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rman Federal Archive 正派人是如何成为纳粹的？这是一个吸引美国记者米尔顿·迈耶在战后旅居德国十几年进行调查和思考的问题。他由此了解纳粹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故事，写出了《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这也是1933—1945年间大多数德国人的真实心理状态。 如作者的同事所说：“人们绝对不可能注意到独裁统治”，因为许多事情转移着人们的注意力——国家的敌人、外部的危机和各种各样的程序；控制的加深每一步都微不足道，似乎不值得注意，但等到人们注意到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我们已经来到一个仇恨和恐惧的世界。 我有一位同事，他是文献学家。“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曾说，“在1933年之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地扩大。只要想想，在德国这里，政府从一开始就和人民之间有那么远的距离。而这距离一直在变得越来越远。您知道，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是真正的民主，或者说征召他们进入民防体系，甚或让他们去投票，这些都不能使人们接近他们的政府。所有这一切和知道谁在掌权存在很少或者说完全没有关系。” “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人们逐渐地、一点一点地习惯于被出其不意的统治；习惯于接受秘密和审慎地做出的决定；习惯于相信情况非常复杂，因此政府不得不根据那些人们无法理解的信息采取行动，或者情况十分危险，即使人们能够理解这些信息，但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政府也不能透露它们。人们对希特勒的认同感和对他的信任，使得扩大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变得更为容易，而且也使那些要不然会对政府产生忧虑的人放下心来。”  《亲爱的同志》剧照 “这种政府与人民的间隔，这种间距的不断扩大，发生得如此渐进，如此令人无法察觉，每一步都被伪装成（甚至可能是无意地）一个临时的应急举措，或是伴随着真诚的爱国热忱，或是具有真正的社会目标。而所有这些危机和变革（也是真实的变革）牵扯了人们如此多的精力，以至于他们无法看到底下缓慢的变化，政府统治的整个过程变得离他们越来越遥远。” “当我说中高地德语研究是我的生命的时候，你应该会理解我。它是我关心的一切。我是位学者，是位专家。然后，我突然被投入到全新的行动中，整个大学都被拖进了新的危局中；集会、协商会、谈话和各种仪式，尤其是各种要充实完善的文件、报告、目录、列表和调查问卷。而除此之外，还有共同体的一些要求和那些以前从没有过或者不曾重要的，但现在人们必须或者'被指望’参加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繁文缛节，但耗费了人们的全部精力，完全挤压掉了人们真正想做的工作。您现在能够理解在那个时候不去思考根本性的事物是多么容易。人们没有时间。” 我说：“这也是我一位面包师朋友说的，'人没有时间去思考，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啊’。” “您的面包师朋友说得没错，”我的同事说，“独裁统治和它形成的整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独裁统治给那些反正也不想思考的人提供了一个不思考的借口。我说的不是您所说的'小人物’、您的面包师等等；请注意，我说的是我的同事们和我自己，学者们。我们中的大多数不想思考根本事物，也从未思考过。没有必要。纳粹给了我们一些可怕的和根本性的事情去思考——我们是正派人——使我们忙于应对那些不断的变化和'危机’，同时用国内外'国家敌人’的阴谋诡计震慑住我们，是的，是震慑住，弄得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我们周围那些在逐步扩大的可怕事情。我猜想在潜意识里面，我们都很感激。谁希望思考呢？” “生活在这样一个历程之中，人们绝对不可能注意到独裁统治——请试着相信我——除非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比起我们大多数人有机会形成的高出许多。每一步都那么不起眼，那么微不足道，解释得那么合理，或者说有时候的'抱歉’说得那么到位，以至于除非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超然于整个过程，除非一个人能够从本质上理解整个事态，否则，所有这些爱国的德国人不可能憎恶的'小措施’，总有一天一定会发挥主导作用。就像一个农民不会在他的田地里看着庄稼成长一样，人们也不会一天天看着独裁统治发展。总有一天它会骑到人们的头上。” “如何在普通人中，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中间，避免这样的事呢？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明白。自从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以来，我多次思考如下这一对格言——'抗拒开端（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个人必须要能够预见到结局，他才能去抗拒甚或去经历开端。一个人必须要清晰而确切地预见到结局，但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些事态发展到极端之前，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它们没有发生变化，但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指望着那个'也许’。” “您的'小人物’，您的纳粹朋友们，他们原则上都不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才是罪行更严重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的更多（这样说有些言过其实），而是我们更敏感。尼莫拉（Niemoller）牧师说出了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想要说出的话（这些话对于他自己来说倒是太谦虚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当纳粹袭击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有些不安，但是毕竟他不是共产党，于是他什么也没做；然后他们攻击社会党人，他更不安了，但他不是社会党，他还是没有做什么；纳粹接着攻击学校、新闻出版、犹太人，等等。他一直是感到更加不安，但还是什么也没做。到后来，他们攻击教会，而他是一位教徒，他做了些事——但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马丁·尼莫拉 “是啊。”我说。 “您看看，”我的同事接着说，“一个人全然不知道走向哪里，该如何走。相信我，这是真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时机都比上次更糟，但只是更糟一小点。你等着下一次和下一次的下一次。你等着一次令人震惊的重大时刻，你想着其他人在这种震惊发生的时候，会和你一起进行某种抵抗。你仅仅是不想行动，甚或说话；你不想'背离你的常态去惹麻烦’。为什么不？——好吧，你不习惯这样做。束缚住你的不仅仅是恐惧，独自站出来的恐惧；而且还有真正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不是有所减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开心。一个人听不到抗议声，显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议。您知道，在法国或者意大利，就会有反对政府的口号涂在墙上或者篱笆上；在德国，也许在大城市以外，就完全没有这些东西了。在大学这个共同体中，在您自己的圈子里面，您和您的同事们私下聊天，其中有些人肯定和你有同感，但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还不算太坏’，'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忧天啊’。” “你在危言耸听。你说种瓜必然会得瓜，可你没法证明。这些是开端，没错；但当你还没有知道结局的时候，你怎么能确切地知道，抑或是猜测到结局呢？一边是法律、政权和纳粹党，您的那些敌人在恐吓你。在另外一边，您的同事们嘲笑您悲观甚至神经质。剩下就是您的一些密友了，他们是一些自然地认为您素来就是这样想事情的人。”  《乔乔的异想世界》剧照 “可您的朋友现在少得多了。有些人不经意间已经去了别的地方，有些人则沉浸在自己的工作里。您在开会或者聚会的时候，不再看到像以前那么多朋友。非正式的团体变得更小了，小的组织参加人数在下降，而这些小组织本身也在萎缩。现在，在您的老朋友们的小型聚会中，您感到你们都在自言自语，感到您与现实世界隔离了。这更进一步地削弱了您的自信心，并成了进一步阻遏您做事——做什么呢——的一个要素。在所有时候，较为清晰的是如果你要做事，你必须创造出一个做事的时机，而那样做的话，很显然您就是个麻烦制造者。所以您就等着，您就接着等下去。” “可是那个令人震惊的时刻，那个千千万万人会和您一起行动的时刻，从来没有到来过。这才是困难之处。如果这整个政权的最后和最恶劣的行径是在他们最初和最轻微的行径之后马上就发生了的话，是足以令数千人甚至令几百万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假设，1943年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这次事件，紧接着发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国人商铺’的标签贴在非犹太人店铺的窗户上之后。可是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件事之间共发生过数百个小步骤，有些根本无从察觉，每个小步骤都让你做好准备，不会被下一个小步骤震住。步骤C并不比步骤B坏很多，而且，您没有在发生步骤B的时候进行抵抗，那为什么要在步骤C的时候这样做呢？于是接下来是步骤D。” “于是，有一天，太晚了，您的那些信条——如果您曾经感受到过——全都涌了上来。这种自我欺骗的重负已变得如此沉重，一件很小的事情就会把您压垮。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是我的儿子，他仅仅是个婴儿，就已经会说'犹太猪猡’。您就会看到您眼皮底下所有的事情，所有所有的事情，都彻底改变了。您所生活的世界——您的国家和人民——完全不再是你出生时候的那个世界了。那些形式上的东西——房子、商店、工作、吃饭时间、访问、音乐会、电影院和假期——都还在那里，都还一点没有变，都让您安心。但是，精神上的东西，那些您从没注意到的东西——因为您犯了把它等同于形式上的东西这一终生的错误——已经被改变了。您现在生活在一个仇恨和恐惧的世界里，而那些仇恨和恐惧的人们，他们自己实际上也不了解这个世界；当每个人都被改变了的时候，就没有人觉得被改变了。您生活其中的那套体系，甚至不对上帝负责就能够进行统治。这套体系自己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打算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为了维系自己，它不得不这样一路走下去。”  希特勒青年团历史图片 “您自己几乎就这样一路走下来。生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一个流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动作和事件的组合体。生活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裹挟着您，而您这边完全不费任何力气。在这个新的层次，您生活着，您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观和新的信条。您已经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无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经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辈——即使是在德国——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顷刻之间，整个体系垮塌了。您看清了您的样子、您的所作所为，或者更准确地说，您没有做的那些事（因为对我们大多数人的要求就是：什么也别做）。您想起了大学里您所在系的那些早会，在会上，如果有一个人站着，大概其他人也会站着，但没有一个人站着。一件小事，雇这个人还是那个人的一件小事，而您雇了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您现在想起来了每件事，您的心碎了。太晚了。您已经妥协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 “然后怎样？那时您想必会自杀。有些人这样做了。或者'调整’您的信条。很多人尝试着这样做，而且在我看来有些人成功了；可我没有。要不然就学会在羞辱中度过余生。在那种环境下，这最后一种方式可能已经算是最接近英雄主义的了：羞辱。很多德国人变成了这种可怜的英雄，我认为，比世人知道的或者想知道的还要多很多。” 我什么也没说。我也想不到能说什么。 “我可以告诉您，”我的同事继续说道，“莱比锡（Leipzig）一位法官的事情。除了表面上的样子之外，他不是纳粹分子，但他肯定也不是位反纳粹人士。他只是一个法官。在1942年或者1943年，我记得是1943年初，他在一个案子中审理一位犹太人。这个案子只是凑巧牵扯到一个'雅利安人’的妇女。这就成了一个'民族伤害’案件，是纳粹党特别期望严惩的重要案件。不过，在这个案子中，这个法官是有权给这个人定个'非种族’罪，从而把他送进一个一般监狱长期服刑，这样可以使他免于被纳粹党'处理’，而被纳粹党'处理’则意味着集中营，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流放和死亡。但是，按照这个法官的观点，这个犹太人没有犯'非种族’的指控，于是，作为一个正直的法官，他宣告这个人无罪。当然，这个犹太人一离开法院，就被纳粹抓走了。”  《钢琴家》剧照 “那个法官呢？” “哦，对了，那个法官。他没法从他的良心上抹掉这个案子——别忘了，在这个案子里他宣告了一个无辜的人无罪。他觉得他应该给这个人定罪从而使得他免于被纳粹党抓走，可他怎么能给一个无辜的人定罪呢？这件事让他越来越难受，他不得不谈论这件事，先是说给家人，然后说给他的朋友，接着说给他的熟人（我就是这么听到这件事的）。在1944年的政变后，他们逮捕了他。此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我什么也没说。 “战争一开始，”我的同事继续说道，“随着抵抗、抗议、批评、抱怨而招致最严重惩罚的可能性就上升了几倍。仅仅是不够积极，或者在公众面前表现得不够积极，就是'失败主义的态度和行为’。你可以假定他们肯定准备了些名单，上面列着那些他们胜利之后准备'对付’的人。戈培尔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很精明的。他不停地保证要进行一个'胜利狂欢’，来'照顾’那些自以为他们的'叛国态度’能逃脱别人注意的人。他确实不是随便说说；可不仅仅是宣传。这就足以让人打消任何不确定的念头了。” “战争一开始，政府可以做任何'必须’的事来赢得战争；'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就是这样的事。犹太人问题可是连纳粹——即使是纳粹——都一直在说但从来没敢'解决’的问题，直到战争和它的'必要性’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处理犹太人了。国外的人以为那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可以帮助犹太人，可他们错了。在德国，那些在战争开始后还想着抱怨、抗议和抵抗的人，在赌德国输掉这场战争。这是一次漫长的赌博。没有多少人赢得了这次赌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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