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谨以此文深切哀悼马文惠先生仙逝！

晨雨声工作室 202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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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029期||总第668期

艺海风│668期

谨以此文深切哀悼马文惠先生仙逝！

马文惠先生照片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夜访“花儿”研究专家马文惠先生

王长华

仿佛是一种宿命，采访马文惠先生是在一个秋夜，在他的斗室，也就是他的书房里。说是斗室，倒也名副其实，还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靠墙一张双人床，对面一个书架，下面一个书桌，摆着写满了密密麻麻字迹的文稿。再就是一把竹椅，一个矮凳。来了三、四位客人，坐不下，就挨坐在床上。夜深了，两个小孙女明天还要上学，早已熬不住瞌睡，进入了甘甜的梦乡，昏暗的灯光映着她们恬静的脸。我想，不要说马文惠先生的舔犊之情，就是任何一个人，只要看着两位小天使般的脸庞，都会心生一种爱意。是的，就凭着一种爱，推己及人，激励着马文惠先生对亲人的爱，对生活的爱，对学术的爱。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博爱，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竟能焕发出如此活跃的学术生命力吗？

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大概学问，乃荒江野老之间二三素心人之事也。因此，所谓“显学”，即热门学问，其间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学术含量，实在可疑。还有，现在学术界普遍流行的浮躁之气，为了职称和争取资金而制造出的所谓“学术论文”，其间又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又可存疑。我一直坚持一个偏颇的观点，即真正的学术其实存在于民间，而不是庙堂之上，更不在所谓的“学院”里。因为后两种地方乃是权力和名利的争斗场，离真正的学术境界其实很远。

马文惠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花儿研究、洮河地域文化研究和赵土司家族史研究这几个方面。从当今流行的学术观点来看，马文惠先生所专注的学术领域，确实显得有点生僻，实在赶不上当今学术界的所谓“主流”。也许和“显学”相比，马文惠先生的学术只能算是“隐学”。但是，“显学”就未必能够流传百世，因为这里面有着太多的学术泡沫；而“隐学”也不见得就永远默默无闻。也许，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就隐藏于这默默无闻之间。

马文惠先生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临洮农业学校

花儿：原生态民歌的巨大宝藏

这几年，音乐界流行起一个词汇：原生态。这个词汇的流行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

当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一统歌坛多年以后，人们早已感觉到了一种“审美疲劳”。难道歌曲只有这么几种“唱法”吗？中国是个音乐大国，更是一个诗歌大国。几千年前的《诗经》，其实也是一种流行音乐，更是一种民歌。因此，人们从民歌中得到启发。发现，比之于矫揉造作的流行音乐，原生态的民歌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这就是原生态流行的原因。

按照原生态的标准来衡量，流行于洮岷和河湟一带的“花儿”，实在是原生态中的“化石”，更加具有标本的意义。

2007年6月，在全国花儿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甘肃省花儿学术研讨会上，马文惠先生在他的论文《花儿原生态的系统性和层次性》中，系统论述了原生态花儿流行的社会文化背景。

原生态花儿流行的首要因素源于她的自然生命力。“谁愿意舍弃民间文艺真实、朴素的风貌与特色，而去追慕洋化的、雅化的，变了样、走了味的东西呢？大多数人总是喜爱长在田野泥土中的、自由摇曳的带露的鲜花，而不喜欢没有生命的纸花和塑料花。”

原生态花儿流行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审美需要。“如今大都市的人们，厌倦了车水马龙、灯红酒绿、霓虹闪烁的生活，而去寻求绿荫绕庄、小桥流水、安闲幽美的田野农家生活，去吃农家饭，品野菜羹，使紧张、焦虑的身心得以解脱一样，从矫揉夸饰的现代声乐表演转而喜欢原始的、本色的、泥土味的民歌演唱。这是当前回归传统、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克服工业化“城市病”的思潮的反映，也是一定条件下的文化回归倾向。它说明人们已不满足于舞台装潢的过于豪华，演出的过分商业化包装，而追求自然的、野性的、原汁原味的花儿演唱。”

马文惠先生在花儿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西北高原的文艺奇葩——花儿探索与赏析》一书中。现列举其要：

花儿是广泛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西北地区的一种口头传承的民歌。花儿原指大自然中美丽的花朵，后来又以花喻人，借指青春期的男女，所以花儿又叫“少年”，也指表达爱情的一种民歌形式。它是美丽的花朵——青年男女——民歌形式三者的统一体。

花儿的种类可分为洮岷花儿和河州花儿。

花儿不仅可以在山野间自由地散唱，更有专门的演唱集会——花儿会。花儿在它的流行区人人会唱，还有众多的唱把式（民间歌手）。

花儿与当地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粗犷迷人的民族风情相结合，已成为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和旅游资源。

花儿已上了广播、电视，被搬上银幕和舞台。甘、青两省已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团体。“花儿学”已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学术殿堂。

花儿的内容主要表现的是西北方劳动人民壮丽生活的画卷。

洮岷花儿发源于宋代氐族歌舞，河州花儿产生在唐代的可能性最大（早于洮岷花儿），而民族则以羌（唐为吐蕃）汉为主。它们都属于久远历史的回响。

洮岷花儿和河州花儿是两种风格迥异，相互争艳的花朵。从形式上看，河州花儿比较凝固，格律谨严，字斟句酌，诗味浓烈，创作较严；洮岷花儿比较自由，限制不严，随机应变，即兴创作较易；从音乐演唱上看，河州花儿曲调丰富，富于变化，抒情性强，宜于独唱；洮岷花儿曲调比较单一平直，叙事味强，宜于对唱、合唱，气氛热烈。

自由宛转，流离多变是洮岷花儿的体式特点。

花儿好唱口难开。花儿歌手在演唱时存在着戒备顾虑和思想情绪的障碍，即“防闲”心理，亦即防备别人的闲话。花儿演出的过程，就是歌手不断克服“防闲”心理，鼓起勇气，激发演唱激情的过程。

西部风标，西部精神，是传统花儿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态。

花儿还能那样常红常艳吗？这是一个有关民间文艺生态学的问题。从时代的发展趋势看，花儿方兴未艾，势头很好。

……

马文惠先生认为，花儿已成为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和旅游资源

洮河文化：汉仪·番风·尚武·重文

在马文惠先生的学术成果中，他对于洮河文化的概括，可谓最为精辟。洮河文化的特征具体可浓缩为八个字：汉仪，番风，尚武，重文。亦即番汉交融，文武相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观念（尚有释道）为指导的中原文化，汉民族的雍容气度是她的主流；少数民族文化（以藏为主）又给予她浪漫、豪迈、放达的格调；尚武精神又提升了她的精神境界，赋予其雄健的气魄；重文又给她深厚持久的文化底蕴。

汉仪主要体现在：临洮原住居民为以汉族为主的“番汉杂处”格局，秦汉时代和明代又多次向这一带移民。其文化为耕稼以食，据守田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循环往复的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儒家文化熏陶下形成的重人伦义理，“重实际而黜玄想”，务实，平和，中庸，循规蹈矩，踏实稳健的生活风范。其儒学之盛，由城东文庙可见一斑。

番风的来源是：这一带远古地属氐羌地区，又曾为吐蕃、党项族侵占，以至形成明代前后“番汉杂处”的特点。发端于宋代氐族歌舞的洮岷花儿、拉扎节，其充满原始生命力的野性抒发，独特的演唱习俗，就是古代番风的文化遗存。

尚武的原因是：临洮历史上地处征战不息的边关，养成了当地人“高尚勇力，以骑射为先”的英勇善战、勇敢豪迈的尚武精神。古代羌族以“战死为荣，病终为不祥。”史书曾云“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杜甫《秦州杂咏》）所言极是。

重文的原因是：临洮虽地处边陲，但受先进的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大。这也和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和榜样作用是分不开的。如明代贬官到临洮的杨继盛，仅仅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就捐出自己的俸禄和夫人的首饰，设立“超然书院”，培养番汉子弟；当地因商致富的大家族，也不惜重金，兴办学堂，如杨斋沐、杨国沐兄弟。另外，临洮人在“从武”的同时，不忘“业儒”以科举进仕为荣，鼓励子弟读书，研习文章书画，使临洮文气大盛。

更为精彩的是，马文惠先生不仅精练地概括了洮河文化的特质，还精辟地指出了这种貌似矛盾而异质，其实又互补而兼容的文化的互动关系。

“汉仪与番风，尚武与重文，看起来是两个极端，相对立的，实际是相辅相成，体现了优势互补。只要不互相冲突，“和而不同”，“交融”“相济”，越是异质文化，越有杂交优势，就能超越自身，有新的突破；否则，死水一潭，很容易萎缩衰退。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定律。多种文化的交融，使临洮文化形态质实贞刚，粗犷豪爽，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有趣的是，这些年来，由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十几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颇为流行。

而余秋雨先生驳斥亨廷顿的论调的观点，也与马文惠先生的所见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余秋雨说，亨廷顿如此强调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以一种西方本位主义的立场在防范着其他文明。它把中华文明在冲突中的地位大大抬高，实际上是把中华文明看做主要对手。正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所说，这个理论背后隐藏着两个基本词汇，那就是“我们”和“他们”。米勒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切简单化的理论总是会让人们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最后才会让人们摆脱。

余秋雨还认为，如果不同的文明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话，那么，我们的心灵早已是一个寸草不生的战场。不同文明共处的前景，不必询问太多的学者，只需询问自己的内心。那里，有最准确的人类文明微观地图。

遗憾的是，我们国内有不少文化人，曾经深受“阶级斗争论”的濡养，现在又深受“文明冲突论”的激励，把自己看成是斗争和冲突的先锋，即使在毫无烟火痕迹的地方也能开辟出战场。打得一片狼籍后再换一个地方，再找一个假想敌，重燃战火。这些年，本来应该最安静的文化领域反而变得最为凶险，就是因为出没着不少这种“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角色。

其实，文化应该是一面友善的旗帜，文化应该是一种沟通的笑容。中华文化为什么存活数千年而至今犹存？因为我们的祖先以中庸、和谐的心态阻止了各种极端主义的长期发作。

令人欣慰的是，国际社会已经否定了这种“文明冲突论”。《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郎在前言一开头就宣布，本报告审视并否定了“文明冲突论”。人类文明如果没有差异，人类就无法活得快乐。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来欣赏和享受各种不同文明的千姿百态的。这才是一种健康的文化态度。

马文惠先生把洮河文化概括为：汉仪，番风，尚武，重文

赵土司家族：一曲游牧文明的挽歌

马文惠先生的学术成就还体现在对赵土司家族史的研究上。这是一门相对冷僻的学问。但就是这门不折不扣的“隐学”，却折射出马文惠先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严谨学术态度，以及一位历史学者的史识和学术良心。

土司制度是宋、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的中央政府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羁縻”笼络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制度。土司除对中央政府负担规定的贡赋和征发外，在辖区内依然保存传统的统治机构和权力。一定时期内，对稳定边疆，维护领土统一，起过一些作用。但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严重妨碍了中央集权。所以清雍正时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甚至实行武力“进剿”强迫归流，而西北地区的土司，未发生过不利于中央王朝的重大事件，“有捍御之劳，无悖乱之事”，能协助中央，调和民族关系，加强地方建设，所以，对于西北地区的土司制度的历史作用，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我想，这也是马文惠先生不遗余力，殚精竭虑地研究赵土司家族史的美好初衷和良苦用心。

赵土司家族的远祖是吐蕃，即藏族的前身。在漫长的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他们不仅接受宋王朝的官爵与赏赐，而且一直沿用赵宋皇帝赐姓的赵氏，成为汉姓的吐蕃家族。

马文惠先生经过实地考证、采访当事人，以及查阅资料后认为，赵土司家族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兴旺发达，主要原因有：

审时度势，顺应形势变化，及时归附新朝；为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受到新的奖赏；赵氏家族是一个较为开放，善于学习，不断进步的家族。

但赵土司家族史上，却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灾难：明初赵琦受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的牵连，被满门抄斩；民国年间，刘郁芬主政甘肃，取消土司世袭，财产充公；解放初期，赵天乙蒙冤被枪毙，后被平反。

回顾赵土司的家族史，以有趣的序幕开场，辉煌跌宕的正剧达到高潮后，以悲剧的尾声落下帷幕。虽然土司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最终会消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作为一个庞大的家族，却以这样的形式作为终结，其结局实在令人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