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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世·儿童时代·考试情形 家世我从前写过一篇自传，经“中央文物供应社”给印了出来，即列在《齐如山随笔》一书的头一篇。友人们看了，都夸奖说写得很有趣，都嘱我再往详细里写一写，尤其当时的张秘书长晓峰先生，特别嘱我务必写出来，不得已只好再写一次。要往详细里写，则比原写之文多添几个方面，第一，得说说我的家世。因为一个人的家世，与他个人的学识、行为、思想等都有极大的关系，谚语中有两句话说：“盐打哪么咸，醋打哪么酸？”这两句话，虽然鄙俚，而确系实情。吾族乃于明朝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山东、河南两省于该时由山西迁去者也不少，河北一省尤多。大家都说是由大槐树底下迁去的。清朝末年，有许多河北省的军官，重到山西，又寻找到了大槐树之所在，系一破庙，盖当年迁民时，都在此处聚齐，再往各处出发，所以众口一词，曰大槐树底下。民国后有许多军官捐款，把该庙又重建了一次，足见中国人念旧不忘本的心情之浓厚了。当年山西往河北省的移民，为什么有这样多呢？这也无妨随带着说几句：元朝在河北省一带杀人就很多，后来因为用他们自己的人拱卫京畿，河北省各处就来了许多蒙古人居住。明朝初年徐达、常遇春二公，一由山东北上，一由河南北上，把河南、山东的人杀了已经不少，因为河北居民，以蒙古人为较多，故杀得更多，未被杀的也都赶得跑到蒙古一带，于是河北省便空虚了，这是移民的由来。吾族在明朝初年，有三家富户，一家有地一千余顷，一家八百余顷，一家六百余顷，三家共两千五百余顷。现在一个稍富之村落，全村共有不过五十顷地（水乡除外）。以此衡之，共有五十村之地，稍小之县，所辖也不过五六十村，是彼时吾族之地，共有现在一全县之多，此更足见彼时地面人烟稀少了。 吾族在明朝末叶之前，多是务农，讲究读书之家很少。明朝末年，才有研究经史之人，因与本县孙文正公（承宗）为至亲，所以也颇讲经济，到吾八世祖文登公，便专与学者来往，九世祖林玉公（国琳）与河北省新城县王余佑（五公山人）、蠡县李恕谷（塨）、博野县颜习斋（元）诸公都是莫逆交，因想抗拒清朝，成立军事机构，故与窦大东、二东兄弟（二东即戏中《连环套》之窦尔敦），诸人研究御敌之策，当时还收复了雄县等三县。后因见清朝势力太大，便知难而退，当时主持此事者，即先九世祖，虽未成功，而遗留下了一种反清的情绪，故一直到光绪年间，吾族总是有革命的遗传性。 自先八世祖便讲读书，然总未出有功名之人。彼时所谓功名，总是指举人进士而言，到先高祖治鲁公（讳秉礼）始请得一位大经学家（甘肃省人，偶忘其姓名），教授先曾祖兄弟。此公尤长于三礼，每讲古礼，如明堂朝贺、冠婚丧祭乡相见等礼，则必实地讲授，凡学生、下人、书童、工人等等，都得参加，某人去宾，某人去主，都要各就位次，如此讲法，则古礼便容易明了多矣。此种讲书的作风，一直传到先严，尚未衰歇，到了我本身的学问，可就差多了。先祖后成进士，乃阮文达公（元）之门生，先伯祖亦系举人。先严为武昌张廉卿先生（裕钊）十余年之受业学生，后中壬辰科贡士，甲午殿试才成进士，为翁文恭公（同龢）及李文正公（鸿藻）之门生。因两辈的老师都有南方人，江浙的风俗及用功的方式，又吸收了很多，即用以教导我们这一辈，所以我们的知识，在儿童时，就比平常儿童较优了。以上种种情形，都是于我受教育有关系的事情，所以不嫌覼缕，大略地述说一些而已。 儿童时代我三岁尚未学认字时，便跟着老太太们学数嘴儿，数嘴儿者即是学民歌民谣，我会得很多，约有好几十套。先父见我颇聪明，而所学的歌谣，都没有什么意义，乃特为我编了些套教我念，因系有韵，念着顺口，所以学得很快。兹写一两段如下：
我从三岁上，就从着先父在枕头上识字号，并带着学念诗，是光用嘴念，不认字。彼时的风气，书香家的小儿，多数学念的诗，如“床前明月光”“三日入厨下”等这些五言绝句，尽因绝句短而易记也。热衷功名的人家，教小儿念诗，多是“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读万卷书，安得见君王”，或者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等这些句子。我们家中教小儿念诗，则稍微两样，大致多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等这类的诗。 说到认字号，也与他家不一样，跟现在学校的单字也大不同。现在初级小学认字，是预备将来写白话文的初步。从前之认字，总须与后来读经求学问有关，所以给我写的方块字号，起首固然也都是笔画少的或数目字，以后就都是检择经史中要紧的字眼，如六书、九数、八音、六艺、十二律吕、四季、二十四节，以及四维、八德等的名词，历代的国号、年号，全国省名，十三经，念四史[1]等，无不写在方块上教认。初认时，只稍微讲解，仿佛没什么意义，到后来读经史时，可就有省力的地方了。四岁才上学，从前初上学的规矩，先洗净手脸。这“洗净手脸”四个字，诸君或者以为值不得一说，其实不然。在南方水多的地方，沐浴是算不了一回事，在北方乡间水源少的地方，全靠井水，农人每日农忙之外，还要抢空挑两三担水，备家中应用，三担水不过三十个加仑，一切饮食洗濯，及牲畜饮用都靠它，家家都节俭用水，沐浴便成很大的问题。读书人家的儿童，固然每晨多数都要洗冼脸，农人家小儿，每日洗脸的就是少数了。至于洗澡一层，说来更是可笑。吾乡一带洗澡，只有在大坑中，南方名曰水塘，且须伏天雨水多的时候，否则坑中无水。然洗者仍是一般稍微不规则之人，若稍有文墨之人，多不肯洗。再者就是小孩，但长者恒加禁止，恐淹死也。似此情形，沐浴用水，安得不成问题？平常洗脸，除赶上落雨，可以随便用水外，平时大多数都是几个人用一盆水，这样的洗法，脸还能洗得干净吗？大多数都不洗脖子。从前有讥讽小孩洗脸的民歌，就是说的这个情形。歌曰：“一天到晚只贪玩，洗脸梳头不耐烦。脖比车轴还要黑，多年小辫擀成毡。”从前读书人或商人等，都是五天梳一次辫子，十天剃一次头发。农人则不一定，小儿虽然三天两天梳一次，但小儿的头部，与他物摩擦的时候较多，更容易乱，往往辫子会拆不开喽。以上这些情形，都是极平常的事情，所以未上学之前，洗净手脸，也仿佛值得大书特书的了。 初入学都有应行的礼节，各书房中都供有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之木牌，或用红纸照写贴在墙上，先生烧上香，自己先对神牌作一揖，及一跪三叩首礼，起来再作一揖。然后学生对牌位也照样行此礼，再给先生行此礼，礼节才算完成。行完礼稍微休息就开读，从前不曰上课，而曰“开读”。念过几年后，先生才为讲解，此即名曰“开讲”。再念几年，学做文章，此即名曰“开笔”。这是从前读书人三个大的阶段，初上学先念《三字经》，书香人家小儿认字较早，有先认字号，再念书的，平常则多是先念《三字经》，因为没有人给写字号，彼时又没有印出来的，先生更不能代写，所以先念《三字经》。所以先念《三字经》者，一因它有概括论经史的意义，二因此书印字较大而松，每半页总是六行，每行总是六字，小儿容易分出个儿来，若四书五经，则行紧而字密，初上学的农家小孩，便分不清哪是一个字。所以从前有一首诗形容此事，曰：“一行一荡尚分清，字字相离太欠松。试问书行何所似，一畦韭菜一畦葱。” 虽然言之太过，也确有这种情形。我们读完《三字经》，即念唐诗绝句，认篆字，读说文，然很浅，不过是《说文建首字读》及《文字蒙求》之类，后即读“四书”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孝经》《周礼》《左传》，到十七岁，才读完《尔雅》《公羊传》《谷梁传》。 在这十几年之中，除读了子、史、古文文选、古唐诗之外，又带学天文（也就是认识三垣二十八宿，即诸恒星而已）。算学则先学珠算，后学筹算（劳乃宣所著之《古筹算考释》），最后学笔算。彼时学笔算，跟现在有两样的地方，就是现在横写，彼时还须直写，例如加法，直着写两行或多行（应加之数），再于最右边画一直线，把应加所得之数，直书在右边。这种写法，现在看着极不顺眼了，可是彼时是万不许横写的，假若横写，便是大逆不道。光绪中叶以后，考秀才时，也偶有算学，倘若横写，必受申斥无疑。庚子前后，就松多了，地理则不过《瀛环志略》《海国图志》等书，此外尚无较佳者。至于作八股写小楷等，虽然不能说是白费了工夫，可是以后用处也就很小了。 在这十来年之中，我有三次很得意的事情，都是对对子。彼时小学生对对子，乃是念过一两年书之后，最初步的功课。 北方的小饭馆饭铺卖高粱酒，都是二两为一壶，北京也是这个规矩，总是以二两为单位，比方一两人吃饭要喝酒，想要四两，但平常都不说四两，总是说两壶，或曰俩二两。或吃完饭后，有人问喝了多少，则必答曰喝了俩二两，此惯例也。一次我们书房中来了几位客，都是举人、进士、拔贡、禀生等，大家谈天，我舅父出了一个对，请大家对，曰“俩二两”，盖三字之义，皆为二也。大家想了两个钟头，没有对上，我忽然灵机一动，说对上了，大家问以何为对？我说：“一个幺。”盖一固然是一，而个十百千万之个字也是一。当时在座之人，有说个字不能算一者，阎瑞庭先生者，进士也，他说《康熙字典》注中说：“个，数也。”既可作数字解，当然就得算一。我说开宝摇摊，常说开了一个幺。于是大受夸奖，彼时我才七八岁，并赏了我小制钱五百钱。五百小制钱，不过合现大洋两角余，数字不算大，但彼时若以之买点心，如烧饼、油条等，够吃好几个月的了，安得不得意呢？ 又一次是先严给我讲文选，赋中有“佳禾垂颖而顾本”一句，先君训余曰：“凡事不可忘本，佳禾尚且如此，况人乎？”那两天我念的诗中，正有“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二句，我也是灵机一动，问曰：“佳禾垂颖而顾本，不正好对'老树着花无丑枝’吗？”先严亦颇嘉奖，云虽有一两字对得不工，然也是很好的一副对联。彼时我才十一岁，也赏了一百钱，约合现大洋不到五分（半角），然彼时在小儿手中已算极大的数字，除过新年之外，难得有这么一次。 又一次是看昆弋班的《义侠记·武松杀嫂》回来，先严说，此戏当然是由《水浒记》编来，《水浒记》在这一段文字中，有三句很好的文词，就是：“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有声无泪谓之号。”当时，因为我前两天查过《康熙字典》之“哕”字，下边注有三句，与此情形大致相同，曰：“有物有声谓之呕，有物无声谓之吐，有声无物谓之哕。”我说这三句正好对上三句，先严亦大夸奖，此时我已约十二岁，没赏我钱，赏了一块白手绢，即是现在之白洋纱手绢。现在是人人皆有，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在彼时可就新颖多了。因为彼时乡间尚无此物，北方只北京有之，且用者多系极时髦之人，北京卖此者，只有交民巷祈罗弗洋行一家，所以不但新鲜，而还特别珍贵。且乡间尚没有手绢这个名词，都只说绢子，男子用者，名曰手巾，都是粗布；女子用者名曰绢子，多是洋绉或绸子制成，各种颜色都有，且绣花，就是没有白的。提起女子用绢子来，更是特别，平常没有人用，只有过年或有婚丧事时用之；新娘子则非用不可，自己没有，也要借一个，稍贫者只有一个，用手攥着，多者用三个，第二个便用以围脖子，第三个则系于袖口上，以便行路时，摆来摆去，袅娜美观，这种情形，现在是没有的了。当时太太们听说我得了一块绢子，每人见了我，都要问我：“听说你得了一块外国绢子，拿给我看看。”看了之后，有说真是白、真是漂亮的，有的说白的太不吉利、不应使的。不多几天，我那块手绢，就被大家看脏了。 一次偶检书架，见有一部书名曰《草字汇》，系初印本，很精美，我便放在桌上临摹。先君看见说：“你不必学这个，因为不但考试用不着，将来公事也用不着，写此者不过供人欣赏，然将来楷书写有根基后，再想写它也还可以，童子时代并不需要。再者草字许多靠不住，尤其是明朝末年，风行草书，但有许多人，都是随意为之，不足为训。李笠翁在他《凰求凤》传奇中，有一支曲子，即是讥此，曲曰：'学他道士书符样，连挥一阵笔头忙，从来草字易包荒，纵然写差也难查账。蝇头凤尾，故将怪装，蛇首龟身，好将拙藏，这是书家的秘诀从来尚。’这些话虽然开玩笑，但大部分也是实情，由此可知，若想学此，还得大费一番工夫。”因此我便未接着学习。 最有意思的是在村塾读书的时候，十几个小孩童，都是七八岁到十二三岁，在一间屋中读书，大家扯开嗓子，一喊就是一天。曾记得《随园诗话》载有一首诗曰：“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袁子才还批评这首诗末句趣极，北方乡间小书房，十之七八都是如此。我所入的村塾，比这个虽好一点，但也好不了许多。它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也有它的原因，因为这种童蒙小学（现在名曰初级小学），花钱都极少，每一学生，每年不过小制钱五百文，合现大洋两角五分，凑十个学生，共五吊钱，最多者也不会过十吊钱，约合五元。以这几个钱，请外村的先生，是很不容易请到的，只得请本村的人，这种人除教书外，还有许多旁的事情，都要料理，举例如下：
请看以上这些情形，每年除年假一个月及麦秋两季最少一个月之外，共总剩了三百天，这三百天之中，总有一百八十天先生不常在书房中，怎能好好地教导儿童呢？每逢出门之时，他便指给各学生，由什么地方念到什么地方，念熟之后，他回来再背书。当然也有一部分小孩不那么规规矩矩地念，所以先生出门时，往往托付邻居，代为暗听所有儿童都念了没有。学生们知道这种情形，更要用大力来念，以便邻居听得到，常常喊哑了嗓子，结果先生回来太晚了，学生们无暇背书，就放了学了。这可以说是喊了半天，等于白喊。一年的工夫，念不完《千字文》的学生很多，他的“天地玄黄”安得不喊一年呢？以上说的这种学校，可以说是最低级的，也可以说是相当“腐败”了。 还有一种比这样好一点的，其中就有读“四书”的了。从前也有一首诗，是形容这种学塾的，曰：“几阵乌鸦噪晚风，儿童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三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这首诗大家当然都懂得，但当时的详细情形，恐怕就有许多人不十分明了了，所谓“一日三行读大中”者，“大中”二字，指《大学》《中庸》也。所谓三行（音杭）者，从前小孩念的“四书”，大致总是一行十七个字，平平常常的小孩，每次上新书，总是以三行为律，三行念背过后，再学三行，念背过再学三行。最聪明的小孩，每天可念七八十行，但这样的很少，大致每天能念四十行的，就算很聪明了。所以从前长者们议论某小孩聪明与否，都说每天能念多少行书，问人也是这样问法：“你家小孩能念多少行书？”此定例也。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言词可以形容小孩聪明之程度。最笨者一天三行都不熟，所以他说“一日三行读大中”。我在这种学塾里，停留了两年，也算受罪，也算有趣。到七岁就在家塾里读书了，读书之外，学对对联，学作诗，作诗最初不过四句。现在能作诗的人还很多，但能作这种诗的，恐怕不多了。这种名曰试帖诗，有特别的功令，特别的规定，必须要押官韵，必须要点题字。随便举一例，清初人有很出名的一首诗，题目是“赋得大田多稼得多字”，诗题必须要这样的写法，题上冠“赋得”二字者意思，是赋诗偶得此题也。“得多字”者，以“多”字为韵也。如此则“多”字便是官韵，非押此字不可，不但用此字，而且前两韵便必须用上，倘不用它，名词就叫没押官韵，那任凭你文章诗作多好，也不会进秀才的，举人进士，更是如此。点题字一层，也很要紧，在前四句中必须把题字都点出来，有时少点一字，亦未尝不可，但总算毛病，而且必须分开点，不能连用，不得已两字连用尚可，若三字连点，便算骂题。兹将原诗，录出前四句来，诸君一看就明了了：
“多”字是官韵，题目之“大田多稼”四字，都在前四句中了，所有作试帖诗者，都得如此。 再进一步，就是做文章，即是作八股，这便名曰“开笔”，凡做此者，就算是大学生了。未作八股之前，当然得先念八股，初念的八股文，总是山西路润生先生他们编纂的《时艺引》《时艺阶》等文集。从前管八股都叫作时艺，间乎也念《小题折字》这类的集子。从前读书人都说八股的文字，乃发挥经义。其实这句话，可以说它靠不住。若按明朝的天崇文集（即是天启崇祯年间的文章，亦名曰启祯），南方金正希的文章，北方路润生的《时艺核》等的集子，都还可以说是与经义有关，就清朝乡会试的文章，也还可以说是有的有些经义在里头，这说的是好的，若平常墨卷之中，就难看到经义了。至于小考的八股（从前管考秀才，叫作考小考），那真可以说是与经义风马牛不相及。说起来，倒是乡会试的文章，还较为容易做，因为乡会试的题目，多至一章，少至一节或几句，最少也有一句，可以照题发挥，不但经史中的意义可以容纳在里头，就是当时的国政、社会中的情形，都可以引证来用，借题发挥，借以匡正政治之得失。至于小考的题目就不然了，整句的题就不多见，有时候只一个字，最奇怪的是截搭题。什么叫作截搭题呢？就是把上一节的末一句，搭上下一截的头一句，比方说，“不亦乐乎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这便是截搭题。其中还分有情截搭及无情截搭。上下两句，意思有点关联，便算有情的截搭；一点相联的意思也没有，便叫作无情截搭。最普通者为截下题，就是出一句书中句为题，而要紧的意思在下边。比方出题为“学而时习之”一句，而本句的意义，则在下边的“不亦说乎”一句，这种题的做法，是只可以说“学而时习之”，不能说到下边之“说”（悦）字，可是文章句句的意思，不许不含着下边的意思，倘不含下句之义，便算没做到题之真义，倘用上下边之“说”字，便是漏下，是极大的毛病，绝对不能进秀才的。这种题文的做法，在下边可以举一个例。相传乾隆朝有一官员引见，乾隆问他能做文章否？答以做过。乾隆说，这有一个题，你可以做一破题，题为“周有八士到季随”。该员正在思索，乾隆说，朕代你做了一句，曰“记周士而得其七”，该官答曰“皆兄也”。乾隆大悦，盖如此即照顾到第八人了，此曰“照下”。再一次我们在学塾中作文，先生出了一个题为“虽小道”，题只三字，但重要的意思在下边，是“必有可观者焉”一句，我们学生都没有做好，先生给做了一个破（八股头两句名曰破，接着三五句名曰承，亦曰破题承题），曰：“道而小焉，小亦道也。”这“小亦道也”四字之中，便有了“可观者焉”的意义在内。而“可观者焉”四字，都没明写，此之谓“照下”，倘明着用上这四个字，便是“漏下”。小考时做此题之文，有此破题，则准秀才无疑，因为小考中看卷子，只要能看过前两行，便有取中的希望，否则看一个破题，不合意他就扔掉不再往下看了。以上所说，都是书房中的情形，普通的章程，都是五天做一次文章，此名曰“窗课”，因为“书房”二字，偶尔也说“窗下”，故谚语中有两句话曰：“窗下莫言命，场中莫论文。”此层当在后边再略谈谈，以下即谈到考试的情形。 考试情形提到考试，就更有趣了。从前的考试，种类虽多，但正途的考试，可分三种：一是考秀才，二是考举人，三是考进士。考进士名曰会试，永远在北京会考，主试看卷者名曰大总裁，领衔的总裁名曰正总裁，必须用尚书阶级的人员。考举人名曰乡试，在各省考之，主试者名曰主考，须用两人，一为正，一为副，文风较优之省，则用侍郎或九卿阶级之人，其余则用翰林。考秀才名曰小考，在各府考试，主考者名曰学政，各省亦用翰林，如直隶省则必用侍郎阶级之人。小考共分三个阶级，一是县考，由本县主持；二是府考，由知府主持；三是院考，由前边所谈学政主持。县考府考，又都各考五次。我考得很晚，十八岁才出考，这是读书人考试的第一步。凡应考者，都称文童，俗名就叫作童生，进了秀才之后，便称为文生，永远不进秀才，永远称文童。考到七八十岁的人，各县中都往往有之，然也仍然得称文童，所以从前有一副对联曰：“行年七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 不要小看这“文童”二字，他也有他的地位价值，这里无妨随带谈几句。在前清时代（明朝更重要），有功名与没功名，可相差太多，比方说： 进士，凡进士都是官员，故见了本县知县，都是平起平坐，以客礼相待。 举人，虽然不是官员，但是国家取中的功名，给本县知县写信，都自称治愚弟，见县官也是平起平坐。 秀才，见知县时，虽然得称禀见，但与知县谈话时，也是有座位的，遇到打官司，写呈子时，文字称文生，自己口称生员，见官不用跪。倘有罪过须责罚，知县不许打，得行文本县教官，嘱其责罚，亦不许打屁股板子，只可打手心，这个名词叫作打戒尺。再有重大罪过，则须先由知县禀明布政使（俗称藩台），先行革去秀才，方能动刑。并且秀才可以免除几亩地的官租，从前想进秀才的人很多，就因为这些缘故。 文童，文童虽然不能算是一种功名，但也算是民间的一种阶级，比方打官司递呈子，民人则只可称“民”或“民人”，而文童则写时称文童，自称童生，可穿官衣戴官帽，见官虽然也跪，但官则总有一点另眼看待，非不得已时，绝对不肯打屁股。倘因有事见知县的时候，童生可以有座，商人则绝对没有，与知县有钱财关系的商人，也常常让座，但国家的规定则不许。《聊斋》中说“我花钱买盐吃，何物商人敢与官长分庭抗礼”云云，即是此义。类如清朝时代，在北京有婚丧等事，来宾入座饮食，商人与官员绝对不能让在一桌，而童生则可，虽然也算是抬举，但不能算是越分，此从前童生之情形也。所以未出过考的人，不得谓之童生，任你念上十年书，未经考过，名字之上，不能加“文童”二字。 考的时候按规矩须穿官衣，可是谁都不穿，但官帽则非戴不可，说起来也真可以说是受罪，没有官帽绝对进不去考场，但是在乡间，哪里去找这许多官帽呢？于是就有人用旧式宽边毡帽，顶上糊一层红纸，作为帽缨子，也可以混得进去。至于考试用的桌凳也得自己预备，谁能够由乡下运去呢？都是由城中借用，借不到干净桌子，则小饭铺的油桌、厨房的案板、旧棉花的架子等，都可以将就着用，有的县中有预备现成的桌凳，但是也不多见。其实各县都有书院，书院中不但房子现成，且多有桌凳，但因知县每日还得打道前去，太不方便，所以都是在县衙门中大堂上考试，大堂上当然没有这些桌凳，所以每逢考试，都是闹得笑话百出，记得有关此事之民歌，亦曰《竹枝词》，兹录两首如下：
诗中所谓坐大堂者，现在也有许多人不知道了。从前州县衙门，都有三个堂，第一为大堂，堂极宽敞，堂前即大院，坐堂问案时，任人观听。但平常问案，都不在此处。因为在此处问案，都得庄重，州县官得袍褂齐整，一切排衙的规矩，得应有尽有，官吏衙役等，一点也不能随便。所以在此处所问之案，都是极大的案子，或年终录囚等事。第二为二堂，在大堂之后垂花门的里边。州县官在此问案，虽然也须穿官衣，但较为随便多了。比方说他可以一边问着案，一边喝茶吃点心，在大堂则绝对不许。一切民事案子，都在此处问理，亦可任人观看。第三曰三堂，亦名花厅，在二堂之后，或旁边，一切不重要的小案子，或较文墨的案子，及有关个人名誉的案子等，都在此处审问。此处问案，绝对不许人观看，问案的情形，可就随便多了，一应吏役人等，用不着的，就不必站班，问官可穿便衣，有时也可请师爷代问。 此“大堂”二字之所由来也，大堂多是五间两券，共是十间，当然很宽敞，所以考试多在此处，类似这样的诗句还很多，可惜我不大记得了。 县考共分五场，每场都是天未亮点名，进场作一篇八股一首诗，便是完场，不许点灯，这个名词叫作“不继烛”。但遇到宽点的知县，有时也可点一会儿灯。交卷后出场，够十个人就开门放出去，这个名词叫作“出头牌”，前三牌出时，都有吹鼓手吹打，这是给早出场的体面，以后就不吹打了。五场之中，四场都是作八股，其中一场是作古文古诗赋序等，如作律诗，则多是四首，此即名曰古场。每场当然都有前十名，前场的前十名，次场即特别召入衙内另一房间或书房落座，此名曰挑堂，特别给饭吃，名曰优待，其实是特别监视。而且每场前十名，都有县中官吹鼓手来报喜，到寓所吹打一阵，非赏钱不可，多者五百文，少者也得两百文（五百文约合现大洋两角五分）。各场第一名，都名曰草案，没什么大关系，末一场第一名名曰首卷，此则必进秀才，总之县首卷府首卷二人，都是必进的，倘无特别大错，虽院考文章不好，也是必要取中的，否则于知府知县面子太难堪也。 这种考试，贴榜的写法，不许直排也不许横排，都得按车轮形式写录，这个名词叫作“轮榜”，意思是尚未规定，须候皇上派人来考，院考才算规定也。五十个人为一轮，姓名头都朝外，末了不足五十人者，则松动写之，其形式亦须一圈。比方各省有驻防旗人者，也都与汉人合考，但都是另贴榜，他们往往不过几人或十几人，也因为他们进秀才没有定额，每三人考，准有一人进秀才。所以他们的榜，往往三个人一圈，其实就是写成三角形，头也都朝外；倘只两人，则一上一下，是第一名头朝上，第二名头朝下，这个名词叫作“打通腿儿”。以上所谈是县考。 县考之后，就是府考，比县考就好多了。府考都有考棚，因为皇帝派出考试的钦差，都是每府一考，各直隶州因管县较少，不值得钦差前去，则亦归并在就近之一府城内考试，比方易州直隶州连它所管的涞水、广昌二县，就都在保定府考试，所以各府城内，都建有考场。这种考场，虽然是为院考而设，但府考当然也就在这里了。考场建筑，等于衙门，两旁辕门内有大院，乃被考者群集等候点名之处，院中有许多卖零星食品的，北面便是穿堂大厅，学差点名即在此处。过了穿堂大厅，是一很大的院子，正面就是大堂，为学差率各官员监临之处。院中东西两大敞棚，有十余间至二三十间不等，敞棚中设有长条桌条凳，其长与敞棚等，与前清北京饭馆子之桌凳一样，每距离二尺一人，下边放一黑瓦尿盆。府考一层，其章程与县考可以说是一样，不必再说，以免重复。兹只说院考，院考可就比府考严多了。 院考者乃皇帝特派专人主试，前边已经说过，他的官衔则是钦命提督某省学政，比方河北省则写钦命提督顺天等处学政某人（只写姓不写名）。凡被考的士子，都得求妥廪生作保，本县教官再给派一位，自己求者为正保，派者为副保。考试之日，半夜就得起来，到考场等候点名，每次总是四个县的人同考，点某县考童之名时，便有一个长约三尺、宽约二尺的大灯牌，上写点某县，立于院中，考童一看点到自己县了，便都向前听点。再者点某县时，则某县之教官及廪生，都立于学差之后，帮着监视检查。点到某生，则某生应名趋上过厅，即高喊：某人保。保该童之廪生，听到喊自己作保，自己一看不错，便也高喊某人保，则该童便领卷子进场。倘有抢冒顶换，不是本人，该廪生看着不对，便不搭声，则该士子必被拘，或枷罚治罪，这也是往往有的事情。不过这种枷很轻，不过十几斤，戴着枷跪在考院门口，几时考完，几时才放。点了名进场，还要被搜，不许带夹带，事前做好的文章，固然不许带进去，而书籍如“四书”等亦不许带。如在上身搜出“四书”，没收了之后，还可入场，若在下身搜出，照国家的规定，不但不许入场，还要挨戒尺，即打手心，以其侮辱圣贤也，不过向来很松，虽在下身搜出，也就马马虎虎了。搜时永远是以一手插入头上官帽之下，然后再搜全身，搜时虽这样严，但带夹带的人，还多得很。从前都是自己用蝇头小字抄录，后来上海石印局，印出了《小题三万选》《小题十万选》等书，有许多人就兼带这些书了。我考试时，是只带两管笔一个墨盒，来考试最要紧的，就是知道所出之题目出自某书，上下句都是什么，也就够了，“四书”是自幼念背过的，而出题又不许出“四书”之外，何必还要把“四书”带进去呢？可是搜检之人（名曰搜子）总愿搜出点东西来，显着他能干，本来搜检也很难，有的把夹带蒸在馒头里头，有的烙在烧饼里头，种种办法，样子很多，也真难搜检。搜子拽我，没搜出什么来，不高兴，讥讽了我一句：“你真饱学呀。”我说背过“四书”就算饱学，那是你们县里的文风。旁边人听着也都乐了，但他对我也没有法。 进场之后，都并坐于大凳之上，几乎是不许动。每条凳头外边，有各县教官一人，坐于大高凳上监视，如果考童彼此交谈，他便禁止，说：“好好地做文章。”据说有一次学差极严，用一长纸条粘于各生之官帽上，使每行士子都连贯起来，一人一动纸则必断，便将该士子提出，不许再考。后有一人说了一个笑话，大家一乐，头一动，全场纸条都断，学差也没法子。但这种严法，恐怕也出乎考规之外。这还不要紧，最可笑的是，不许大便，只准小便。小便则每人座下有一小瓦盆，即尿在里边。如果非大便不可，亦可到厕所，唯事前须把自己之考卷，交于堂上，事完再取回来仍可接做，但在卷面上印上一颗黑图章，这个章名曰屎戳子，此卷乃另放一处，绝不再评阅，任你做得多好，也断无进秀才之希望了。因为这种情形，有许许多多士子就不离座，然有时非大便不可，则往往脱下自己之袜子来，即便在里头，自己带着出场，或丢在场内。这样的大便法，坐在前后左近的人当然都因受熏而不高兴，这本可以喊监场教官，勒令他出去，但大家都念三年才考一次，好容易才入了场，倘离座大便，则这次等于白来，想进秀才，还得等三年，所以大家也都同情他，只好自己忍受，不肯告发，这总算是众人的仁慈。但是试场内可就脏污多了，可惜现在装肥料的纸袋，彼时尚未发明，倘彼时有此，则方便多了。不但大便，连小便也都是撒一地，安得不骚臭难闻，所以第一场考还好，以后一场比一场难闻，这不能不算是一种虐政。 倘取中进了秀才之后，那可很够光荣的，各县之各乡，都有跑报的团体。因为院考都是冬天，农民无事，身体强壮且能快走之人，聚集十余人所组成，专与秀才家报喜。第一人当然在府城内，其余则散布沿路。一看榜上有本乡之人，立即用红纸条写一报单。大致总是贵府少爷印某今蒙钦命提督顺天等处学政某（只写姓），取中第多少名，特此报喜，手持此条赶快就跑，跑到第二人处把报条交给他，他就接着跑，一直到秀才之家门外大喊报喜。秀才之家遇到这种大喜，虽在半夜，也都得起来，大家庆贺。进秀才之后，还要复试，复试之后才算确实，待复试确定之后，本家还要到各亲友家报喜，报喜的方式，是用整张红纸写，捷报贵府令亲（如外甥、姻侄、表弟等等）或令友令门生等某人今蒙钦命提督学政某取中第多少名秀才等这些字样，并随带小牛角炮或三眼枪，到各亲友家去报。到门先放三声炮，把报交上，得报人家总要赏一两百文。凡当此差者，都是本家穷苦人，这也算是一笔意外之财。 考完之后，所有新进的秀才，都得等着恭送学差，学差走后，方各回家，回到家必要祭祖，到坟地与三代祖父叩头，这是告祭的意思。贫寒之家，只自己一家吃一顿较好的食品，稍阔者则请几桌客，大有钱之家，也有演戏大请客的，但甚少。祭祖时所穿的衣服，则很特别——按清朝的规定，进士才许戴金顶，举人则戴银顶，也是圆的，秀才则戴雀顶，乃用银质铸成雀形，但大家都是戴金顶，早就不照原规矩戴了。可是祭祖这天总要戴雀顶，不穿袍褂，而穿襕衫。襕衫本明朝的制度，大约都是淡蓝色，宽袖，周身有蓝宽边，腰际有腰襕，其形式有点像戏中太监所穿之衣服，又像清末民初北京马车夫所穿之衣服。祭祖所以穿此者乃不忘明朝之义，故从前书香之家，都存有这件衣服，舍下至今尚有存者，且有雀顶。平常人家无此，于进秀才祭祖时，也要借人家的一用。这种情形，在光绪庚子以后就不见了。 以上说的是文考，还有武考也可以随带谈谈。从前是文武并重，自光绪甲午以后，废止武场，到今年已整整过了一周甲子。前一个甲午年生的人，已经六十一岁，甲午年进的秀才，无论进秀才多早，也有八十多岁，从前十几岁进文秀才的人还有，二十岁以前进武秀才的，就极少了。因为如此，从前的武秀才，现在存在的人很少了，我没有考过试，但我也学着拉过弓射过箭。考武的情形与考文一样，考法不同就是了，也分县考、府考、院考，各级考试都分四场：一是步箭，二是马箭，三是弓刀石，四是文字。 步箭，共射三箭，三箭都射中者，进秀才的希望就很大，只中一箭，倘别的场都好，也可以望进。诸君不要小看射箭，这也有特别的技术，我乡有一武举人姓郭，老年已双目失明，然射箭还是每箭必中。他先射一箭，问旁观者，此箭离鹄子有多远，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别人告诉他，他再射第二箭，倘不中或还差多少，第三箭则必中矣。既中之后，再连射多少箭，也是必中的，因为他执弓之手，极有力量，不会摇动的，这足见人之智慧，是怎么用就怎么有，只若能专心便妥。 马箭，各县在城外，都有预备的马箭道，道旁设立三个鹄子，上马加一鞭，马即飞跑，在马上射之，鹄旁设有鼓手，射中则击鼓。有人能左右开弓，马道两旁，都设鹄子，共六个，左右射之，但此是特别技术，不在应考的范围之内，不过能此者，则别的场虽软，亦可望进秀才。 弓刀石，考试这种公事，是归礼房管理，各县都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弓刀石等器则归兵房置办。弓分头二三号，以几个劲为一号，若干斤为一个劲，详细的规定我记不清了。试验几个劲的法子，是把弓背吊起，再系几百斤的石块于弦上，以把弓坠圆了为度，这种弓不是为射箭用，而是专为引拉练膂力的，所以特别硬，即名硬弓。刀乃生铁所铸，最重者为头号，大致是三百六十斤。平常练武功之处，名曰武学，学中买不起这种刀，都是用木杠两头各穿一圆石替代，此即名曰双石，一直到现在国中存留着的还很多。我最健壮的时候，可以举起一百二十斤的刀来，石则长方一块石头，两旁抠手，最重者五百多斤，刀非举起来才算，所以较轻，石则提起来就算，所以较重。 文字场，考文字的场，用不着做文章，都是默写《孙子》一段，但也常闹笑话。从前考武的童生，认识字的人绝对到不了百分之三十，连自己的姓名都写不上来，在县中写姓名三代的时候，多是求人写，我就替人写过。问他的姓名，他还说得上来，但是哪一个字，就弄不清，一问三代，不用说多是一直脖子，有的知道的，也都是乳名。我问一人他父亲叫什么，他说叫狗儿，这种名字，实在不便写到履历上，再同他商量，他心眼更活动，他说请你随便写吧，或者找几个吉利字就成了。所以从前考武的童生三代，有许多都不一样，头一次考，就进了秀才，那他的三代便只这一种，便算规定了。倘不进下次再考，上次造的三代，他不记得，只好另造，考几回换几次，这不能不算是一种笑谈。这种程度的人，使他默写武经，他怎能写得上来呢？大致都是求人或雇人写，有考武会写字的人，这也是一笔进款。到光绪年间的卷子，至少得写三行，否则便算交白卷，这种默写，说起来本极容易，应写哪一段，府衙门的礼房，早偷着把它印出来，卖于考武之人，到场里就照抄就是了，好在这种卷子，永远也不会看，写上三行也就够了。看卷的师爷们虽不看，但礼房先生则必须过目。这种卷子的名词，叫作黑白卷，有三行字便算黑卷，简言之曰黑的，无字者便是白卷，简言之曰白的。两样卷子，须各捆着，以便上司调看。比方两捆卷子在一起，有人问则说哪一捆是黑的，哪一捆是白的，不说“卷子”二字。据官场人云，最早这卷子是都要看的，乾嘉以前，凡进了秀才的卷子是都要看的，后来光看前十名的卷子，到光绪年间就都不看了。吾高阳县有一考武之人，名叫王一龙，身材很魁梧，马步箭弓刀石都不错，学校很想提拔他，问他识字否，他说不识字，问他能写自己名字否，他说可以写。前两个字倒是都写上来了，第三个字写了半天，也没写成，回到寓所同乡亲们说：“我当初就叫作王一多好呢。”这虽然是一件实事，可以说真够笑谈的了。这话又说回来啦，不只秀才如此，往高里去说，武举人，武进士，不认字的人，也多得很。 考试还有一种特别的情形。考文的点名簿上，只注三个字曰“身”“面”“须”，如身中、面白、须无等等。学台一边点着名，一边看所注之情形与本人合不合。 武士子的点名簿上，每一人名下边，除上边三字外，还印着四个字，这四个字是“用”“月”“日”“气”。凡高宽之人则注“用”字，在点名时，学台见其高宽，则在“用”字上点一点。细高者为“月”字，矮小者为“日”字，不正者为“气”字，这是与文考不同的。文考所注“身”“面”“须”三字，大致都是注身中、面白、须无，如太高则应注身高，有麻子则注面麻，有须则注须有。不过这些地方，都归士子自己填注，所以都不认真。武士子也有如此，但多前四字，这大概是因文人身材没有大关系，武人则身材便是很重要的条件了。 考的时候，已有上述的这许多麻烦，倘取中进了秀才之后更麻烦。本县教官有许多剥削之处，如钱给不够，他就不给出结。遇到寒苦人家进了秀才，他无法剥削，还容易办；遇到有功名的人家，如家中有举人进士等，他不好意思，也不好勒索，更容易办；倘遇到土财主，或新发户，那就该他发财了，甚而至于作保廪生，也帮他合伙，共同敲人家竹杠。尤其是对于武秀才，更勒索得多，因为考武秀才者，多是有钱之家，从前读书想中举人进士的人，自然也有，但多半是为进了秀才支持门户，所以进了秀才就很知足，永远没有乡试过的人（考举人）总占十之七八。有许多人家有钱，怕人欺侮，而子弟中又没有能读书之人，于是便考试。进了武秀才，虽然不及文秀才被人恭维，但见官不跪，遇打官司被传问时不许锁，这在乡中就是不得了的身份了。所以有钱人家，都要使子弟巴结一个武秀才。 说起前清的考试法来并不公道，因为各县管的地方不一样大，人口也不一样多，所以分大中小县，亦分大中小学。大县当然就是大学，然也有时例外，大学每县每次取中秀才二十一二人，中学十六七人，小学十三四人不等。但各县文风不一样，有的每县每次考试，有多至四五百人者，有的只有二三十人者。比方吾高阳县，乃是中县，而学则为大学，但应考的人，总在四五百人之上，有时多至七八百人，而得中秀才者不过二十一二人。还有许多县，得中者十六七人，而应试者不过三四十人。更有山僻小县，则应考之人，往往不及应进秀才之数目多。曾记《两般秋雨庵随笔》中有一段记载，一位知县所用的车夫忽来告假，问何事，答以去应考。该知县有记此事诗一首，中有“靴换鞋兮笔换鞭”之句，原诗记不清了。此事并不新奇，乃恒有之事。请看以上这些情形，有的二三十个人之中，才有一个得进，有的考的人还不足应进秀才之额数，这算公道吗？说到这种情形，是旗人较为公道。旗人无定额，每三人就有一人进秀才，前边已经说过，他还有便宜的地方，比方倘只有五个人考，则只能进一个，若再添一人，即可进两个。于是这五个人，可以共同出钱，另雇一人下场，有此一人便可有二人进学。不过这件事情也很难商量，大致总是五人之中最好的两位出钱较多，因为他们进秀才之希望大也。不过其中也有可笑的事情，就是被雇的这个人，也许可以进秀才。因为考场里头，是极没有准稿子的，所以谚语中有两句话曰：“一财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最末了是读书，足见读书之不重要了。为什么成这个情形呢？关于考试的情形，在《聊斋志异》中就说得最详细，此处不必再赘。在这种小考的场中，与举人进士又不同，学台一考就连着好几个月，一定相当疲乏，而一两千本卷子，又须一日看完，哪还能细看呢？所以考秀才的卷子，倘能看过三行，则可以说是必进，都是看两句（破题），不好就丢掉了。看了破承，再往下看，那就很有进的希望。俟取中之后，再找补着看看后边，前十名则一定把全篇都补看完了，其余就马马虎虎了。这种情形，当然是难免冤屈人的。 以上所说，只是童生应考秀才，到进了秀才之后，每次考试童生之时，他们也还得被考，此名曰“岁考”。这种考，可以告病假，或游学假（游学假者，往他处去求学，赶不上回来考试也），但最多可以告假两次，至第三次，则非考不可，否则便要革去秀才。据老辈传说，完全是怕读书人有不规则的行动，或怕造反，所以如此之严。这种考试，应考者情形分两种，一种是较为有点学问，或平常也很用功的人，则很认真，希望名列前茅，可以补个廪生，原名“廪膳生”，行文亦曰“食饩”，是每年由国家给钱粮之意，但从来这笔款，都归教官入了腰包，廪生们就得不着了。其余平常不用功的秀才，每逢这种考试，都是敷衍了事，然也须过得去，因为考得不好，也可以受刑，也可以革去秀才。这种考大致分五六等，第一等当然是很好了，二等、三等也还平常，有许多秀才，只盼考得二、三等，也就很满意了，因为考四等就得受申饬，五等、六等便要挨戒尺。所以有许多秀才也很怕，他们进学之后，一年之中，不见得摸一次书本，一到考期，可就忙了，天天得温一温“四书”。所以李笠翁在他剧本里头，有四句诗，曰：“书生本是秀才名，十个经书九个生。一纸考文传到学，满城书是子曰声。”（北方平常念曰字，总是用阳平声）。此虽是讥讽，亦系实情。 因为我考过小考，所以拉拉杂杂写了这许多，至于乡试会试，则另是一件事情，就不用另写，且《儿女英雄传》中，对它写得很详细，此处更不必赘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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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王守山学堂 > 《880.11 教育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