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天祥有诗云：万里风沙知己尽，谁人会得广陵音？说的就是嵇康的《广陵散》在他死后已成绝响，再也无人能弹奏了。《广陵散》是人们熟知的名曲，其演奏者就是魏晋时期的名士嵇康，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文化人物，开创了被称为魏晋名士风度的社会风气。 魏晋名士，说的就是当时的一批蔑视当朝权贵，反抗传统礼教，追求率性脱俗的士大夫， “竹林七贤”是这种名士风度的开创者，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刘伶、山涛、向秀，阮咸、王戎七人，因他们经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的茂林修竹之中饮酒、纵歌，肆意酣畅，被称为竹林七贤。 他们推崇清谈，回避具体政事，行为上放荡不羁、率性而为，思想上玄而又玄，无固定章法，在当时成为另类，但又在之后引领社会潮流，成为魏晋时期士大夫争相模仿的典范。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风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任诞”之风盛行，任诞之风成为判断士人是否是名士的重要标准。 一、任诞之风及其主要表现任诞，为任性放纵的意思，《晋书·儒林传》载魏晋名士“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任诞之风就始于竹林七贤。魏晋名士们蔑视统治者标榜的礼教的虚伪，崇尚老庄玄礼，向往虚静淳朴、天真无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后来，又把老庄的虚静演变为放荡不羁，他们纵酒放达、诋毁礼法、蔑视权贵、愤世嫉俗。 由于他们本身的知名地位，这些不合礼法、不合情理的怪诞行径被认为是高洁之举，彰显名士风范，《世说新语》里就专门有任诞篇，记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士的任诞典故。任诞之风的主要表现一是矫情悖俗、鄙弃礼教，二是纵情饮酒，嗜好丹药，三是率真任性，行为怪诞。 1、矫情悖俗、鄙弃礼教。 任诞现象的核心要义就是反抗统治者提倡的礼教，鄙视世俗规范，因此，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通过各种行为反抗儒家礼教的约束。他们无视礼法，践踏礼法，做的尽是跟礼法相悖，为世人做指摘的荒谬之事，他们时常箕踞而坐，衣衫不整，谈笑自若，不愿被俗世礼节所束缚。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籍的嫂子曾回娘家探亲，阮籍亲自送她，与她话别，当时这可是有违男女之大防，有人讽刺他不遵守礼教，私自与嫂子说话，阮籍答道“礼岂为我设邪！”表示自己不懈谈论传统礼法，自己只是纯粹地表达对嫂子自然而然的亲情而已。 阮籍的侄子阮咸也同样放达不拘，经常做一些违背礼俗的事，阮咸的母亲去世后，即便在居丧期间，也纵情越礼。他曾与姑姑的鲜卑族婢女私通，但其姑姑走之时把婢女也带走了，阮咸当时正值母丧，正在待宾客，得知后立即扔下宾客去追鲜卑女，共同骑驴回来。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把世俗孝道、人伦等全都践踏了一遍。 2、纵情饮酒，嗜好丹药。 酣畅狂饮是魏晋名士彰显个性的重要外在表现，饮酒甚至是作为名士的必备的一个条件。《世说新语·任诞》共五十四则，其中提到“饮酒”、“酒”的就有二十九则，占了本篇一半之多，魏晋名士轻则“恒饮”、“大饮”，重则“病酒”、嗜酒如命。竹林七贤们即经常在茂林修竹之中，开怀畅饮，不醉不归，其中刘伶为最。刘伶曾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把酒看的和生命一样重要。 刘伶饮酒后还放达不羁，有一次他喝醉后在家里脱光衣服在家里走动，有人进来了讥讽他，刘伶说我是以天地为屋，以屋为衣裤，你们为何钻到我的衣裤中来？刘伶后来被称为“酒仙”，还有了“刘伶醉”，是中国酒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3、率真任性，行为怪诞。 魏晋名士一直以张扬个性自居，他们行为总是由着性子来，从不考虑符不符合规范，诞生了许多光怪陆离、违背常理、令人惊诧的事来。例如，嵇康与山涛同为竹林七贤，关系甚好，后来山涛因为参加司马氏政权，并向司马氏举荐嵇康，嵇康认为这是对他极大的侮辱，大怒，并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宣布与山涛绝交，一度引发社会的热议，闹得人尽皆知，完全不顾社会影响。  《世说新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也是一位名士，他住在山阴，有一天天大雪，他半夜醒了后让人煮酒，忽然想起来好友戴安道，戴安道家远在剡城，连夜驾驶小船前往，一宿时间才到，等到了戴安道门前却又忽然折返，他的随从问其故，王说：我本一时兴起，现在已经兴尽了，何必再去见他。 在王子猷看来，见不见朋友不要紧，关键在于自我情感得到抒发，既然在过程中得到了精神的满足，那最初想要的结果也就没那么重要了。这些行为在现在看来很难让人理解。 二、任诞之风盛行的主要原因魏晋士人嗜酒成性、蔑视礼教、任性而为的荒诞的行径背后蕴藏着深层的内涵， 反映了其内心世界和时代环境的格格不入，这也正是“任诞”精神的实质所在，有着特殊的历史现实和文化背景。 1、魏晋时期社会混乱，政治环境险恶。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乱世，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朝代更迭，南北对峙，战乱频繁，士人们自然感觉生命的无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士人跻身政治，看到的则是黑暗、混乱、奸诈、虚伪的权利斗争。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正值曹魏末期，这一时期司马氏加快了篡夺曹魏政权的步伐，为剪除异己，大肆杀戮，一些著名士人如何晏、夏侯玄都惨遭杀害，随便说一句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阮籍、嵇康等人既反对司马氏倒行逆施的行径，又迫于统治者的淫威，不能与之正面对抗，只能退隐山林，饮酒自醉，不问政事，消极抵抗。一次，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向阮籍求婚，他不愿党附司马氏，但又不敢拒绝，就“大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借酒避世之心，昭然若现。任诞的行为其实是士人们内心苦闷、无处释放自己性情的一种表现。 2、玄学盛行，汉代儒家礼法权威不再。  魏晋时代，士人宗《老》、《庄》而黜《六经》，崇自然而为废名教，王弼等早期玄学家从《老子》“道法自然”中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 ，并作出“万物皆由道而生”，“名教出于自然”的论断，认为“名教”是人们思想行为的桎梏，是对人性的扭曲。只有打破这个桎话．保持人的本性，才能得大道之本。这就为士人们恣情任性，放荡无行提供了理论根据。 汉末以来，国家丧乱，人民流离失所，先是曹魏代汉，后来又是司马氏篡曹魏，儒家礼法被破坏的荡然无存。虽然曹魏、司马氏等统治者表面上仍在推崇儒家礼法，但实际上却骄奢淫逸，热衷于政治权谋，不顾及天下民生，礼教不过是统治者用于对付反对者的工具。 而那些看似遵从礼教者，也不过是打着幌子，迎合统治者来谋求私利。士人对统治者充满失望，对儒家礼法也不再信仰与坚持，进而把心灵寄托于老庄玄学，摒弃礼法，以种种荒诞的行径来表达内心的苦闷。 3、任诞行为也是对司马氏集团的嘲讽和反抗。 司马氏集团对士人一系列的封杀只能杀戮士人的身体，却杀不死士人们早已反抗和不满的心。“竹林七贤”对司马氏的反抗以各种任诞的形式出现，如果说阮籍以不合作装疯卖傻的行为表示他的愤懑和反抗的话，那么嵇康则任情任性以近乎直白的形式直接抒发对司马氏的不满，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司马氏可以保阮籍活命，而嵇康最终难逃一曲《广陵散》绝响于刑场的命运。 三、结语宗白华《美学散步》里说，“汉末魏晋六朝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嗜酒成性、任性而为、蔑视礼法这些看似对一切都不在乎的行为背后实则饱含了魏晋士人的苦与泪，魏晋士人通过放任不羁、目无礼法的行为来反抗黑暗的政局，在礼教的压迫下，快意人生其实是他们坚守人格的方式，展示的是其追求精神觉醒的诉求。  “任诞”行为表达了魏晋士人对命运的悲叹与对现实的不满，是真性情的体现，显示了魏晋士人独特的人格魅力与人性光辉，对后世陶渊明、苏东坡等文人也有深远的影响。但任诞行为也造成了巨大的后果，士大夫崇尚清谈，不问实事，有些士人盲目模仿竹林七贤的任诞行为而不学无术，朝中充满浮华不实的风气，一旦面临具体的事务便束手无策，直接把西晋迅速引向了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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