐侵蚀了整个上层建筑之后，一次真正的革命尝试才变得可能。现在，让我们试图去理解现代世界的到来对作为这一结构之基础的农民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19世纪，农民的经济状况呈现出如下一些明显的迹象：田地荒芜，灌溉系统恶化，农民失业率攀升。尽管在帝国每一个区域都呈现出农民陷入困境的迹象，且这种迹象可能在北方省份体现得更为严重，但是中国地域的分散和多样化仍然使得任何概括性的结论都会存在一些特例。有些省份继续保持富裕和繁荣，而其他一些省份则遭遇饥馑或者接近饥馑的状况。 农民手工业，作为农民微薄收入的一个重要补充，同时也是在农闲时节使用剩余劳动力的一种方法，遭到了廉价的西方纺织品的重大冲击。直到最近，常规的历史描述仍然在强调这一点，有时候可能是有些过度强调了。可以想象的是，农民可以及时找到其他的工作：对现代乡村进行的人类学研究经常会强调手工业的重要性，认为它虽然规模较小，但对于农民的生计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贴补。 不管怎么说，有一段时间，这样的冲击在很多地方毫无疑问都是很严峻的。鸦片的蔓延，一开始是西方势力在竭力促进，后来则换成了日本人，使得人们变得道德败坏，对寻求改变意兴阑珊。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和邻近大江大河的区域，当地的乡村市场让位给了大型的城市市场，市场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了农村地区。市场和金融经济作为一种机制早就存在于中国。这些变化并没有带来全新的事物。在20世纪30年代，生产出来的成品中，绝大部分不会被销往比本地市场所在的镇更远的地方，最远不过就是被销往县城。 但是，市场重要性的日益增长足以造成社会和政治上的很多错位，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欧洲历史的早期阶段。当市场逐步演变成一个更有效、更集中组织的机制之后，农民就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其讨价还价能力也大大地降低了。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存，日常生活总是处于维持生计的边缘，农民们通常在收获之后需要马上将农产品出手，而这时粮食价格正好处于低位。可以想象的是，由于中国的运输条件和存储设施都比较落后，农产品季节性的价格波动是非常剧烈的。农民的悲惨境遇却通常有利于那些与地主勾结在一起的中间商和投机商。与前者相比，中间商们拥有大型的储存空间、更广泛的信息来源和更好的整合机会。有时，他们还会组成一个强大的行会组织，设置固定的价格，禁止会员之间相互抬价。考虑到这些情况，中间商通常总比农民占优势就不奇怪了。 当农民欠债之后，他们不得不向外借债，而且通常是以很高的利息。如果他们不能偿还这些债务，那就不得不把土地权转让给地主，自己则只能无限期地在土地上劳作。所有这一切过程对沿海省份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1927年也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根据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学家伊罗生的说法，这次起义是继长毛太平军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考虑到财产和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关系，我们正在讨论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方面也许就是农民阶层的状况，他们处于乡村社会等级的最底层，数量庞大、极度贫穷，挣扎在生存线的边缘。关于当地的现代研究表明，这些贫穷农民大概占了所有居民的一半或更多。 如果说他们的人数在19世纪又有所增加了的话，那么具体究竟增加了多少，我们目前尚无法知晓。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为他们确实代表了潜在的爆发力。说他们处于生存边缘，并不只是从物理意义上来说他们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也指他们所拥有的社会意义上的财产的不断减少，这实际上意味的是将他们与占主导地位的现存秩序连结起来的纽带已经被磨损得越来越薄弱了。事实上，他们与村庄的关联可能比人们在人类学描述基础上总结出的更为薄弱，因为这些人类学研究都是在法律、秩序和稳定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区域中进行的。而全中国的广袤区域都处于活跃革命的痛苦中，或者处于土匪们的控制之下。 因此，1927年开始的革命以及最终1949年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其民众基础就是这些缺少土地的农民。中国和俄国都不拥有大量为现代资本主义庄园劳作的农业无产阶级，这一群体是西班牙、古巴和其他地方众多农村暴动的发起者。1789年时法国的情形也与此不同，那里确实也存在很多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但是农村革命的动力主要来自农民中的上层群体，正是这些上层群体在革命呈现出逾越了确认财产权和扫除封建残余的迹象时，踩下了刹车。 光是大量农民变得贫困不堪以及其受到的众多剥削本身并不足以造成革命的局面。还需要让人们意识到社会结构中所存在的不公，也就是说，要么是该社会结构对受害者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要么是受害者们意识到过去对他们自身提出的要求已经不再合理。中国上层阶级的不断衰落提供了这一不可或缺的因素。士绅们丧失了他们存在的理由，转而变成纯粹的地主——高利贷者。科举制度的终结也宣告了他们的合法地位以及支撑这一地位的儒家系统的终结。在这一切当中，农民究竟真正接受了多少，还是很值得怀疑的。就像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民众的信仰主要是更符合他们自身需要的道教和迷信的结合。 有些儒家教义确实通过宗族渗透到了农民中去。在任何情况下，旧统治阶层在农民面前曾经肯定能够享有的自尊，此时大多已经化为乌有了。旧统治阶层崩溃所留下的真空地带被臭名昭著的“精英”、骗子、匪徒等诸如此类的人所占据。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民间的私底下暴力变得极为猖獗，地主为了确保其对农民的压榨，开始建立私人武装。许多地主搬到能够得到保护的城市里去生活。继续留在乡村里的地主则把自己的住地加固成堡垒，并且大力仰仗武力来收债收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如此。很可能只有少数人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根据人类学研究的描述，这么做的地主可能是那个地区势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世系家族关系伴随着赤裸而残酷的剥削继续存在着。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得极为普遍，在中国很多地方都造成了一触即发的态势，从而给共产党提供了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直至目前，其上层阶级中尚未出现类似的恶化情况。 我们说存在着革命的条件并不就意味着革命的烈火会按照自己的意志不断燃烧。来自中国本土的资料总是支持是“外来煽动者”造成了暴动和革命这一旧有的似是而非的真理，这个所谓的真理由于忽视了真正让煽动者的作用变成现实的条件而成为彻头彻尾的谎言。从大量关于乡村生活的描述中，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迹象表明农民会有效地将自身组织起来，或者根据自己的意愿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在共产党出现之前，中国农村就已经爆发了很多公开的暴动这一说法与来自人类学实地研究的大量证据并不相符。 那些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情况的农民很可能离开自己的家乡，很多情况下加入土匪组织和军阀的军队，有时也加入正在不断壮大的共产党军队。在乡村的旧有框架下，农民是不太可能有任何自发的企图来做出什么事情的。就像在清朝时期，农民们总是需要在外来领导力量的主导下才能够主动地对抗现有的社会结构。至于说乡村本身，几乎可以确定这种情况只会不断地恶化下去，直到大多数村民最终在下一场饥荒中饿死。这恰恰是一次又一次真实发生过的状况。 这些观察并没有任何影射中国农民天生愚笨或者缺乏主动性和勇气的意思。革命军队的行为，即使是去除其中可能带有的宣传性和革命英雄主义倾向，也都体现出智慧、勇气和首创精神。我们希望表达的意思只是，在很多区域，直到最后一刻，旧秩序的触须仍然拥有强大的威力，紧紧地缠绕着每个人，阻止他孤立地采取行动，甚至阻止他去积极思考是否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在先前部分我们讨论过中国乡村缺乏凝聚力这一特征，这确实可能有助于共产党人，给共产党统治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它也可能使共产党粉碎和改变旧有乡村结构的这一任务变得更为容易一些。对此进行可靠的分析还需要更多精确的信息。尽管旧秩序是如此的脆弱，但是它并不会因为这些乡村的自发行动而瞬间消失。当然这也是所有主要的现代革命所面临的情形。 即使在这种到处是苦难和衰败的情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加入也不足以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也不可能光靠其自身就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该党派成立于1921年。13年以后，共产党人不得不放弃他们在江西的主要根据地，开始进行著名的长征，走向遥远的延安。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判断，那个时候共产党人的命运正处于最低潮。他们所能展示出的是一种顽强的生存能力：从1930年到1933年之间蒋介石发起的五次围剿都未能将他们铲除。但是，共产党人也同样无法扩展自己的根据地，或者在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以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共产党到此时所遭遇到的失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于他们采取的错误战略。在1926年之前，共产党对于将农民发展成革命运动的基础这一点并未真正地表现出兴趣。 在1927年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之后，该党仍然试图通过城市无产阶级斗争来夺取权力，但是这一战略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血淋淋的。尽管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维和采纳毛泽东依靠农民的策略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共产党要取得胜利仍然需要更多的条件。 其中之一是对那些相对富裕的农民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这一政策直到1942年才开始推广，当然这之前的早期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预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光靠它们自身显然还是不可能帮助共产党赢得最终的革命胜利。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日本的入侵及其作为一个外国占领者所推行的占领政策。 日本占领中国之后，国民党官员和地主对此的反应是从乡村撤离，逃回到城市中，留下农民在土地上，让他们自生自灭。其次，日本军队时断时续地进行的清剿和三光政策促使农民凝聚成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因此，可以说是日本人客观上帮助共产党完成了两个基本的革命任务，一个是清除了旧有的精英阶层，另一个是使被压迫者团结在了一起。 反面的证据也有力地支撑了这一表面上看来自相矛盾的结论。在日本或者其傀儡政权给予农民某些安全保障的地区，游击队组织并没有取得太多进展。事实上，在日本军队没有直接入侵过的地区，共产党甚至都无法建立起游击根据地。 尽管日本入侵的作用是重要的，但是有必要从合适的视角认识这种作用。如果因为这两个敌对力量之间存在着所谓的合作，就认为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有某种邪恶的同谋关系，这显然是极为可笑的。当时的形势事实上确实是对共产党极为有利的，他们尽量利用自己的优势同时对付日本人和国民党，反而是国民党显示出强烈的与日本人合作的倾向，因为国民党极不愿意看到战争最终演变成一场社会革命。 战争激化了革命形势，使革命呼之欲出。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战争本身不过是一场意外。从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来看，则很难说这次战争是一场意外。就像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这一案例中，一些历史学家总是将之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意外结果，但是这种为了进行分析而不得不将历史中某些易处理的问题分离出来的做法，除非后人能够将这些历史问题放回到适当的背景中去，否则的话，必然会形成一些误导人的似是而非的、甚至是错误的道理。 我们不妨总结一下，简单地评论一下共产党为了摧毁旧制度残余而采用的方法，那就是利用乡村中已经出现的裂缝。幸运的是，我们手头拥有两个关于共产党占领时期南北方两个不同乡村的很好的研究，这两个研究确实展示出了这一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一个研究中涉及的北方乡村是在晋冀鲁豫交界地区，那里共产党已经占有了一块根据地，并将社会斗争跟抗日民族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地区包括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在内的富裕群体为了固守自己的财产而与日本人勾结起来，因此共产党能够将当时所推行的不那么激进的社会运动与抵抗外国侵略结合在起来，从而获得了重要的优势。一点一点地，共产党利用村子里的现存组织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组织。然后他们又推行了另一个运动，让大量贫苦农民从中受益，让富裕农民承担起主要的责任。这一运动一开始取消了原本流入国民党腰包的租税，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支付能力来分配赋税任务。新推出的宣传口号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当日本人威胁要在乡村征收赋税时，危机产生了，而这又是一个造成决定性影响的危机。共产党提出了赋税究竟应该按照日本人设定的统一税率交付还是按照共产党的制度所规定的由有钱人来承担这一问题，这就将乡村根据个人的贫富程度一分为二。同时，共产党又呼吁农民把粮食藏在山洞里，随时准备撤离这个地区。富人并没有这么做，但却发现日本人到来后可能会抢走他们的粮食。因此，富人们也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建议。这个事件所具有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示出共产党和其他一些早期的革命者一样，都能够推动整个乡村地区站在他们一边，并且接受他们的管理，同时也表现了日本的入侵究竟是如何帮助共产党形成了一个团结阵线。 但是，与其他革命者相比，共产党人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虽然他们有时也会继续利用一些有历史污点的旧式领导人，但他们主要是在贫苦农民当中，甚至是在妇女这一中国社会最受压迫的阶层中建立起了新的组织。更重要的是，就像建立合作社所显示的那样，共产党人在当地推行了自给自足的经济计划，采取各种措施让农民在归顺和饿死之外还可以选择其他一些可行道路。有时候，共产党人也不急于推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但是，当这一改革真正得以推行时，农民对通敌者和旧式压迫者的报复集中迸发了出来。了解这一点，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民抗日以及帮助共产党最终击败国民党背后的真正的革命热忱。 数年后，共产主义革命来到南景（Nanching）这个广州附近的小乡村，这个时候的革命则不再是以帮助抗日的形式而更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在轰隆的爆炸声中，溃逃的国民党军队把珠江上的一座铁桥炸得粉碎，震碎了乡村的窗户，同时也宣告了旧政权的灭亡。几天后，一群携带武器的共产党小分队来到这里，到处张贴告示，宣布废除旧政治统治，命令旧政府的工作人员继续坚守自己的岗位直到他们的职务和文件顺利交接到新来者手中。10个月过去了，当地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接着土改工作队就来到了这里，是三个男的和一个女的，都是20岁不到或20岁出头一点的年轻人，“穿着肮脏的灰色制服，有意识地试图模仿农民的生活方式”以掩盖他们自己的阶级背景。 整个土改过程一旦开始就非常快速地摧毁了旧有秩序，并马上着手推行一些初步的措施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本质上，其推行的措施就等于将富人的土地没收，分发给穷人。“总的战略是将穷苦农民、农业劳动力和中农团结起来，将富裕农民的立场中立化，以实现将地主孤立起来的目的。” 最终造成的后果与上述的目的并不相同。尽管共产党使用的阶级分类与基本反映乡村社会现实的分类标准并无二致，但是其造成的后果总体而言并不明确，即使是对主要的受益者贫苦农民来说，看上去这些贫苦农民和别人一样无法确定这一切究竟能够维持多久。以往，在两个对立的极端之间确实存在着被压制着的仇恨，这两个极端一边是富裕、剥削成性、残酷的地主，一边则是地主的佃农。但是，在新的制度下，整个乡村被系统地划分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各个群体之间是相互对立的。 有一个方面值得特别提出，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回过头更清楚地理解前共产党时代是如何运作的，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共产党所采用的战术。土地并不是分配给整个家庭，而是平均地分给家庭中的每个个人，不分年龄和性别。也因此，共产党从根基上击碎了整个乡村，彻底切断了土地财产和亲属关系之间的关联。通过摧毁亲属纽带的经济基础，或者至少是极大地削弱了这些纽带，共产党将那些跨越了阶级界限以及年龄和性别界限的强大的对抗力量给释放了出来。正是因为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农民反对地主、佃农反对收租者、牺牲者反对当地恶势力的斗争才变得公开化、激烈化。最后变得公开化的是年轻人反对老年人的斗争，就算是这种斗争也变得极为激烈。 共产党政权在乡村和政府之间建立了新的纽带。每一个农民都明白其日常生活需要依赖国家的政治权力。C.K.杨（Yang）认为，共产党通过这个新的纽带能够从乡村抽取更多资源。同时，新的更大的负担比过去更加平均地分配到了每个人头上。 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如何在一个充满军事强敌的世界上提高国家的经济产量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摧毁旧秩序、与政府之间建立新的纽带以及从农民那里获取更多资源，所有这一切只能为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提供初步的条件。不过，这一部分的故事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是农民提供了最终炸毁旧秩序的炸药，这一点在中国甚至比在俄国表现得还要明显。是农民再一次为一个政党的胜利提供了主要的驱动力，而这个政党则试图达到一个据说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即农民阶层不复存在的历史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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