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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能从更宏大的视野中，看到自然选择的残酷：天道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但亘古以来，生命体的求存行为从未像钟摆一样精准。各种小概率的异常行为总是被抽象为神奇，然后代代相传的讴歌。人甚至会为几小概率的神奇而飞蛾扑火。为什么人类永远都无法理性？事实上，当股票市场上人人都极度务实并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当下反馈为决策依据，去追逐眼前收益的时候，反而在更宏大的波动周期中形成了非理性的疯狂跟风。那些把一手牌打的稀烂的人，每次做选择时不都是依据遵从自己认为最稳妥的判断么？！ 不管是个体对自己，还是共同体对其成员，总是试图为行为赋予某种意义或者价值。所有的激励机制都是为了产生行为的驱动力，而这种内在驱动力所驱动的各种行为都遵循着某种隐蔽的指引。人与外部的互动，本质上是为了获得内部的奖励。说的更加直白一点，就是为了在内部形成一种循环叠加的刺激——包括爱情在内的各种上瘾状况，本质上都是精神结构中的死循环——甚至定义它是正向循环还是反向循环，都是评价体系根据需要给出的判断。 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只在非常短暂的瞬间，存在统一的人为确定性指引——不管是中世纪的基督教还是影响东亚两千年的儒家——当尼采说“上帝死了”的那一刻。对人各种行为提供唯一确定性指引的历史就彻底结束了。人们突然意识到：现象就是本质！于是，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借用启蒙的名义让追求个体自由成为人类新纪元的指引。紧接着的一切都围绕这个原点展开——包括今天面临的各种观念和社会问题都是它的余波和衍生品… 在敲碎枷锁的同时也在摧毁秩序，各维度上秩序的持续丧失进一步加剧了生命体求存行为造成越来越多的不确定，从而让个体面对急剧动荡和不确定的生存环境越发的感到无力。缺乏方向的力量作用在杂乱无章的环境中就如同牛入大海。 混乱本身就是一种消耗！置身于这个周期中的个体，最大特征是焦虑，焦虑对个体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自我消耗！纵观人类演进的整个历程，人一直试图组织起来以应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并极力避免在自我消耗中逐渐消亡… 上一次遭受如此焦虑的时期是300年前，工业革命即将萌芽的前夜。休谟的怀疑论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拼命搭建的体系拆的七零八落。人们不再相信自古希腊以来一脉相承的客体二元假说——即在万千表象的背后蕴藏着一个永恒不变的唯一真理。人们只相信自己能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经验——当所有人都只相信触手可及的经验时，本质上是什么都不信。休谟是搞拆迁的，拆完之后，大地白茫茫一片，人失去了确定性的指引，站在一片虚空和混沌面前，被焦虑、茫然、无聊所俘获。 人只有缺乏长期的目标才会把所有关注力就聚焦在稍纵即逝的当下，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潜意识中为一切开启了倒计时，任何稍纵即逝的瞬间已包含了全部的价值和意义！人之所以会忍受眼下的一切是因为还有所追求，或许普通人没有那样的期许，但普通人也是连接久远过去和遥远未来的节点，是生命传承的驿站。所以，即便是普通人也愿意背井离乡，因为家里有他的寄托和牵挂。如果没有了这样的传承，对于普通人而言，及时行乐反而是最划算的行为！ 当所有人都以周围的反应为参考，当所有人都只追求触手可及的利益。其结果反而会加速灭亡，会进一步造成失控和混乱。在金融市场中每一次泡沫的破裂无不如此！ 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由其内在的驱动力所牵引。那些看起来像海啸一样的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全都发端于个体行为的联动和叠加！即便是工业革命这样标志性的社会变革，也只是作为一种更复杂更精密的工具契合生命体求存探索的需要——工具对生命体功能的扩展并不解决生命体结构本身的问题，只是延缓了生命体的悖论及其衍生的各种问题。从而给当时的人造成一种找到终极解决方案的错觉。在跨度更大的时刻范围内，问题依旧。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启了一个指引，为创造增量缓解生命体本身的悖论及其衍生的各种问题指明了方向，这种指引让个体的行为不再显得杂乱无章，而是在一个被称之为市场的更大的共同体中被有序的牵引——从而编织出密度更高，规模更大，创造增量能力更强，控制资源更多的共同体。 虽然它缓解了整体性的问题，却依然没有能解决个体所面临的问题。一个整体欣欣向荣的同时，许多个体被迫陷入内卷。就如同当下的中国社会，绝大部分的青年都对整个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对自己的未来却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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