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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度混乱的时期，先有三国鼎立，后有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战争永不止休。再有曹氏、司马氏轮番篡位，由于得国不正，为了免遭非议，统治者利用政治手段打压文人。社会环境的不稳定，政治手段的高压，形成了魏晋时代独特的“士风”与“仕风”。  一、士风（一）士 既然要谈论士风，首先需要明确“士”的概念。 西汉贾谊《新书·阶级》一文中写道：“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可见在先秦时期，士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政治贵族。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发生，士的社会阶级也产生了变动，逐渐失去了政治地位。但士阶层良久熏陶出的知识与文化没有丢，并且由于士群体十分庞大，成为了社会上的主要知识群体，久而久之，士成为有知识、有声望的文人代名词。 知识分子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往往都是一心从政，施展才华，以图报效国家。但若身处政治黑暗的时代，才华无处施展，国家不值得报效，难免会怀有一腔愤懑之气，做出些与士大夫这个身份格格不入的事情，魏晋时期的文人便是出格的代表。  （二）魏晋风度 与我们心中恪守礼法、稳重自持的士的形象不同，魏晋时期，知识分子们形成了一种率直任诞，洒脱不羁的风格。他们纵情声色，沉迷饮酒，雅好游山玩水，甚至连服食五石散都能引为风尚，令人效仿。 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前有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后有王导、谢安等世家子弟，但最不守礼法，最特立独行，最能代表魏晋风度独特风貌的，无疑是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 据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相交为友，常常在山阴县的竹林中喝酒清谈，于是被称为竹林七贤。其中又以阮籍与嵇康两位才气最高、名声最大、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士风。 魏晋都是臣子篡位得来的天下，不敢大肆宣扬忠义，只能“以孝治天下”。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向往名利的文人们将孝顺当成作秀，想通过孝顺的名声为自己博取一个好前程。阮籍则截然不同，母亲去世后，他不顾礼法，自顾自地喝酒吃肉，众人纷纷指责他不孝。结果在母亲墓前，阮籍吐血数升，陷入昏厥，众人这才知道，阮籍的悲伤发自内心，只是不愿意遵守虚假的礼节。 阮籍所体现的魏晋风度是不为礼法所矫饰，但他在政治上却有些软弱。比如说他面对司马氏的求亲，不愿答应却又不敢拒绝，只能假装连醉六十日将使者逼走。  与阮籍相比，嵇康面对政治高压则显得十分强硬，他自己坚决拒绝出仕，好友山涛入朝为官，为司马氏效力，他写下流传千古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极大地折损了司马氏的脸面，后来又遭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临刑前他弹奏了一首《广陵散》，神色自若，慷慨赴死。 阮籍、嵇康二人所体现的魏晋风度，风流潇洒，行止皆出于自然，不为礼法所拘束，正是那个时代文人群体所向往的理想人格。 （三）独特士风的成因 魏晋时期能形成如此奇特的士风，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上的黑暗腐败，以及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残酷迫害。 曹氏和司马氏都是权臣上位，所以为爱国的文人所不齿。为了巩固权力，维持统治，曹操杀了当时的文人领袖孔融；司马懿杀了曹操的养子——正始名士何晏；司马师杀了玄学家夏侯玄；司马昭杀了竹林七贤中的嵇康…… 文人领袖相继遇害，文人们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纷纷远离政治，精心避祸。无法在政治上展露才华，又让他们十分痛苦，只能在饮酒服药中得到暂时的解脱，形成了以清谈为风尚的独特景象。  二、仕风与“士”泛指读书人不同，“仕”这个字特指出仕为官，范围狭窄得多。魏晋时期出现的仕风前后割裂，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是汉魏之际、建安年间兴起的一种文学风格，代表人物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与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三曹与建安七子都曾参与朝政，俗话说“诗以言志”，从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可以窥见他们内心的抱负与当时流行的仕风。 这一时期的诗歌气势雄浑，慷慨激昂，既反映了现实的悲凉，又抒发了诗人勇于进取，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面貌。如曹操在《蒿里行》中感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深刻地揭露了在频繁的战争摧残下，普通百姓所遭遇的苦难。于是便有了曹植在《白马篇》中所渴望的“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 总的来说，建安时期的仕风是积极有为，锐意进取。官员们仍有视死如归、捐躯报国的壮志；有结束战乱、冲破黑暗的决心；有统一中原、慷慨放歌的豪情……可惜的是，战乱仍在继续，社会环境更加黑暗，于是，魏晋仕风转向下一个阶段。 （二）玄学之风 时间来到魏厉公正始年间，这时的政治环境愈发黑暗，司马氏党同伐异，大肆诛杀朝臣，野心勃勃为篡位做准备，导致当时“天下名士，少有全者”。此时，曹操的养子何晏，以及与曹魏关系密切的王弼等人，开始在恐惧中引领了魏晋玄学的盛行。随后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将这股玄学之风推向高潮。  竹林七贤中的嵇康虽然一直避世不仕，但七贤的阮籍、山涛等都曾做过官。阮籍官至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他虽然当官，却一直选择逃避态度。面对司马氏的求亲，他装醉躲过。在心中愤懑难以排遣时，他驾车不辨路径的乱走，等到马车走到穷途末路，便放声大哭，心中的悲愤与压抑可想而知。 正是由于政治高压的压迫，使得这一时期的官员集体失声，就算发声，也全都是务虚而不务实的清谈，清谈谈论的多为宇宙以及人生的哲理，其中心问题是老庄的本末有无问题，话题往往指向虚无。玄学家就是以这种方式避免直接谈论社会现状，用以明哲保身。建安时期那种奋发向上、慷慨激昂的士大夫精神，至此荡然无存。 （三）永嘉之乱 晋惠帝司马衷智商低下，昏庸无能，晋武帝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坐稳皇位，于是大肆分封诸王，希望手握重兵的儿子们能够守望相助，结果恰恰酿成了“八王之乱”，使得晋朝国力大损。最后东海王司马越成了最大的赢家，扶持司马炽登上了皇位，开始了摄政之路。 趁着晋朝元气大伤的机会，屡被欺压的胡人起兵作乱，开启了五胡乱华的时代，事情发生在永嘉年间，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后，晋朝宗室率领百官与百姓“衣冠南渡”，建立了东晋王朝。此时国家灭亡，政权不稳，又有五胡十六国在北方作乱，东晋统治者无力继续压迫仕人，而有责任心的爱国士子，面对国仇家恨，终于不再沉溺于玄学清谈，而是重新恢复了建安年间的昂扬斗志。  例如祖逖年轻时半夜闻鸡起舞，一心练剑报国，后来终于被封为奋威将军，率领部众一路北上，收复了豫州。又有谢安指挥淝水之战，以八万之众力挫前秦百万大军，打破了东晋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境。 这一时期，仕人们被战乱逼迫着将眼光从虚无的宇宙转向残酷的现实，是以他们身上都有一股敢于直面困境，勇于抗争的豪情。 《世说新语》中有一则小故事可以佐证当时仕风的转变：永嘉年间，王敦镇守豫章，卫玠为了逃避战乱，就来投奔王敦。两人一连谈论了几天，十分尽兴。后来王敦对身边的长史谢鲲说：“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没想到在永嘉年间，也能听到正始年间的清谈之论。可见在当时，正始时传下来的清谈风气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变，才会让卫玠偶尔的玄学之谈变得稀罕无比。 结语从魏晋时期“士风”与“仕风”的转变，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士人的思想风潮是被更具才华和影响力的仕人所引导的。当然，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区别。更靠近权力中心的仕风往往更保守软弱，而受拘束较小的士风则更加自由奔放，换句话说，也就是既有魏晋风流，也有臣服于现实。 总之，无论是仕风还是士风，都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当社会政治环境有所变化，社会的风气也就随之一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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