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黑暗绝望的时代，它催生了无数的悲剧——瘟疫满地、饿殍遍野、十室九空、易子相食……
历史上，曾经有一个瑰丽玄奇的时代，它诞生了无数的天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王羲之、曹植、谢灵运……
一个最坏也是最好的时代，就这样混乱地融合在了一起，在仰慕者的眼中，这个时代有一个经典的代名词——“
魏晋风流”。
魏晋时期，上承三国乱世、下启五胡乱华。
在这个时代，庙堂之上昏君无数、政权动荡；江湖之远瘟疫四起，民不聊生。
连一代医圣张仲景也无奈哀叹：“余族素多，向余二百，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想来药圣名篇之所以叫《伤寒杂病论》，也源于此处吧。
瘟疫席卷了平民阶层，却也没放过士大夫的性命，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疫，将陈琳、王璨、徐干、应玚、刘桢五人带走，加上早早过世的孔融和阮瑀，建安七子至此已成绝唱。
除了瘟疫肆虐，魏晋时期人祸更是不断。这其中尤以战乱为甚，从董卓治乱，到三国鼎立，人民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在这混乱的近四百年时间里，朝堂皇家的频繁更替，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所罕见的。人民看到了太多的成王败寇，太多的国破家亡，这时的人民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信心。
厌恶了战争和动乱的人民，面对着失去公信力的朝廷，担心着明日生存的他们，渐渐丢失了对未来的期望，开始只顾眼前，注重当下的享受。
这表现在高纬、石崇等凡夫俗子身上，就成了玉体横陈、杀婢劝酒的骄奢淫逸；
但表现在文人志士身上时，就成了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刘伶的“醉后何妨死便埋”的潇洒和旷达。
魏晋风流，就风流在文人狂士的不拘一格。
皇权的羸弱，造成了儒家正统地位的消逝。
在大家朝不保夕的环境下，有志向的文人更注重表达自我，突破礼教。
阮籍不顾礼数十八里送嫂，面对着邻里的指点公然道：“孔孟礼教，与我何干？”更是在参加了邻里的葬礼后说出了：“礼岂为我辈设也！”的惊世之言。
礼崩乐坏之下，是文人的思想解放，是众人前赴后继，打破桎梏、追求真实的脚步。
礼崩乐坏，并不代表人们的道德沦丧。阮籍与友人弈棋时忽得母亲死讯，却只管棋局，一切等下完再说。却不想下完棋，他饮酒二斗，吐血数升。
阮籍的至孝，并不表现在常人的悲恸哭泣之中，他用鲜血描绘了蔑视礼法的“脱俗之美”。
嵇康曾言：“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
在嵇康看来，阮籍一生唯一的过失，便是饮酒没有节制，在德行却绝无亏损之处。
阮籍的离经叛道，离的是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和制约，叛的是黑暗社会给人的禁锢和枷锁。
他虽离经叛道，却慢慢都是人情味，那等任性放诞，就如他白眼对人一般，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不屑乃至不满。
阮籍的挚友，是在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嵇康，嵇叔夜。
嵇康的与众不同，不仅在于他的龙章凤姿，更在于他的才华横溢。他擅诗书、擅抚琴、善书法、擅玄学，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他不擅长的，《晋书》中用“奇才”两字来形容他。
如他这般“美词气、有凤仪”的人物，自然成为了当时文人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可他却不是什么样的人都愿意的结交。
与钟会交恶，便为他悲壮的结局留下了伏笔。嫉恶如仇的他在钟会拜访自己时只留下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这句充满嘲讽的话语听在钟会这般小人的耳中，自然不会轻易过去。
因为钟会的谗言，司马昭对嵇康起了杀心。好友山涛为了保住嵇康性命，自作主张推举他入朝为官，却没想到性情耿直的他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说是与山涛绝交，可实际上却是告诉司马昭自己宁死不从的决心。
终于，司马昭下定决心杀了嵇康。临刑之日，三千太学生跪请司马昭赦免嵇康，却因这一闹，更坚定了司马昭的杀心。
在刑场上，嵇康从哥哥手中要过琴，弹出了那一曲千古绝唱——《广陵散》。
嵇康以刚直不阿的态度，从容赴死的潇洒，向世人展现了魏晋文人的风骨。
魏晋风流，却不是真的风流。
魏晋文人看似跳脱礼教之外，不在世俗之中，可这一切不都是被世俗的黑暗逼迫至此的吗？
看似旷达甚而荒诞的行为之下，却是文士们对这个世界荒诞不羁的反讽。
他们痛恨这个黑暗的时代，痛恨这些腐败的朝廷，痛恨这些拿着所谓的礼法、干着禽兽之事的“肉食者”。
所以他们要反对礼法，要旷然物外，要用自己的不屑一顾来回应世俗的追捧，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告诉这些当权者——文士的骨头从来都是硬挺的。
魏晋风流，又是真的风流。
唯有真名士，方显风流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