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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子，诗人、作家、评论家。出版有诗集《立体交叉》《纪念》《神迹》《此世此刻》等多部；长篇小说《身体课》《大叔西游记》《跟踪记》，短篇小说集《塑料子弹》；随笔集《时尚杂志》《西北偏东》《我们热爱女明星》《窃书记》《有话不必好好说》《购书单：小说和小说家》等，主编有《被遗忘的经典小说》（三卷）等。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苏姗·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我提前一周在网上挂了省城著名三甲医院心脏内科的专家号，带着几年间看病、检查、住院的所有资料，包括种种检查报告、化验单、运动试验报告、胸片和心、脑CT片子……装在一个很大的牛皮纸袋子里。带这么多东西去看医生，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去看病，而是一个鬼鬼崇崇跑去诊室给医生行贿的人。看见我的人没准儿会想，这个家伙提着那么厚那么大的袋子，里面装的不是钱也是一块很值钱的秦砖汉瓦吧。 护士叫到我的时候，我满怀忐忑地走进诊室，把那个厚厚的牛皮纸袋子放在大夫面前。大夫扫了一眼那个巨大的袋子，然后看着我，问我哪里不舒服。当然是心脏，我挂的是心脏内科的号，难道是来看腰椎、治脚气的吗？我说我有好几年了，一直感到心脏不舒服，胸闷、顿痛、刺疼、气促、睡不着觉，为此还住过半个月医院；有一阵子总感觉喉咙深处靠近胸口的位置，有一团东西顶着，但是喝水吃饭却并没有影响。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卡在那里了，就像吃鱼被鱼刺卡了一样。我吞了几大团酸菜，但是酸菜顺利地咽下去了，那一团东西却仍然顽固地停在那里。我不得不去医院检查食管，我被上了麻药，顿时失去了知觉如同死过去了一般。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半个小时之后，大夫说我食管里什么异物都没有，甚至连一丁点的溃疡都没有发现。检查完之后，坐在医院候诊的椅子上，我竟然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麻醉半小时》。 我得承认我确实有着诗人的敏感——或者诗人的过敏，这首诗几乎是个纪实：  然而，我还没有走出医院，我感觉那一团东西又出现了，就在我食管深处。我感觉到一个球状物，一个乒乓球大小也像乒乓球一样轻的东西，在我的食管里移动。我觉得自己能够看见它，就像我几十年前玩过的电子游戏机里的吃豆子游戏。那个豆子在一个管道里来回移动，我张着大嘴但是很难追上它。 我的朋友中有一个专门给伤残病人进行心理康复治疗的医生，她说我是被心脏病吓着了。她没说我被吓出了精神病，她说我这是焦虑症，她说了一个我此前从未听说的过疾病：臆球症。她说你不用害怕，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你不断地告诉自己，你没有病，你的心脏没有病，你的食管当然也没有病——医生已经检查了，你的食管里确实没有东西，你要相信医生检查的结果，你要不断地告诉自己，然后那团东西就会消失。我照着这位做心理康复的朋友教给我的方法，反复做了半个月，那个东西确实消失了，但心脏不舒服的感觉却一直没有消失。 在心脏内科专家的诊室，我打开那个巨大的纸袋子，抽出里面的检查报告、化验单和以前拍的各种片子。心脏专家很快就看完了，比我自述病情的时间还短。然后，心脏专家非常诚恳地告诉我，说我的心脏没有问题，接着又把听诊器放在我的胸部听了听，说我的心脏跳动十分有力，甚至比我的实际年龄还要健康。但是我却将信将疑，我知道大夫在面对重病尤其是绝症病人的时候，一般都会撒个善意的谎，告诉病人没什么大问题，该吃吃该喝喝，该玩就玩，吃点补药增加一下抵抗力就没事了。大夫这样说的时候，估计那病人差不多就快挂了，已经无药可救了。正像人们通常说的，不怕大夫说你有病，就怕大夫说你没病。现在大夫说我的心脏没有问题，是不是也意味着问题非常之大？   我觉得我肯定是带着乞求的表情，恳求大夫告诉我实情，我说我很坚强的，我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在我活过的这半个多世纪里，虽然不能说历尽沧桑，但我经历过的苦痛与灾难也不算少了。我说我能扛得住的，再大的问题我都能接受，我知道我做不到坦然面对，我肯定会不平静，但我觉得我能挺住，我也可以肯定自己承受得了。心脏专家重审了一遍，说没有发现我的心脏有什么问题，随即建议我去精神卫生科。听着大夫一字一句吐出的精神卫生科几个字，我知道那是说我精神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有精神病。我愕然望着大夫，半张着的嘴半天合不拢、说不出话。心脏专家说，精神卫生科就是五楼，你现在就可以上去挂个号看看，那里不需要预约。心脏专家是非常认真地在建议，为了让我由于惊愕而合不拢的嘴尽快合上。大夫继续说道，军中无戏言，医者同样无戏言，你上去看看，也许吃点药你的“心病”很快就好了。大夫说把你的这些资料收好，当一份体检报告留着吧。大夫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表情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嘲讽意味。 精神卫生科在门诊大楼的最高一层，候诊区和性病皮肤病科挨着。医院的这种科室位置安排，显然含有某种意味，如果不是出于保护病人的隐私，那也该是有其他原因吧。譬如，他们可能觉得，敢于大着胆子明目张胆地来这里求医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多，所以才放到门诊楼的最高一层；又或者，连医院也觉得这样的科室以及来这里的病人，多多少少会都有些鬼祟与不安？楼层角落的这个候诊区，等待叫号的病人相对别的诊室少了很多，不过一眼望过去，那十几排天蓝色的长条形铁椅子上面，还是坐满了人。与别的候诊区不同，坐在这里的病人大多戴着口罩，互相之间有一种深深的戒备；这里的病人也比别的候诊区安静，难得听到几声交谈。我猜测他们口罩后面凝重的表情里面可能藏着些深深的不安、慌乱与焦虑，一如我此时的焦虑。 在精神卫生科护士站打卡之后，我在一个刚刚空出来的座位上坐下。环顾周围，左边和右边，前面和后面，差不多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我不知道他或者她，是不是一个疯子，是不是皮肤病患者，是不是性病患者，但我内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全感。我尽量不看坐在我旁边的人，我努力地把目光投向远处，投向那个从下面上来的电梯口。那个扶梯时不时会有一些人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慢慢露头，然后目光睃巡地看着。当这个人的脚从电梯移步到楼层地板上的时候，就会朝我坐的地方看，他是审视的，他是警惕的，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目光鄙夷地看着我坐的地方。我知道他已经看清了这个候诊区的标识，所以，我知道他的目光里包含着的东西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精神卫生科和皮肤病性病科外侯诊是需要承受社会压力的，前者标志着精神不正常，而后者则显示为身体表面的某种不光彩的变异乃至道德上的缺陷，并且会令人避之唯恐不及——首先是对传染的恐惧。但我的病肯定是不会传染的，如果不是心脏内科的专家指出来，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的精神出了毛病。我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非常正常而且健康的精神科候诊者——我当然不愿意称自己为精神病。 我和一群病人坐在一起，我坐在一群病人中间，身边没有任何亲人；我坐在一群有病的陌生人中间，坐在候诊区的椅子上，无论我怎么在内心里告诉自己，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并不是一个病人，我只是一个候诊者，但现在我坐进这里的这一群人中间，我的身份就已经被确定了。我把目光从远处的电梯口收回，仿佛有些羞愧地低下头，但我不能只是摩娑着自己的裤腿，不能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傻坐着，我总得干点什么。我从衣服口袋里摸出手机——当我在开会的时候、在和一些人吃饭的时候、在不得不身处于一群不那么感兴趣的人中间的时候，不想说话又不想显得那么无聊那么无礼，我就会摸出手机，尤其是在一个饭桌上又不想和那些半生不熟的人说话，我就假装在手机上处理事情。但我现在只是心神不定地玩着手机，旁边的人也在玩手机。我不看都知道，前面和后面那些低着头的人，大部分也都是玩手机，一边玩手机一边焦急地等护士叫号。  我们都在等护士叫号，也许还在等着看同一个医生。我坐的位置是临时的随机产生的，我的临时的左邻右舍，我和他们从不相识，但现在我们构成了某种奇特的共同体。我们此前从未相识，此后也几乎不会相遇。座位之间隔着扶手，如果一个人把胳膊架在扶手上，另一个人就失去了架上去的机会；如果一不小心架上去，就会触到旁边的人，也许那个人会惊声尖叫地跳将起来，当然，也可能默默无语地抽掉自己的胳膊。我们以如此近的近乎亲密的距离坐在一起，但我们并不像长途火车座上的陌生同行者那样，会因为旅途的寂寞而交谈甚至结识。我们彼此并没有交谈的欲望，也没有了解对方病情的愿望，更不会互相交流克服病痛折磨的方法，我们连短暂的三言两语也没有。我甚至觉得潜意识里，我们互相之间都有一种莫名的敌意。我们想要尽量早地见到医生，我们要见的也许是同一个人，这样一来我们就构成了竞争关系。如果有一个人因为什么事情抽身而去，那后面的人就可以早一点见到医生了。现在，我们以亲密的距离怀揣敌意地坐在一起，我们的关系显露出了某种暧昧的气息。我们可以在内心里以友相称—病友，但我们各有各的病痛，我们会得到各不相同或者部分重合的处方，在各自的处方里各有各的革不了的命。我们坐在一起，却并不是一次集会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集体。我们是一些临时的聚集者，到最后我们会带着各自的药逃走，消失在门诊大楼外面的马路上。 我是一个看过精神卫生科医生的病人，疑似患有失眠症、忧郁症、焦虑症以及自闭症等等寻常日子里人们并不以为病的诸多症状。最近的状态，就和那种不想说话不想出门不想见人的自闭症儿童一样。我算是进入自闭症中年了吗？我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尤其是需要打招呼需要应酬需要和很多人说话的地方；我不喜欢开会，于是得罪了抬举我往人前面站往台子上站往聚光灯下站的朋友；我不喜欢参加婚礼葬礼颁奖典礼，于是伤了亲友们的心；我还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于是丧失了扩大朋友圈的机会进而失去了很多社会关系……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人，一个社会功能退化、无害但也无用的人，一个脱离了群体性高级趣味的人，一个形而下的居家男人。偶尔我还会莫名地担心自己，某一天醒来会像卡夫卡的格里高尔那样变成一只大甲虫，或者像菲利普罗斯的凯普什教授那样变成一只乳房。然后，整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迅速进入彼德·汉德克的《颠倒的世界》：“我没张开眼睛，眼睛却张开了我；我没听声音，声音却在听我；我没吞水，水却在吞我；我没抓东西，东西却抓着了我；我没脱衣服，衣服却脱掉了我；我没劝自己听话，话却劝我摆开自己；我向门走去，门闩按住了我。卷帘升起了，却变成了黑夜……我还看见麻雀在向枪射击；我还看见绝望者幸福……”我很快就会变成幸福的绝望者吗？ 那天从精神卫生科出来，我握着一张沉甸甸的处方，心情沉重地走向药房。我觉得现在取了这个药，我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精神病人了。这个处方是一个界线，是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把我的精神状态分成这边和那边，这个国和那个国，昨日之正常的我和今后之精神病的我。我觉得在走向药房的这一小段时间里，我的精神正在分裂，有一个果核在我的头脑里正在开裂，我能看见一部分是好的，而另一部分似乎被虫蛀了。人们通常用“脑子进水了”来说某某头脑不够用不正常了，那一刻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脑子被虫蛀了。我的脑子被虫蛀了吗？我仍然能够如此清晰地进行思维，是不是说明我脑子还好，但脑子和精神似乎又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概念。那么，是我的脑子好着，我的精神不大好了？而精神又在身体里的什么地方呢？精神在心里，精神是心理？精神属于心理？ 在药房的窗口前面排队取药的时候，我看着排在前面的人，我观察旁边那几个队伍里的表情，我猜测他们大概都有什么病。不过这注定是徒劳的，我不可能知道他们有什么病，就像他们不知道我有什么病一样。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些如此正常的病人，有着不一样的忧虑和恐惧。是的，恐惧，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被病吓出病了。我把自己吓出了心脏病，然后又因为对心脏病的恐惧（其实是对死亡的恐惧吧），又把自己吓出了精神病，失眠、忧郁、焦虑、自闭，在“生病了”的路上马不停蹄一路狂奔。现在终于来到了药房的窗口，我来取我的药，显然我得庆幸我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 （节选，全文刊发于《广州文艺》2021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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