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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华乐论坛获奖者评论系列展播 
“小”中见大——乔建中先生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王旭青 8月中旬，我接到乔建中先生的电话，得知他被评为“第九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十大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乔先生获此称号，乃实至名归。估计跟音乐圈内很多同龄人一样，我早就知道乔先生大名，认识乔先生可以说是阅读他的著述开始的。而我真正与先生有更多的交流，是在2011年到2013年间。那时先生受聘为原杭师大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当年学院坐落在西子湖畔，先生除了外出做田野调查、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外，大多居住在校园内。那时的音乐学院校舍小，常常能在校园里遇见先生。先生总是温文尔雅、平静随和，师生们都爱向他请教，与他交谈。我对先生有一份特殊的亲切感，或许与我的博士学友黄虎（现任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导、教务处处长）有关。先生在杭师大音乐学院的那几年，他的博士弟子黄虎也到学院任教。因而我常常在不经意间从黄虎那儿听闻先生带他们做田野、做学问的一些趣事，也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份保护发扬传统音乐文化的使命感，让我对先生及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无比敬畏！按华乐论坛主办方要求，获奖者可以让他人来写一篇评论性文章，提交十月份的研讨会中。于是便有了前面乔先生的那通电话。我的本行是音乐作品分析，除了读书时期修过传统音乐相关课程，后来似乎没有与传统音乐文化有过更为紧密的接触了。说实话，要总结乔先生50多年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对我而言是有难度的。不过好在这几年我多多少少关注着中国当代作曲家的创作，“中国元素”“民族性”“传统与当代”等词汇既是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绕不开去的话题，也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紧密联系。当然，如若完成写作，便有机会与先生见面，这自然是令人高兴的事。更何况，还能与中国音乐界的诸位大家和同仁们交流学习，亦是一件美事。五十多年的田野经验，五十多年的理论书写，足以串成一条时间长链，既能让一个学者有距离地观照自己，也能让他人追随那些持续、渐进的文字叙述来探究其治学之道。阅读乔先生的论著，可以领略其长期的艺术滋养和自我修养所凝结而成的才气与大气，同时也给我一些强烈的感受，与各位分享。一、“小”视点与大成果 乔先生的研究关注点“小”。在做民歌集成、器乐集成等大工程时，乔先生特别提醒编撰者要关注“小体裁”“小地方”“小乐种”“小歌种”。例如他在参与主编《中国民歌集成》时，期望这部文献能成为研究中国民歌最丰富最完备的文献集成，他呼吁编撰者要尤为关注一些“小歌种”：“一些小歌种如某地的'秧歌’'灯歌’或'薅草锣鼓’等，则少有'释文’。即使有，也是作为附注形式。这是不妥的。”他还提醒编撰者要特别重视每首民歌的小细节，如“宁夏有一种劳动号子叫'推船号子’，卷中除了曲目外，无任何文字介绍，人们一定要问：是在什么环境里推？平地上、还是河当中？为什么要推等。编者可能以为这无须再说明。其实不然，越是地方性强、流传面窄的歌种，越应有详细的释文”。他认为要尽可能地提供这些小细节，包括“一些卷本中的文字部分即概述、体裁品种释文、曲名、曲调、唱法、形式的题解、注释、方言土语的标音、注解及与音乐有关的民间风土的介绍等”，都是十分必要的。窃以为，正是关注那些“小体裁”“小乐种”“小地方”的民间音乐，民歌集成工程才能真正成为一部中国民歌最丰富最完备的文献集成；正是关注民歌的曲名、曲调称谓、不同唱法、方言和风俗等“小”细节，才能真正看到中国民歌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才能真正呈现民歌集成工程的文化意义。乔先生总是从实地田野调查、书写田野笔记这些“小事”做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地参与并完成诸多“长线项目”，步步夯实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的学术根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乔先生的研究成果可谓浩大。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乔先生发表的有关音乐艺术问题的“论说”文章三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主编、编著大型辞书、丛书、音像制品等四十余部。累计文字约近千万字。从乔先生的学术耕耘方式来看，其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在多个层面展开：一是对民歌及其体裁品种的研究，包括对不同地域的民歌研究，如专著《瑶族民歌》《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与同行合撰），编著《中国经典民歌305首鉴赏指南》，以及论文《汉族山歌研究》等；个案专题研究，如“花儿”五论（花儿会采访报告、曲令的民族属性、花儿会历史成因、花儿研究第一书、下四川研究），以及《五更调渊源初探》《两句体旋律型简论》《时序体民歌与月令传统》等。二是音乐地理——交叉学科研究。这类研究多以我国文化地理区域为线索，根据“音—地”关系和民间音乐分区背景，关注不同地域的代表性音乐品种，将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与自然环境、人文历史、民间民俗等方面联系起来，综合展现中国传统音乐的区域特色与文化内涵，从而培育出中国传统音乐学科新的增长点——音乐地理学科。三是对20世纪学术史中的“乐事、乐人、乐论”研究。“乐事”涉及传统音乐研究的历史轨迹、现代琴学、二胡百年、民族管弦乐队发展轨迹等；“乐人”主要研究萧友梅、刘天华、阿炳、杨荫浏、管平湖、安波、林石城等20世纪国乐、民族音乐、音乐教育先驱的著述、演奏及其历史贡献；“乐论”是对20世纪传统音乐经典文献的解读、诠释、评论与思考等。这些层面的研究虽各有不同，但可看到乔先生以民歌色彩研究为基点，积“小”成大，拓展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问题域的宽厚度，并对当代中国传统音乐现实加以关照，凝聚成鲜明的学术特色和理论品格。二、“小”论说与大情怀 乔先生的研究对象“小”。在乔先生的论著中，有不少文章是为年轻辈的研究成果题序，或为同仁撰评，抑或为一些“小”音乐会、新创作作品撰写的乐评。为此，萧梅教授觉得他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做这些事，甚至都有点为他着急。但当我们读乔先生给那些年轻艺术家、学者书写的文字时，会深深地感受到他对那些从事中国传统音乐方面的研究者、表演者、行业协会、演出团体、各级传承人和音乐创作者，尤其是那些年轻后辈们的悉心呵护与殷切希望。他愿意用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年轻学者的成果，也愿意花大量的精力为每位年轻学人呐喊助威，给出一些具体可操作的改进建议。这背后是他对自己所耕耘的那方传统音乐“田野”的无限挚爱。乔先生还有很多文章是聆听某场音乐会、参加某场活动后有感而发。例如他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聆听一场中国打击乐专场音乐会后，就中国锣鼓艺术的当下与未来提出三点建议:“1.希望有关方面对我国打击乐遗产予以更多的关心,特别是在已经着手进行的《器乐集成》和《戏曲音乐集成》中，应作为专类，编出“锣鼓乐分册”和“锣鼓经(曲牌)”分册;同时应组织录音、录像,将目前流行的打击乐品种和戏曲“武场”一一收录；2.鼓励更多的作曲家为打击乐写作;3.除了设置专业课外,各音乐院校都应创造条件开设打击乐必修课，使每个学生都能掌握一两件中国打击乐并具备这方面的修养。”过了那么多年，今日读来，在乔先生的这番言词中仍然可以强烈感受到，哪怕是一场“小小的”音乐会，他都由“小”见大，将其放置到学科“坐标系”中来思考。他对一场音乐活动所给出的建议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而言，不仅有价值，且有当下性，充分展现其学术研究的大格局。乔先生的治学情怀宽大。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现实和审美精神动向发生了巨大变迁，恐怕没有哪个领域的学者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者那般更能体会传统文化研究之旅的艰难。乔先生在一篇叙述固安屈家营村乐社活动的文章中所流露的心境是炽烈而又复杂的：2006年，我到村里参加纪念音乐研究所采访20周年活动。我向老林打问，第一次赴京演出的老会员中有多少位过世，有多少位还健在？他告诉我，20余位中，十位去世了，目前在会的仅有三位。知此，我一时黯然。但他同时告诉我，一年多以前，会里选了13个青少年开始向老人“学事”，他们将接过老辈人的乐器，把“音乐”传下去。未雨绸缪，居安而思危，屈家营音乐会的会旗在数十年内是不会倒了。但有谁知道，老林为此又费了多少心思、花了多少心力！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对于这个百年老会而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传人在，音乐就在！一代一代的自然传承，才是“音乐会”生命力的依托！文中的这位老林是乔先生的田野采访对象，后来成了乔先生交往三十多年的老朋友。维系这份友情的重要纽带是他们对传统音乐本真的共同坚守！乔先生的诸多文字都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音乐中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自我与群体、传统与当代之间的关系变化与相互碰撞的深切关注。他对自我、社会、民间的、当代的体验与内心的修养互相融合，已然成为其文字内在的气质魅力与灵魂载体。三、“小”支点与大学科 乔先生的研究支点“小”。民歌及其体裁类型研究是乔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聚焦点。他曾出版的第一部文集主标题用《土地与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1998首版）为书名，足见他的研究起点、研究重心，以及他对中国传统音乐所诞生并依存的这片土地的深情。无论日常工作面对各类传统音乐文化遗存的整理与保护，还是研究资料的获取，他都以田野工作为基础，围绕田野实践采录民间音乐的“社会事实”，发现有意义的研究点。他曾谈及民间音乐“资料”采集工作的重要性：“资料丰富、全面、新颖、真实，本身就有特殊价值，可以'帮助’方法的欠缺。资料不丰富（少）、不新颖、不确当，肯定影响文论的质量，这就是胡适说的'限制’。限制了你的研究，更限制了你的创新。”乔先生这里的所指的“资料”不仅指已有的文献资料，更是一手田野资料。正因此，在他从事音乐活动的五十余年中，从未中断过采集、记录、整理民间音乐这项田野工作。他寻找那些仍然留存于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文化元素，并将目光落在民间音乐本体之上。例如在《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一文中，他对花儿“莲花山令”的分析颇为细致，其音乐分析涉及莲花山令的唱词结构、曲体、音乐语汇、音调结构、唱法、音域、曲调特点等等，相信能让读者直观且有效地了解这种“花儿”的音乐样态。乔先生反对将民间音乐简单舞台化呈现，反对庸俗化，追求民间音乐的本真形态。他尽其所能，采集民间音乐资料时，要求尽可能收录乐器、乐谱、访谈文字、图像资料、实地外景拍摄、演奏录音音像等信息，让民间音乐的当下能“活态全息”积淀下来。从“色彩区”到“音乐地理”。七十余载，乔先生在多个富有代表性的音乐地域生活过：陕西（陕北榆林十七年、西安六年）、北京（前后两段共四十四年）、山东（省艺术馆音乐组五年）。这三个区域在空间地理区位上恰好构成一个三角型，北京居中、上，陕西、山东分别居于东西两翼。较为长期地居住在多个“田野点”的生活经历让他对当地的语言、地方风俗和民间音乐文化状况有了深入的了解。而在长期离开家乡远足“他乡”的过程中，让乔先生在寻找不同音乐文化的普同性与相似性的同时，亦深切感受到不同地域音乐文化、音乐语言和音乐色彩的差异性。1979年国家文化主管部门重新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采录工作，于是一度中断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再次启动。而这一年乔先生进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如他所言，从1979开始，他的学术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自觉进入感性与理性相融合阶段”。1983年刚毕业留所的乔先生，对当时普遍采用的民歌分类方法抱有怀疑态度，他试图回到民歌艺术的本原去寻找一种更为合理的方法，以走出按体裁分类分卷所面临的困境。他在《对<中国民歌集成>分类体系的建议》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按“色彩区”进行归类的看法：“由于民歌艺术同其传唱的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比一般民间音乐形式更直接和紧密,每个省区内便逐渐形成了若干互有差异的民歌流传区,有的同志称其为'近似色彩区’,也有人(如巴托克)称之为'音乐方言区’等。应当说,这种'色彩’是一个特定分布区民歌艺术的具体可感性的集中表现,它对我们认识该区民歌有重要的价值。”不难看到，这段话已经蕴含着乔先生的一种学术“蓝图”，那就是用“地域”“色彩区”等概念来划分民歌的类型，以便能更好地理解民歌的风格与特征。可见，乔先生的“音乐地理”概念从其学术研究一开始的反思之中就已萌芽。乔先生认为，一个学科的确立,必须要有明确的“学科的目标体系”——“这个学科究竟要达到何种学术目标？即它研究什么？为什么研究？”。他还进一步谈道，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其首要的目标体系就是“全面考察、记录各地、各民族存见的宗教、祭祀、礼仪、民俗音乐的基础上，探索其结构形态及它们与各地、各民族民众社会生活的种种联系”。这段话足见乔先生个案研究背后明确的学科意识，他的个案研究建立在“既有理论”基础之上，经由几十年的民歌采录、搜集与研究，持续跟踪考察写就的一个个漫长而生动的学术个案，从“特殊”抽取“一般”、从“微观”移到“宏观”，步步夯实，汇聚重构成蕴含丰富的中国音乐地理文化叙事。近十年以来，乔先生为了能够在“区域音乐”“音乐地理”研究方面有所推进，有意让他的学生们一起参与这一领域：“我有意学习一些大学科的做法，力争让学生的选题大多在'音乐地理’的范围内，希望通过师生共同努力，强化这一学科的建设。”这不仅促使师生在田野教学与实践过程中对某一学术问题保持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关注，有利于学生较早进入学术前沿问题的探索，也有利于对音乐地理这一领域的持续投入和深入探究。如果说乔先生学术研究支点之“小”是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音乐的地域性、色彩性和差异性，那么乔先生的研究格局又是“大”的，他同时兼顾中国传统音乐的地域共性，尊重相对性和一般性，通过一个点或一棵树的研究看到整个面或整片森林，从一个个微观、特定的个案走向一个宏观的总体。乔先生在研究某一特定的传统音乐文化时，会扩大到社会文化的其他面向。在多地的生活体验、长期观察场景、音乐文化体悟让乔先生的田野笔记书写扎根于地域特色的同时，又大胆突破了地方音乐文化的表象，关注与地方音乐文化有关的历史与当下、个体与群体、实践与学术等维度。乔先生提出的“音乐地理”概念聚焦一维，以地方音乐文化为切口，同时又结合多维，综合反映各区域传统音乐文化面貌，为理解和阐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开辟了新路径。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解构的、碎片的、个案的研究，把握起整体的中国地域音乐文化乃至发扬“人类文明”的意识和使命，这是年轻一代学人心中应怀有的大格局。结语 现代学科意义下的中国传统音乐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里面离不开乔先生等几代学者们的共同坚守与不懈努力。乔先生正是通过自己的持续研究反照出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民间音乐历史长卷。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纪录，鲜活记录了现当代中国民间音乐文化的样貌，同时也隐射出传统音乐文化及其研究的时代变迁与学术脉络。而且尤为珍贵的是，乔先生通过自己持续的研究创新和丰富着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的理论方法论。乔先生持续关注区域音乐研究、仪式音乐研究、民族器乐研究、民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代“乐事、乐人、乐论”等领域，所有这些研究形成了乔先生独特的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观念体系——将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相互交融，进而重构传统与世界的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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