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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下）
● 许天一 郭长秀 【阮籍阮咸乐称圣】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借琴痴黄钟公之口写到《广陵散》，称之为“和平中正，却又清绝幽绝，高量雅致，深藏玄机，便这么神游琴韵，片刻之间已然心怀大畅……”
就嵇康来说，他从小就对音乐有着特殊的感受性，后学琴、笛，将一曲《广陵散》奏成“千古绝响”。嵇康有一张非常名贵的琴，为了这张琴，他卖去了东阳旧业，还向尚书令讨了一块前代玉佩，截成薄片镶在琴面上作琴徽，此琴可谓价值连城。据说有一次，山涛想乘醉意剖琴，嵇康以生命相胁，才使此琴免遭大祸。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的琴曲。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足见其影响之大、成就之高。嵇康除以弹奏《广陵散》闻名外，在音乐理论上也有独到贡献，这就是《琴赋》与《声无哀乐论》。在“竹林七贤”中堪与嵇康之琴曲比肩的，还有阮籍的长啸和阮咸的琵琶。 【司马之心路人知】
阮籍（公元210～263年），“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儿子，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人，音乐家、文学家。曹爽辅政，召为参军，不久托病辞归，后相继为司马懿从事中郎、司马师从事中郎。阮氏一门，出了很多音乐家。阮瑀曾从同乡蔡邕学习音乐，其子阮籍、孙阮咸，皆为“竹林七贤”中以琴见称者，而咸子阮瞻也是为后人称颂的音乐名家。 阮籍初被司马懿召去任从事中郎时，不敢拒绝，是怕他面慈心狠，遭日后的报复。对更无所忌惮的司马师的任命，阮籍更无法逃避，因为一旦被他看中，除了以性命相搏之外，无论积极还是消极的抗拒，都是白费心力。这种事有成例在先： 司马师带兵东征，特辟上党人李喜为从事中郎。李喜是名士，曾拒绝过司马懿的征召，而当司马师相召时却乖乖地来了。司马师狡黠地问道：“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李喜倒也坦率，回答说：“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 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语震动当时并传之后世的司马昭，于魏晋之间的政坛上，堪称首屈一指的人物：要刚毅有刚毅，要智谋有智谋，要实力有实力，司马昭可称得上雄视宇内。 要大经营，就离不开用人，离不开用干练之人，尤其离不开用大名人。在司马昭看来，大名人不一定有大实用，但至少能得大虚用，用他们可点缀门楣，显示自己尽得人心。这样做，未必获得期望的效果，但总能为自己的脸上贴些金。 但用名士得注意他们的显著特点，就是喜欢发议论，以炫耀有见地；此外脾气大，容易发牢骚。因此用名士来“装饰”政坛，得把握分寸：他们完全可以清谈，可以玄言，谈风花雪月，谈天文地理，谈那些无关宏旨的人，谈那些无关紧要的事，然而绝不准他们对本集团进行非议，进行诋毁，进行任何刺激性的评说。如不这样，本集团的政治行为将从反面被攻击得体无完肤，自己苦心树立的形象将遭到极大的扭曲，才得到的一点人心将无可挽回地散去。 名士们只要不说长论短，闹点脾气，使些性子，都好说。即使心存芥蒂，不愿合作，不愿靠拢，不愿歌功颂德，那也好说，没多大的关系。原则只是一条，不得乱说，乱说便不客气。像那个以孔子后裔自重的孔融，目空一切，由着性子乱说一气，曹操忍了又忍，终于忍无可忍，将他给杀了。 司马昭心里的想法，拿出来就成了规矩。对当朝名望大得无出其右的竹林七贤，司马昭非常关切。他的关切，典型地反映在对“七贤”的态度上： 山涛洞识时务，可委以重任； 王戎心向官场，可授以美位； 刘伶纵酒昏放，可随他胡闹； 阮咸癫狂无度，可由着他性子来； 向秀悔过自新，可既往不咎； 唯有嵇康不识抬举、胡言乱语，得给他点儿颜色看。 嵇康拒绝了他的拉拢，以致司马昭的兴趣全部转向了阮籍。拉拢阮籍，多少能弥补一点遗憾。在竹林七贤中，阮籍的岁数不及山涛大，风度不及嵇康好，然他却是其中的另一个领袖。能将他归入彀中，便等于招降了“七贤”中的大半。 阮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激起谈兴，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然而他的言谈内容却清空奥妙，有趣、有致、有理、有道，但仔细一辨，玄远得很，似乎什么都说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让人摸不着边际。他极为谨慎，简直谨慎至极。与他交谈，听不到人过，听不到时事，听不到“敏感”问题。也因此司马昭才感叹：“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 有这样谨慎的人在朝中做个榜样，便能为口无遮拦者戒，为喜欢批评者戒，为存心诽谤者戒。戒得透了，朝中就会减少孔融般的人，嵇康般的人，就会减弱舆论波澜的泛起，就能保证自己的事业少些阻挡，以便更好地向纵深推进。 阮籍有用，且有大用处，司马昭对他很是看好。因此阮籍提出的一般要求，都尽量予以满足：他要当东平相，就让他去当，当不下去，回来了，照样欢迎；他要当步兵校尉，也让他去当，事情不管，将酒喝得烂醉，也由着他去。 至于阮籍的狂，那是名士做派，没这样的做派，反倒不像大名士。对这种无伤政局的事，可睁一眼闭一眼，无需拘束得太紧，否则砸了朝中的花瓶，是很不上算的。 司马昭不需要名士来充当先锋、充当爪牙、充当走卒，只希望名士都能像阮籍那般彼此相安无事，也就知足了。花瓶就是花瓶，司马昭想得非常清楚。 【步兵应恨做响笛】
当嵇康因吕安案被牵连入狱之后，阮籍曾带病向司马昭求情。但司马昭却说：“阮校尉别再枉费心机了，嵇康非死不可。”阮籍闻听此言如晴天霹雳，知道生平至交再无生还之望，顿时呆住了。突然，一股腥气从胸中涌起，阮籍口喷鲜血，昏倒在地。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冬，司马昭为进一步谋篡曹魏政权，准备加封自己为晋公，并赐九锡，于是指定由阮籍撰写《劝进文》。但阮籍一次次“沉醉忘作”。一天，阮籍正在袁孝尼家饮酒，司空郑冲写亲笔信、指派专使骑马前来索要文章。阮籍此时已有九分醉意，既无法推托，又不敢不写。 他抖抖颤颤拿起笔，使者见状，不信他能握管行文，便说：“阮大人是否等酒醒之后再写？”阮籍冷笑一声，说：“趁我尚不清醒，方能草就；一旦酒醒，恐怕这笔就不听使唤了。”言毕，信手挥毫，片刻工夫，一篇言不由衷的《劝进文》便书写出来。全文一气呵成，观者无不叹服！司马昭读后也大为满意。 阮籍被迫于醉中书《劝进文》，精神再次遭受重创，身体从此垮了下来，一病不起。两个月后，阮籍在病痛与忧愤中去世。 【长啸歌哭说阮籍】
在司马氏的黑暗统治中，阮籍内心的痛苦实非常人可及。《晋书》中称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之所以“痴”，是因为心怀不平，只得借酒浇愁，或者寄情音乐。音乐的不确定性、无限性的特点，最适合承载他自由缥缈的精神。 阮籍的拿手好戏是吹口哨。一次，阮籍去拜访苏门山中的真人孙登。阮籍对着孙登谈天说地，激扬文字，可真人却听而不闻。阮籍无奈，干脆对着真人吹起了口哨，音调清丽激越，啸声空廓辽远。孙登微微一笑，说：“请再来一次。”阮籍屏气凝神，再次长啸，其声深沉致远，久久不歇。阮籍引身而退，至半山腰，山谷中忽然回荡起优美的啸声，阮籍抬头望去，原来是真人在长啸不已，韵律和谐，声音在林谷中回荡，在天际间传响，沁人心脾，夺人魂魄。受啸声的感染，回到百家岩后，阮籍写出了著名的《大人先生传》，以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与感慨之情，尤其是痛斥虚伪礼法之士一段，直抒胸臆，嵇康看后，拍案叫绝。 我的一位同事说，在他的家乡尉氏县一中的门口，有一个大土丘，据说是阮氏长啸台，上面如今只剩下萋萋荒草。当年的阮籍，“志气豪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且“嗜酒能啸”。想像一下他在长啸台上“啸闻数万步”，“韵响寥亮”、“有如风音”。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人，能烂漫地吹着口哨，实在很是潇洒。 阮籍的哭也是非常有名的。《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男儿有泪不轻弹，要怎样的伤痛，才能积攒如此的号啕大哭！阮籍也曾萌发过弃世归隐的念头，但是这样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向往只能栖情感于琴曲、栖精神于音乐。与琴相伴，为阮籍的精神独住带来了勇气与支持。 阮籍创作的琴曲《酒狂》，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在司马氏大肆杀戮、排斥异己的黑暗统治下，且恐且忧、且怒且避的真实心态。全曲通过五个段落的循环变奏，使感情不断深化，将主人公对黑暗现实强烈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心理，借醉酒者的形象表达得非常充分。《酒狂》，称得上是我国古代音乐中的珍品。 除《酒狂》之外，阮籍还有音乐理论著作《乐论》。 【阮咸精研音中理】
在阮籍的侄子阮咸（字仲容，生卒年代不详）身上，曾发生过一个近似“黑色幽默”的故事：阮氏家族一街两行分居，“南阮贫、北阮富”。陈留风俗，每逢七月初七，家家户户都在外边晾晒衣服，以防虫蛀。北阮诸家晾出来的都是纱罗锦绮，在阳光下灿烂夺目，而阮咸家没有这些华贵东西，就在院子里用一根长竹竿挑出破裤子旧围裙晾晒。外人都感到好笑，阮咸却自嘲地说：“我也做不到免俗，姑且就这么着吧！”后人以“未能免俗”喻迁就世情，由此可见阮咸的放达与幽默。 关于阮咸的爱情，《世说新语》里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阮咸爱上了姑姑身边的一个鲜卑族使女。后来姑姑搬家，本来说好了把这个使女给他留下，但等到要出发了，姑姑却又把这个使女带上了路。当时阮咸的母亲去世，阮咸正在居丧，听到这个消息后，阮咸顾不得换衣服，穿着重孝，借了头驴就去急追这个使女，并和她同驴而返。阮咸和她生了个儿子叫阮遥集，后来也成为晋代名士。 阮咸在文学方面没有留下任何作品，后人几乎无法从文字方面去追探他在诗词创作上的成就。但是他精通音律，对音乐有着天才一样的敏感，有着超乎常人的悟性和辨别力。据《世说新语》记载：荀勖是当时主管乐礼的官员，位高权重，对音乐也很精通，但是他的才能不及阮咸。荀勖自造新律，请阮咸来欣赏，阮咸认为新律不合于古韵雅乐，不能表现音乐“中和”的境界。荀勖极其自负，听阮咸这样说，便对阮咸产生嫉恨，阮咸因此被贬为始平太守。 后来，有人在掘地时发现一把周代玉尺，荀勖用这把“天下正尺”校以新律，发现新律都要比正尺稍微短一点，才真心佩服阮咸的“神识”。即便稍微有一点声音上的差异，阮咸也能听出来。 阮咸留给这个世界最光彩的东西，便是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阮咸”，其实就是琵琶，它在今天的民乐中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阮咸擅弹琵琶，死后以乐器随葬。500多年后的武则天时代，蜀人蒯朗在其墓中得铜器，身正圆似琵琶，与《竹林七贤图》中阮咸所弹的乐器相似。元行冲认为，“此阮咸所作也”，后“易以木，弦之，其声亮”，武则天以阮咸的名字命名乐器，宋时简称“阮”。以人名来为乐器命名，中外音乐史上仅此一人。 林清玄在他的散文《冢中琵琶》中说：“阮咸与琵琶的故事是宜于联想的，经过时空一再的洗炼，我们虽无幸重聆阮咸的丝竹之音，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不朽。艺术心灵的伟大纵使在地下数百年，纵使他手中的乐器弦败质朽，却仍然能在时空中放光，精灿夺目。” 咏曰： 司马之心路人知， 步兵应恨做响笛。 长啸歌哭说阮籍， 阮咸精研音中理。 【魏晋风度千载行】
对于中国文学史上如此重要的“竹林之游”，正史中并未作详细记载。今天，凭着对他们的了解，我也来“戏说”一下当时的情形：
夏日的一天，百家岩下的田野里，农民们正顶着日头辛苦耕作。当他们从田里直起腰来喘口气的时候，看到山脚下竹林里游荡着这么几位“闲人”： 阮籍在头前开路。一旦到了路的尽头，他就扯开嗓子长啸一声，坐在地上开始痛哭流涕。嵇康跟在他后面抱着琴，看见阮籍哭了，赶快为阮籍弹上一曲，治治他的“翻白眼”。刘伶醉醺醺坐在鹿车上喝酒，上车前他塞给向秀一把铁锹，说：“你先帮我扛着。待会儿走哪儿看我不行了，就挖个坑把我埋了算了！”向秀老老实实扛着锹，累得呼哧带喘，心想这朋友真不够意思，看来还不如去帮嵇康拉风箱，还能挣个酒钱。阮咸替刘伶赶车，时不时从车上偷点儿酒喝，同时在瞅路边的竹子，寻思着哪根可以拿回去，七月初七晾衣服时用。跟在后面的山涛安步当车，思量着隐居真不如当官好，至少弄个“宝马”什么的，也不用像这样年纪一大把，还坐“11路”。王戎埋头劈里啪啦地拨着算盘，算计着这次旅费一共多少，自己应该找个什么借口，把这费用摊在另外六位头上…… 述曰： 康慕庄行，秀解周言， 王戎智士，刘伶酒仙。 山公近儒，道钟籍咸， 千载称名，魏有七贤。 【正始竹林开风气】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几乎再也找不到像魏晋这样令人诧异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维持了二百多年后，“礼义廉耻”竟然奇怪地被颠覆了二百多年。随之而来的是“全民皆僧”的南北朝，然后是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唐朝，最后经过频繁战乱的五代十国，才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宋朝。由此我们不得不惊讶于魏晋“破坏力”之大，不得不对这样一个时代投以关注的目光——究竟它有什么样的魅力，竟能影响数代风气，而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之类的词语，几乎影响了后世1800年的文史哲学…… “竹林”中的嵇康、阮籍等人，最初是因为政治环境的恶化，只好闭口谈玄以避祸，更确切地说，他们是耻于同当权者合作，借玄学这块阵地来表达自己对披着名教面纱的虚伪当权者的蔑视和愤慨。他们用种种狂放的姿态把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推向了极端。而嵇、阮之后的中朝名士或是江左名士，大多则是在所谓的“名士情结”的驱使下对林下诸贤的模仿使然。 从最初的清议到后来的玄谈，固然是因为统治者的迫害而退缩，但既然“谈”就难免不走火、不出格，仍有遭迫害的危险。更进一步便是阮籍的不臧否人物与嵇康的不喜愠于色，再进一步便是“任诞”中人，以放诞不羁作掩护，以纵酒沉醉忘却痛苦…… 【名教自然两分离】
“竹林”中人反对最烈的，莫过于当时的“礼教”，又称“名教”。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这从“竹林七贤”中阮籍对女性的态度可见一斑。 有人甚至开玩笑说，阮籍可能有强烈的“恋母情结”。譬如他早年做官时，过问的唯一一个案子就是逆子杀母案，他判了凶手死刑。这本不奇怪，奇的是他的结案词。当时阮籍一反自己无喜无嗔的作风，气得破口大骂：“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你应该杀你爹才对，你怎么会把你妈杀掉？！”偏巧那天皇帝旁听审案，当时惊得目瞪口呆。待缓过神儿来，他赶紧问阮籍：“杀父乃天下第一恶行，你怎能加以鼓励？”阮籍自知失态，赶紧辩解说：“陛下，畜生都只知道跟着娘到处乱跑，从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爹。杀父亲还算畜生的同类，如果杀母亲就连畜生都不如！” 最能体现阮籍“恋母情结”的事情，是他母亲去世他的表现。阮籍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和别人赌棋。听到这个消息，对手劝他别下了。他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弱点，故意绷着劲，坚持把棋下完。等到他自己回到家里，就一头扎进酒缸里，不知不觉喝下去两斗酒，直到喝得吐了好几升血才住嘴。 在母亲的葬礼上，他又一次喝得吐血，酩酊大醉，披头散发，两眼翻白。人家来吊唁，他根本不知道，也不哭，也不言语，就那么呆坐着。别人见他总是以白眼对人，也都不愿再理他。后来嵇康知道了，连忙抱着琴来，给他弹了一首阮籍最爱听的——大概是“摇篮曲”吧，阮籍这才回过神，露出黑眼珠来。从此他就对嵇康青眼有加，引为知己。 母亲死后，阮籍的这种“恋母情结”转移到嫂子身上。每次哥嫂来看他，他都和嫂子聊个没完。有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特意跑去和她告别。别人对此说三道四，他眼睛一瞪：“我是流氓我怕啥？你们那些礼法到阮爷我这儿统统无效！” 再后来，他这种“恋母情结”进一步恶化，逐步扩大到全体妇女身上。譬如说他好喝酒，附近有美妇人当街卖酒，他经常去喝，醉了就在美妇人旁边倒卧，因其行为怪异，美妇的丈夫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轨。甚至当他听说隔壁有个未嫁之女因病夭折，竟也不顾世人议论，跑到灵前大哭一场，尽哀而还。 这些常人理解不了的事情为他招来非议，他仍然神色自若。他在服丧期间，依然无视礼法，我行我素，即便在“功德盛大”的晋文王（司马昭）所举办的宴会上，仍是“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只有真正的性情中人，才能够那么自然地对待悲喜。 鲁迅先生曾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诸子风流各颖异】
《世说新语》中说：“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 刘伶这个“酒仙”，与后世的“诗仙”李白好有一比，两个人的儿子都近于白痴。过饮之罪，岂能言哉？除此之外，“竹林七贤”的儿子们，个个“见重当世”，令人感叹。 山涛看起来最不像竹林中人，但他的儿子却很有“竹林”之风。据《世说新语》记载：“山公大儿着短袷，车中倚。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时论乃云胜山公。” “着短袷，车中倚”，实在是很潇洒的态度，几乎也就是“魏晋风度”的体现。皇帝想召见他，山涛不敢替儿子推辞（居然想到推辞，于此已可以想见这个儿子平日的言行态度）。果然：问儿，儿不肯行。态度不只是潇洒，而近于简傲了。于斯世而能轻视王侯，更无畏于父亲的权威，于此一端，山简见重当世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山涛虽不敢辞，却也只是问儿，显然没有强人所难的意思，虽然“父不如儿”，这样的老子究竟还是可取的。很多父母见子女犯了错，忙不迭抢在社会之前痛斥他们的不长进，恨不能代社会斩草除根、以谢天下。这样的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很多，却也没人当作悲剧。 据记载，阮浑的气韵风度与其父相似，他也曾想学父亲那样“饮酒酣昏”。阮籍教导他说：“我和你的兄长仲容之所以任性纵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竹林之游有我们俩已经足够了，你和兄弟们切勿再入此道！”而被山涛推荐做官的嵇绍，在晋惠帝兵败被困，文武百官纷纷逃散之时，衷心维护，“血溅帝衣”，可称忠烈。 鲁迅先生评论说：“（嵇康）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地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鲁迅先生所说的才是嵇康、阮籍所谓“越名教”的真谛。 【传至后世风度稀】
玄风的大盛，引起服饰、服食、饮酒等风尚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一批“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的名士。如果说正始名士何晏、王弼，“竹林七贤”嵇康、阮籍诸人的清谈、尚玄，还有一定的政治、哲学、宗教的原因的话，那么后人所学、所谈，无非是东施效颦，完全成了无意义的空谈、极造作的玄言、无缘故的饮酒。 刘伶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实无可非议，但发展到后来的周顗，欲在宴乐之中与歌伎交接，且“露其丑秽，颜无怍色”，就很是骇人听闻、有伤风化了。与王戎的悭吝相对，一些名士如石崇、王恺之流，竞相斗富。石崇甚至为显豪奢，“交斩美人”；而王济则以人乳所养之猪待客，穷奢极欲，无所不用其极。 晋元康年间，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等名士皆依附于权贵贾谧，人称“二十四友”，其中卑琐谄媚者比比。石崇和潘岳每候贾谧出即“望尘而拜”，而“士无特操”说的就是魏晋时此等末流。 又如“清谈误国”的王衍，王戎曾说他“如瑶林琼树，自是风尘外物”。风尘外物，是超尘脱俗；瑶林琼树，是高洁雅逸。王衍身为宰辅，却口不论世事，唯雅谈浮虚，希心玄远，未尝语利，终为石勒所杀。 被杀前，王衍不断强调自己一介清流，不过随波逐流。没想到性格直率火暴的石勒听后大怒：“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当场就下令处死王衍！不过石勒“爱其名士”，允许他“不加锋刃”——用砖头活埋。王衍死前曾感叹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冷酷的现实让王衍彻底否定了自己当年的虚无玄诞。 后世能得“竹林”余韵的，东晋陶潜、北宋苏轼约略似之而又有不同：陶潜不越名教而返归自然，苏轼则合名教于自然，而豪迈之气犹有过之。其余郑板桥之类，除得“七贤”之怪行外，余无足言。 “七贤”留在山阳当地的，除百家岩的竹林之外，就没有太多东西了。当地有一种小吃叫“七贤澄沙糕”，实际上就是“豌豆黄”内加入了当地特产的怀山药、鸡头黄精等。据称这种小吃是久居山阳的“竹林七贤”所创。 采访结束时，记者听到了云台山进一步开发的规划。云台山景区为改变其“自然景观游览区”的面貌，增加人文历史的氛围，正以百家岩为中心投资兴建“竹林七贤人文景观区”。而在此之前，记者在武陟县采访山涛墓与向秀冢时，武陟县有关方面也表达了他们准备与修武县联手开发“竹林遗迹”的愿望。 在历经了千余年的沉寂之后，百家岩的竹林内又将迎来一片“世俗”的喧嚣。竹林或许从此不再清幽，但竹林上的天空却也不再阴霾；我们能看到“七贤”的遗迹，是否能体会到“七贤”那看似潇洒实则愤懑的心境？ 咏曰： 正始竹林开风气， 名教自然两分离。 诸子风流各颖异， 传至后世风度稀。 串连起诸篇名目，又成一首小诗，以为结语： 郁郁竹林七贤逢， 嵇康任气有侠名。 山公自有长者风， 向秀思旧赋友情。 刘伶酒醉三年醒， 王戎钻核鬼灵精。 阮籍阮咸乐称圣， 魏晋风度千载行。 （全文完） （2004-12/06-12/15《 大河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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