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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记忆》亡故北大荒知青史迹
朱绍德去北大荒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 1968年，黑龙江在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的招兵工作全面启动，上海从8月起陆续有知识青年奔赴东北边陲。可朱绍德所在学校还没有动静，这可急坏了一心想投身边疆的朱绍德。他联络了同校的其他5位同学自行北上。他们生怕家里阻饶，向父母谎称学校组织去太仓学习顾阿桃，家人信了，有的给了5元，有的拿了10元，以及一些全国粮票，有的同学家里拿不出钱和粮票，班上其他同学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纷纷掏出自己仅有的零花钱，几角几分地为他们拼凑了路费。 8月26日，朱绍德他们乘船转道大连,再北上哈尔滨，径直找到兵团司令部。首长接待了他们，看到这些学生如此坚决，高兴地说：“这些娃娃我都要了!”首长的一句话，让他们乐得蹦了起来。司令部给他们批了条，要他们先回上海，通过正常途径加入兵团。 回上海后，朱绍德他们天天到市、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磨嘴皮子，说兵团司令部已经批准了，你们快些办手续吧。工作人员被这些热血青年所感动，为他们办理了录用手续。1968年9月17日，朱绍德正式以一个兵团战士的身份离开了养育他18年的上海，再次奔赴黑龙江。 朱绍德到兵团连队后，虽然身在农工排，但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初到连队，正是秋收大忙时节，他一面学着做农活，一面拼命地用汗水去洗刷身上的所谓小资气息，起早摸黑地跟着老职工把粮食收割入仓，又不分白天黑夜地扬场、上垛、装袋，一直忙到大雪封山。从未有过的高强度劳动，使朱绍德得到了锻炼，在一封家信中写到：“在麦场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恐怕是太吃力了，背像针刺一样痛，双手都不能动了，穿衣服要别的同志帮忙”。但他又写道：“我们在边疆做得很差，尤其是我，但我还是要努力使上海人民放心的。”父母看后既心疼儿子，又为儿子的懂事而欣慰。 朱绍德非常节俭，每月的工资，交了12元伙食费，余下的，寄给爷爷或爸妈贴补家用。最后一年，朱绍德把余钱全都捐助或借给生活困难的老职工。朱绍德牺牲后，这些老职工把朱绍德生前借给他们的钱，还给朱绍德的父亲，这时大家才知道朱绍德共接济了困难职工150多元。人们在清理朱绍德的遗物时，发现他的衣服都是一些破衣烂衫，只有兵团发的一套军装和一件军棉袄还是崭新的。他舍不得穿，把省下的钱都用来接济困难老职工了。 朱绍德在下乡的29个月里，只让上海的家人为他邮寄过书籍，从不提过多的要求。父母知道儿子没命的干活，怕他累坏了身子，有战友回沪探亲，就托他们带点吃的。绍德回信总是叫家里不必这样，他在家信中说自己身体好得很，干革命就是应该吃得起苦，再说有贫下中农无微不至的关怀。 由于朱绍德自觉在艰苦的劳动中锻炼自己，多次受到连队的表扬，并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战友李树山还写诗赞扬他，刊登在连队的战地通讯《水利战歌》上。朱绍德和战友们的影像还登上了当年的《解放日报》。 1969年中苏关系僵持，边境情势紧张。而家中父母又十分思念儿子，希望他能回家探亲。朱绍德在家信中耐心开导二老，他说：“关于回上海，我与战友们也是很想的，但形势不允许，苏修不允许，打完了（仗）回也来得及。即使我在战场上去见了马克思，不回上海，我也是很高兴的。” 父母见信，百感交集。 1971年2月10日，是中华大地家家户户闹元宵的日子，而兵团独立营的战士们正在冰天雪地里进行着一场水利大会战。 朱绍德忘情地投入到“与地奋斗”的激战中。他手舞铁镐，挥汗如雨，还不忘做宣传鼓动工作。劳动间隙，他写了报道稿，径直送到营部宣传股的战地帐篷里。宣传干事李福森看着浑身冒白气的朱绍德，听他有声有色地描绘激动人心的大会战，被深深地感动了，随他走出帐篷，来到现场。李福森回忆说：“白色的原野上，人头攒动，歌声、笑声、叫喊声与狂风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波澜壮阔的场面。” 正当两人在为这战天斗地的场景而兴奋时，工地上的爆破作业开始了。伴着一连串的震天巨响，气浪卷起土块和烟尘冲向高空，大大小小的冻土块天女散花般地飞向四方，甚至落入150米外安全地带休息的人群里。人们纷纷躲避，朱绍德躲避不及，不幸被砸中头部，无声无息地倒在李福森的身旁。 朱绍德被紧急送进医院，可是他头颅被击碎，脑血管破裂，医生抢救了18天，终因伤势过重，这颗年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战友们悲痛万分，老职工也哀伤不已。侯大爷听到朱绍德出事后就病倒了，他说宁可砸到我，也不要砸绍德呀！ 朱绍德牺牲后，连队把他葬在西果园里，并立了墓碑。以后的近10年里，战友们每年都去祭扫，并拍照片带回上海告慰朱绍德的家人。后来，随着知青大批返城和兵团的变迁，几年后墓碑没有了，墓地也找不到了。如今，战友们回访连队，只能对着荒野呼唤。上海家人只能无奈地对着绍德身前照片寄托哀思。为了让下一代记住家族中有这么一位为国捐躯的好男儿，朱家人在为孙辈取名时都要加入一个与朱绍德有关的字，以纪念这位献身北大荒的叔叔或舅舅。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大幕。陈立言已经高中毕业了，他是家中的幼子，已经有两个哥哥在外地工作了，按照当时的政策，可以留在上海，留在父母身边。那年8月，上海市北虹中学公布了被批准去黑龙江的名单，名单里没有陈立言的名字。可是陈立言立志到边疆去，他与班上的好友袁东，混进了北上的列车，跟随加入兵团的同学们一起到了黑龙江。在哈尔滨兵团司令部，接待人员被他们的执着而感动，同意了陈立言和袁东的要求，让他们回上海办理正式手续。这样，1968年9月17日，陈立言和袁东正式以兵团战士的身份，再次踏上征程，来到位于哈尔滨郊区的王岗——黑龙江独立1营3连务农。 到了兵团后，陈立言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先被分在果园工作，他虚心向老职工学习果树栽培技术，还向农业技术员借来农业大学的教材自学起来。后来，他了解到一种叫做“920”的制剂对动植物的生长有催生作用，就利用业余时间，自力更生研制这种试剂，并在连队的农田里试验喷洒效果。连队领导被他的钻研精神感动，支持他试验，并让他从果园脱出来，专门从事“920”的生产和试验，还为他配了一名助手，落实了经费和场所。陈立言的积极性更高了，把行李搬到了工作场所，没白天没黑夜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 陈立言爱学习。他不但注重学习农业科技知识，也十分注重学习革命理论。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他写下了26本日记，记载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思考。 陈立言经常到老职工家里去走访，与他们交朋友。还抽出时间，教老同志识字。 1971秋，北大荒又到了最繁忙的收获季节。连里安排陈立言和几个上海战友秋收后探家，这是他们到边疆后第一次享受探亲假，大家都很期待，很兴奋，干得也更欢了。 北大荒的农村，马车是十分重要的运输工具，尤其是秋收农忙时节，成百上千吨的粮食都要用它从地里拉回场院。可偏偏连里新上套的一头叫“小青花”的马驹，性格特别暴烈，把老车把式老柳的腰给挤伤了。这台马车不得不停下来，一挂就是二十多天。天气已经转凉，说不上哪天，地里的庄稼就会被大雪覆盖，人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陈立言便主动找连领导，要求赶这挂马车，以加强大车班的运输力量。 11月1日下午，陈立言在大田里装了满满一车大豆运回场院。途中，那匹桀骜不驯的马驹又一次“毛”了。“咴，咴”地打着响鼻，撒开四蹄犹如野马般拽着大车向前狂奔。前面是为秋收而忙碌的人们。如果任由受惊的“小青花”发飙，冲入人群，后果不堪设想。陈立言一面死死拽着缰绳不松手，一面大声喝令惊马停下。他使出全身力气顶住车板，力图使狂奔的马车速度降下来。在与惊马搏斗了几十米后，陈立言终于精疲力竭倒了下去，承载着重达数吨大豆的车轮从他的胸部碾过。马车倾覆了，马儿也拽倒了，人们得救了，而23岁的陈立言壮烈牺牲了。 陈立言的父母赶到连队处理后事。他们没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只是希望将爱子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土地，并将陈立言的抚恤金全部用来买书，捐献给了连队的图书室。 陈立言牺牲后，中共独立1营党委作出了追认陈立言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决定。中共黑龙江党委作出了向陈立言同志学习的决定，并在兵团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举办了陈立言同志事迹展览。陈立言的生前战友还应邀赴哈尔滨数十所中小学介绍陈立言的生平事迹。 （上海知青张毓诗） 殒命轱辘滚河 1973年6月中旬，在黑龙江第1师，发生了一起死亡事故，两名被誉为“铁姑娘”的女知青，葬身轱辘滚河，她们是： 杨淑兰，女，汉族，天津知青，1951年1月出生，天津市西南楼中学 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到黑龙江1师师直工程连，任班长，后调制材连，任排长。她带领战士完成多项艰巨任务，做出优异成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排被1师党委授予“铁姑娘排”荣誉称号。遇难时年仅22岁。 沈红宝，女 ，汉族，上海知青，1951年12月出生，上海市芷江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4月29日到黑龙江1师制材连（孙吴），是铁姑娘排的副班长，共青团员。因公殉职时年仅22岁。组织上根据其身前申请追认为中共党员。 铁姑娘，一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名词，是对那些意志坚定，勇挑重担，并且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女性的褒奖，是对温柔贤淑传统女性的颠覆。在毛泽东“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景意涵的影响下，多少女子豪情奇志，堪与男性争强，出现了吕玉兰、郝建秀、郭凤莲等一批代表人物，第一代知青中邢燕子、侯隽等也榜上有名。 黑龙江也有许多铁姑娘。杨淑兰、沈红宝就是兵团1师党委命名的“铁姑娘排”的排长和副班长。 杨淑兰、沈红宝两个姑娘，衣着简单，不施脂粉，梳双辫、留短发，极具“文革”时代的女性特征。艰苦繁重的劳动，使她们从城市小女孩变成了皮肤黝黑，结实而强壮的“假小子”，说话大嗓门，行事一阵风，只恨不能膀大腰圆，肩宽背厚了。 1968年10月，杨淑兰从天津来到北大荒时，只有17岁。她被分到地处黑河地区孙吴县的兵团1师师直工程连，任务是搬砖、运沙、盖房子。 杨淑兰中等身材，圆圆的脸蛋，一笑两酒窝，在家是个乖乖女。她和大多数女知青一样崇敬英雄，学习英雄。一到连队，就横下一条心，非好好锻炼，做出成绩来。很快，她当上了班长。 转年春天，杨淑兰带领全班10余名女战士到河床挖沙子。北大荒的初春尤其的冷，干枯的河床里，沙子冻层有1米厚。人们不断挖刨后，形成一个个大窑洞，要经常打眼放炮，把沙层崩松后才能装车运走。这些女战士，和男子汉一样，轮锤扶钎，打眼填药、点火放炮，样样在行，从不惧怕。 杨淑兰是个心细的人，最危险的工作总是留给自己。那时候的炸药质量不好，常会出现哑炮。排哑炮时，她不许其他战友帮忙，自己冒着危险进入沙洞，仔细观察分析，然后小心翼翼地挖开炮眼，取出雷管，重新插紧或更换新雷管，再堵好炮眼，点燃导火索，最后迅速撤离。直到排除了危险，才让战友们进去干活。 杨淑兰的班完成任务好，多次受到连队表彰，她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后杨淑兰调到师直属制材连，受命组建女排，并担任排长。此时，沈红宝也从上海来到了制材连，在女排担任副班长。此后，女排转战呼玛大兴屯、平顶山林场等地，与男排并肩战斗，担负起了为1师师部营建装运木材的任务。 在林区装运木材，可不是一般的活儿，将粗大的原木归楞、装车，七尺大汉都有打怵的，何况小女子？ 姑娘们说 ：“我们也有一副肩膀两只手，一副杠子四条腿”，不能让男排比下去，大有 “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抬木头时，杨淑兰总是抬头杠或二杠，而且她大肩小肩（即左右肩）全都行。肩膀磨破了，她不在乎，出了血，她也不吱声，咬咬牙挺过去。日子久了，她的后脖梗子上压出了很大、很厚的一块肉疙瘩。战友们心疼她，她却戏称“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沈红宝与杨淑兰一样，也是重活、累活、脏活抢在前面，把困难留给自己。战友们记忆犹新的是她常挂在嘴上的话：“我来吧”。 1970年冬季在龙镇，抬原木装火车。女排的姑娘们冒着严寒，喊着号子踏上几米高的三级跳板，协助男排圆满完成了抢运任务，受到了师后勤部的嘉奖，1师党委命名她们排为“铁姑娘排”。《兵团战士报》介绍了她们的事迹。 1973年6月中旬的一天，女排在红光营砖瓦连劳动。搬砖、运砖、装车，又是一场超强度的重体力劳动。姑娘们一如既往地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挥汗如雨。在女排，干部要比战士干得多，歇得少，这是多年来养成的好传统。那天劳动休息时，班排长不顾劳累，像往常一样为大家服务。杨淑兰和沈红宝结伴去给大伙打饮用水。
砖瓦连附近有一条河，名叫轱辘滚河。单听此名，就非同一般，它流经地域高低起伏，看似清澈，却暗流涌动。直到今天，仍然是黑龙江省一条重要的治理河流。 杨淑兰和沈红宝拎着水桶，向轱辘滚河走去。河岸在湍急的河水冲刷下，如刀切般陡峭。从这样的河里取水，难度不小。两个姑娘来到河边，她们用扁担钩子勾着水桶，伸到河里打水。水桶受激流冲击，一桶水死沉死沉的，一个人根本拉不住，她们只好半桶半桶地打。一只桶装满后，又勾着另一只桶伸到河里，激流一下子就把水桶灌满了。于是两人合力拉住扁担，往岸上拽。手一使劲，四条腿也同时用力蹬着河岸。突然，脚下的土块断裂，顷刻坠入河中，被激流卷走，冲向下游。 休息的战友们等了好久也没见排长和班长回来，跑到河边去找。看到河边只剩下一只水桶，大家意识到出事了，立即向连领导报告。营、连马上组织搜寻打捞。第二天，电闪雷鸣，大雨如注，人们没有停止搜寻的脚步，甚至组成人墙手挽手地在湍急的河流中搜索。直到第三天，才在很远的下游发现两位姑娘的尸体。 杨淑兰和沈红宝殉职后，连队举行了追悼会，营部和师后勤部派人参加了悼念活动，并献上花圈。杨淑兰的哥哥姐姐，沈红宝的父母亲分别从天津和上海来到北大荒泣别亲人。1师党委根据沈红宝生前的申请和一贯表现，追认她为中共党员。
两位铁姑娘是那个年代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女知青的典范。 （刘宏海根据天津知青王大林、刘辉提供的资料撰写） 刘英俊式的知青英雄
2011年8月7日，在黑龙江省北安市赵光农场，原师部办公楼北侧的松树林西头，隆重举行了一场祭扫李殿强烈士的活动，赵光农场领导和职工，以及一百多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老知青和烈士的家属亲人一起，在新建成的烈士墓前，凭吊英魂，寄托哀思！ 李殿强牺牲已经四十多年了，农场的干部职工没有忘记他，当年的知青战友更是深深地怀念他，英雄的音容笑貌依然铭刻在大家的心中，英雄的壮举和平时的点点滴滴依然激励着人们。 李殿强从小就以英雄为榜样，热爱祖国，努力学习，乐于助人，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是当年河北大街小学唯一考上天津市重点学校天津三中的一个。 一九六八年十月李殿强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直属工程一连，即机炮连，和战友们共同肩负起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重任。 李殿强到连队后，分在畜牧排。一个从大城市来的青年人要与牛马打交道不容易，他认真向老同志学习，起早贪黑，不怕脏不怕累，什么活都抢着干。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不仅学会了赶车，还学会了饲养和调驯，很快成了排里的一把好手。 连里的大种马刚调来时，性情刚烈，排里同意李殿强的要求由他来驯养。从此，李殿强不辞辛劳，一心扑在大种马上。他把大种马侍弄得干干净净，油光锃亮。但是调教大种马却让李殿强吃了不少苦，多次在调驯中受伤。一次，他从马背上摔下，受了伤，医生让他住院治疗。可李殿强一心牵挂着大种马，第二天就从医院跑回连队，坚持工作了。 李殿强不仅热爱本职工作，而且只要连队有需要，他总是抢在前面，多次为抢救国家财产作出贡献。 一九六九年初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李殿强刚完成自己的工作回到连队，听说要去抢救一批小羊羔，他二话没说，顾不得吃饭喝水，调转马车就出发。战友们叫他休息一下，暖暖身体再走。殿强说：“抢救小羊可要抓紧时间啊。”他马鞭一挥，赶着马车消失在风雪中。直到深夜，把小羊羔拉回排里安置好，他才吃饭休息。
李殿强 李殿强爱马如爱己。一次，一匹小马驹刚出生就得病了，晃晃悠悠站不起来，得赶紧送兽医站检查治疗。殿强赶着马车载上小马驹上路了。北大荒的道路坑坑洼洼，有的地方难行得很。马车经过一条齐轮深的河道时，车子一晃，小马驹掉进了河里。李殿强心急如焚，毅然跳进冰冷刺骨的河里，抱起小马驹，牵着马车趟过了河。 他的出色表现，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第一年就被评为五好战士。 李殿强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黄继光、邱少云、麦贤得、雷锋、王杰、欧阳海……这些英雄人物是李殿强心中的偶像。他当上马倌后，更是以拦惊马救儿童壮烈牺牲的刘英俊为榜样，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把“临危不惧献自身，壮丽青春为人民”的豪言壮请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九七O年八月七日，李殿强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他的誓言。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李殿强驾车拉着一车货物回驻地。行至前进镇镇南，因汽车鸣笛使马儿受到惊吓，“咴、咴”地呼啸着狂奔起来。附近的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发出了惊呼。此时，正是前进学校的小学生放学回家的时候，孩子们结伴走在路上，有说有笑的，并没有注意到发生的一切。 “大家快闪开！”李殿强高喊着，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拼全力拽住缰绳，使劲儿“吁！吁！吁！”向马发出停止令。但惊马的力量非常大，并不会轻易停下来。李殿强没有松手，快速把缰绳绕在手臂上，死死攥着，身体也离开了地面，10米、20米、50米、100米……李殿强终因体力不支，倒了下去。满载着货物的马车从他身上轧过后终于停了下来。李殿强用自己的身躯止住了惊马，行人和孩子们得救了。人们目睹了这瞬间发生的壮举，冲向这位勇拦惊马的英雄。“是李殿强！”有人认出了他，大家立刻将他送到医院。但因脾脏破裂，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年仅二十岁。 李殿强为人民的安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师党委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共党员，黑龙江省授予他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七日，国家内务部向英雄的家属颁发了“光荣纪念证”，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国家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
李殿强之墓 李殿强是刘英俊式的英雄，是千万知识青年的骄傲。一师直属机炮连的战友们深深地思念着好战友、好兄弟，2011年清明前，为李殿强重建了墓碑，八月举行了隆重的追思活动。
2011年战友为李殿强扫墓 讷漠尔河的哀恸 蔡小莺，女，1950年出生在上海朱家角镇，朱家角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10日到黑龙江1师1团（北方农场）工业1连，1971年2月调6团（二龙山农场）3营20连。1974年5月26日，在渡河沉船事故中不幸遇难，年仅24岁。按照她生前的愿望和良好表现，组织上追认她为共青团员。
赵耀琴，女，1953年6月13日出生，北京市海淀区八一中学1969届初中生，1969年9月16日到黑龙江1师6团3营20连（二龙山农场），1974年5月26日，遇难于讷漠尔河，年仅21岁。按照她生前的愿望和良好表现，组织上追认她为共青团员。
发源于小兴安岭的讷漠尔河，是黑龙江省嫩江水系的一大支流，它自东向西弯弯曲曲注入嫩江，流经地区形成了大片的湿地。水泡子星罗密布，讷漠尔河将其相互串联在一起，犹如一条珍珠项链镶嵌在松嫩平原的大地上。 讷漠尔河随季节喜怒无常，夏季常常泛滥，甚至把一些沿岸的村庄变成汪洋；冬日里，大河上下，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派北国风光；春天坚冰融化，满河的冰排飞流直下，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只有秋天它才显得肃静安祥，平和地陪伴人们收获庄稼。因此，鄂伦春人称它为讷漠尔河，是“秋河”的意思。 讷漠尔河在龙镇和二龙山两地交界处拐了一个大弯，形成一个不小的湖泊，由于水深颜色发黄，当地人称“黄水泡子”。泡子北岸是大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1969年初，黑龙江1师6团决定唤醒这块荒原，并组建3营20连。从各连抽调来的人员趁河水封冻，顶风冒雪跨过讷漠尔河，在黄水泡畔支起帐篷，人拉肩扛运送物资，拖拉机翻起了黑油油的土壤。实现了当年开荒，当年打粮。 20连与团部、营部和其他连队隔河相望，是全团最偏远最艰苦的连队，过着吃河水、点油灯、住土屋的生活。开荒、种地、盖房，是知青们的三大任务。战士们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用辛勤的汗水和顽强的意志与变幻莫测的讷漠尔河相伴和斗争。 来自各地的知青们，年复一年地开垦着这块荒原，虽然热情高涨，斗志昂扬，但讷漠尔河依然桀骜不驯，连队生产建设受到严重影响，百十余号人，生活和出行十分不便。连队多次架桥，但每次都被大水冲走。讷漠尔河见证了战士们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艰辛，也狂暴地给人们带来痛苦与灾难。 1974年，知青们在黄水泡北岸垦荒，已经整整4年了。 那年，春播工作完成后，营部决定举行全营运动会以示庆贺。在业余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日子里，这无疑是干部战士精神上的一针强心剂，上下都很重视。20连不仅选派运动员参与角逐，还决定放假一天，全连参加盛会，为自己的选手助威。 5月26日，是运动会开幕的日子。大家像过节一样迎接那个晴朗的春日。 由于春汛来临，河面变得水大流急，但阻止不了大家的热情。早饭过后，20连的干部战士就开始陆续渡河前往营部。几条渡船来回摆渡，渡口、船上一时显得有些拥挤，划船的几位男知青有些忙不过来。 蔡小莺、赵耀琴和另二名战友乘上一条渡船，他们急于过河，就自己划船向对岸驶去。不料小船驶到江心时，恰遇激流，船儿在漩涡中打着转，不时有浪花涌进船舱。小船失去了控制，被激流裹挟着急速冲向下游，舱里的水越来越多，颠簸得越发厉害。船上的知青们惊慌失措，时站时坐，不知如何应对。突然，一个大浪扑来，小船倾覆了，4个知青全都落入激流，随波挣扎。 人们目睹了险情的发生，几艘渡船迅速向落水的人划去，岸上的人呼喊着追向下游。人们救起了二名战士，但蔡小莺和赵耀琴却不知被河水冲到了何处。连干部立即组织搜寻，当天找到了蔡小莺的尸体，而赵耀琴的尸体终未发现。团、营领导和战友们都焦急万分，第二天再次组织打捞，直到下午3时左右，才在下游的水湾处找到了她。 昔日活蹦乱跳的姐妹，瞬间便被激流吞没，两个年轻的生命终止于讷漠尔河之中。原本愉悦的一天竟成了20连最为悲痛的一天，成了3营上下，人们心中的一块伤疤。 又过了4年，兵团建制撤销，改为农场，考虑到讷谟尔河给生产和生活造成的不便，更因两个年轻女战士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上级决定，将二龙山农场黄水泡北岸的田地交龙镇农场。20连奉命撤离讷漠尔河，迁往营部组建水利连。 20连消失了，但蔡小莺、赵耀琴永远活在6团战友和二龙山农场职工心中。 蔡小莺是1971年2月调到6团3营20连的。 小莺自幼失去母亲，家境十分清苦，在舅舅的帮助下才读完小学。1968年，小莺初中毕业，告别江南古镇，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来到祖国北疆，成为一名“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 小莺先在1团工业1连，干着砍柴、倒坯、烧砖出窑的活儿。后来调到6团这个新建连队，参加垦荒劳动。 那是一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也是崇尚英雄的年代，小莺身上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她总是扎着两条小辫儿，穿着朴素而整洁，时不时戴顶军便帽，显得英姿飒爽。她从不叫苦，从不懈怠。无论是在烈日炎炎下，还是在风雨严寒中，她的笑声总是爽朗甘甜的。
蔡小莺与战友在排练文艺节目（右1为蔡小莺） 她活泼开朗，喜好文艺，积极参与连队的业余文艺活动。她的歌声和舞姿给战友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赵耀琴是1969年秋季随大批北京知青来到北大荒的。她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中，下有三个弟妹，很小就帮助父母料理家务，照顾弟妹。清贫的生活养成了她心地善良、勤恳正直的好品德。 赵耀琴性格内向，不善言表，无论是种地、种菜或养鸭，她都勤恳踏实、任劳任怨。她是个热心肠的人，谁有困难都会伸手相助，因此大家送她一个外号，叫“照耀”，战友们对她的褒奖尽在不言中。
2011年战友为蔡小莺扫墓 如今，北大荒早已今非昔比了，当年天真烂漫的知青也已两鬓如霜。战友们每每聚会都会不由自主地提起蔡小莺和赵耀琴。回访第二故乡，都会去二人的墓地祭奠。她俩在人们的心中永远是那样年轻美丽，唯有讷漠尔河水依然奔腾不息，哀恸不已。 （刘宏海根据王海龙等回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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