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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许多怪异行为都能得到包容。那些叛逆的青少年，染发、酗酒、飙车，甚至吸食大麻，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与众不同。但是如果他们与1700年前的魏晋士大夫相遇，恐怕会羞愧得无地自容。这个历史上最叛逆的群体，不仅文化素养极高，行为更是怪异，连人家清谈时的嘴上功夫，也是那么的潇洒玩酷。 魏晋名士放浪形骸的清逸生活 打嘴炮的黄金时代从社会风尚的角度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继三国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无疑是个特殊的时代。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极具个性的社会名人。他们举止怪诞，性情乖张，尤其热衷于清谈，闲着没事就会聚在一起斗嘴。这股潮流一度盛行于整个士大夫阶层，成为一种非常高级的社会风尚标。 所谓清谈，又称“玄言”、“玄谈”、“谈玄”，是魏晋时期崇尚虚无、空谈明理的一种风气。它以谈玄为主，即以《周易》、《老子》、《庄子》“三玄”为基本内容，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部分士大夫不甘心被禁锢，因而积极投身于玄学研究。到魏晋时期，由于对当时政治的黑暗以及礼教的虚伪极其不满，这群士大夫便经常公开发表离经叛道、菲薄圣人的言论。他们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理论，厌恶儒教各种人为规定的繁琐礼数，主张回归自然。表面上，他们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实际上，内心却充满了苦闷。 客观上讲，魏晋的清谈风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自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日益腐败。面对这政治现实，以太学生为代表的部分士人一直持批评态度，这股品评人物的风气被称为清议。为了压制清议，掌权宦官先后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文士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而是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转向以抽象哲学讨论为主的清谈。到魏晋时期，由于士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及不同集团间的斗争，终于使玄学蔚然成风。 东汉宦官专权 清谈家多出自士族，他们经济上有世传的丰厚祖产，在政治上也不必操心费力，靠祖上庇荫，普遍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公卿之类的高官。不过，魏晋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非常严重，并集中表现在门阀士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上。尤其在正始年间，曹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展开了激烈而血腥的斗争。在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前后，不同的政治集团相互杀戮，结果导致许多名士惨遭杀害。于是，许多世家大族选择逃避现实，坐而论道，明哲保身，整日谈说玄理。在这群社会精英的引领下，社会上的人纷纷跟着赶时髦。 特殊的政治氛围，再加上相对富足的生活，当时的士人有足够的闲情逸致穿起宽袖大袍，聚在一起饮酒行文、高谈阔论，不善清谈之道会被人耻笑。概括起来，魏晋清谈之风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率性而为、慷慨任情的自我放逐；另一种则是饮酒服药、扪虱而谈的自我标榜。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嵇康、刘伶等，被后世称为魏晋风骨；后者的代表人物为何晏、夏侯玄等，被后世称为魏晋风度。在清谈风盛行期间，魏晋名士们蔑视礼法、摒弃俗务、放浪形骸，他们服寒食散、酗酒成性、赤身裸胸，为后人演绎了一幕又一幕丰富多彩的时尚传奇。 清谈风流行期间，在魏晋士大夫看来，每个人都应当按生来具有的个性去生活，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拘礼仪，率性而为，举止动作顺其自然。如果为了达到功利目的虚伪地修饰自己，是丑陋而庸俗的。然而，彻底脱俗是不可能的，飘然和自由也只能存在于短暂的精神幻想中。于是，他们只好通过感官的烈性刺激来寻求暂时的解脱，从而便有了服寒食散、酗酒、赤身裸胸等怪诞行为。 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的兴盛，我们可以通过著名的《世说新语》了解个大概。这本书中有许多关于清谈的故事，仔细读来颇为有趣。比如有个故事说到：有一天，西晋的众多名士集聚在洛阳郊外的洛水之滨，当他们尽兴而归后，未能与会的乐广问大名士王衍玩得咋样，王衍便向乐广描述了一番名士们清谈时的情景：裴度说名理，雄辩滔滔；张华说《史记》、《汉书》，娓娓动听；他王衍和王戎论历史上以清高著称的春秋吴国之延陵季子、汉代张良，堪称高妙明切。原文为：
通过王衍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一大帮的社会名流和精神贵族聚集在风景优美的洛水之畔，没有烟熏火燎的烧烤，也没有嘈杂的音乐，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对一些哲学及历史话题展开高谈阔论，直至尽兴而归。在清谈时，他们的手中还不停地挥舞着一种名为塵尾的专用器具。这种器具像一把长柄的小羽毛扇，只不过扇面是用鹿尾巴毛铺排成的。名士们一边挥舞着它，一边口吐清妙之音，仪态俊逸，甚是高雅。那些凡夫俗子，在他们面前又怎能不自惭形秽呢！ 清谈有时还是一种高级的交际手段。例如王衍，他的第四个女儿嫁给另一位名士裴遐。婚后的好几天，王家都大宴宾客，广召名流，其中包括当时著名的玄学大师郭向。在宴会之上，郭向与裴遐上演了一番清谈秀。虽然郭向堪称满腹经纶，但裴遐也能从容应对，且理致精微，因此赢得了满堂喝彩。看到女婿表现不俗，身为岳父的王衍不禁有些飘飘然，竟十分得意地警告其他客人不要自找麻烦。 清谈有时是一种高级的交际手段 脸白不如心白如果你以为魏晋士人们只会斗嘴，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股风潮中，清谈家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爱好，尤其化妆，曾被这群社会精英发挥到了极致。 在个人形象方面，为了突显气质，魏晋士人非常热衷于打扮和化妆。这是因为在他们公认的经典《庄子·逍遥游》中写到，在藐姑射之山住着一位仙子，肌肤如冰雪，绰约有致，不食人间烟火，餐风饮露，腾浮云，驾飞龙，逍遥于四海之外。后来，这种超凡脱俗的仙子形象就成了魏晋名士追逐的最高境界。当时主流社会普遍以白为美，男人更是如此。在这种风尚标的指引下，“傅粉”就成了名士们顺理成章的选择。 才高八斗的曹植就曾一度是傅粉的时尚急先锋，他特别喜欢打上粉底再会见当时名流。有趣的是，他的哥哥曹丕不但在政治上与其展开了激烈竞争，在形象上也不甘落后。或许是知道自己肤色较黑，再怎么抹粉也白不过曹植，曹丕就搜罗各种奇异的香料用来熏衣，从而通过香气来吸引大众的眼球。有一次，由于他乘坐的马实在受不了扑鼻的香味，竟被熏得发狂，甚至咬伤了他的膝盖。 曹植 另一位以肌肤如雪著称的魏晋名士当属何晏，此人也是清谈之风的始祖之一。他是当朝驸马，其妻子为曹丕的女儿，位高权重，堪称当时最大牌的名流之一。尽管自己的肌肤已然很白，何晏仍热衷于傅粉，甚至像女人一样粉盒片刻不离身，时刻准备着补妆。因此，他又被称为“粉面何郎”，常作为典故被后人引用。听说了姑父美白的名声，同样自诩潇洒的魏明帝曹睿很不服气，决心找机会让何晏出丑。这天，明帝宣召何晏入宫，到吃饭时，明帝故意命厨师做了一碗热汤面让他吃。何晏吃完后大汗淋漓，脸上的香粉掉落，出人意料的是，当他挽起衣袖轻轻一擦后，面色立马又变得白皙透亮。原来，“粉面何郎”已通过服用特效药达到了深层美白的效果，并不十分依赖外用的美白香粉，可谓真正的肌肤胜雪。 这段传奇，《世说新语》亦有记载：
清谈风进入鼎盛时期后更是涌现出一大批时尚界的大腕儿，这便不得不说到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了。 魏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人经常聚在山阳县的竹林之下，故被世人称作“竹林七贤”。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日趋白热化，处于夹缝中的文士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还时常担惊受怕，于是选择立身于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试图通过饮酒、佯狂、清谈等方式排遣心中的苦闷。每次聚会，他们必烂醉如泥，也不修边幅，只求清谈尽兴，而竹林七贤便是其中的代表。与前辈士人相比，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生活态度，他们都显得更为另类。他们对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其中名气最大的嵇康就因此惨遭杀害。 嵇康 嵇康，字叔夜，曹魏末年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世说新语》中，有段文字专门描写嵇康的风姿：
而在官方史书《晋书·嵇康传》中则如此形容：
通过何晏的故事我们知道，魏晋士人追求“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形象，非常注重对容貌和服装的修饰，一帮大男人涂脂抹粉，浑身上下挂满首饰、香囊等物件。但是若从气质上比较，整个魏晋时期，恐怕只有嵇康一人称得上“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据史料记载，嵇康既不爱涂脂抹粉，也从不佩戴首饰，甚至有点不修边幅，一个半月不洗澡是常有的事。可他凭天然的气质，就能让人认同他如青松般俊秀，如美玉般皎洁。熟悉他的人更感慨其如同仙子一样，安静时像一棵傲立的孤松，喝醉倒下时亦似一座崩溃的玉山，简直帅呆了！ 作为当时清谈家中最有“范儿”的大腕，嵇康还是位大音乐家，曾创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等作品，合称“嵇氏四弄”。 然而，悲哀的是，这样一位大才子，命运却极为坎坷。早年，因受曹魏政权赏识，他得以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也算是皇亲国戚。后来司马昭控制了朝政，曹氏天下危在旦夕。为打造改朝换代的舆论基础，司马昭极力拉拢嵇康这样的精神领袖。不料嵇康拒不合作，司马昭便以不忠不孝的罪名要将嵇康处死。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三千名太学生请求赦免嵇康，并愿以其为师，但司马昭不准。临刑前，嵇康神色自若，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后从容赴死，年仅三十九岁。他以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次向世人诠释了真正的魏晋风骨。 虽然没有嵇康那种与生俱来超凡脱俗的气质，但是竹林七贤中的其他成员也绝非泛泛之辈。例如，名声仅次于嵇康的阮籍，其行为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据史料记载，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但阮籍却把自己灌醉整整俩月，使得司马昭连开口的机会都找不到。司马昭篡夺了曹魏江山后，阮籍便选择彻底放纵自己来宣泄心中的痛苦，常常自己驱车，任意游走，行至路穷处，便放声大哭，也算是个很有风骨的性情中人。 竹林七贤 潇洒之余也很荒唐除在仪容上引领风气，魏晋士人还特别喜欢喝酒、吃药，就像当年的摇滚青年一样。 先说喝酒，这些士人完全没有养生意识，个个拿性命不当回事，看起来简直是要把自己喝死才肯罢休。 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就以狂饮著称。因不满司马氏的高压统治，为免遭受政治迫害，他嗜酒佯狂，任性放浪。虽然他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却得到了风度翩翩的嵇康等人的青睐，被列入竹林七贤，可见自有过人之处。据史料记载，他经常乘鹿车，手抱一壶酒，然后命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后面跑，并交代说，如果自己醉死，就地掩埋即可。 还有一次，刘伶酒瘾发作，当他请求妻子拿酒给他喝时，爱夫心切的妻子把剩余的酒洒到地上，又摔破酒瓶子，然后眼泪哗哗地劝他戒酒。刘伶假装答应，说必须在神明面前发誓才能戒掉，让妻子准备酒肉祭神。可怜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丈夫的吩咐。不料，等妻子端出酒肉，他便抢过酒一通猛灌，结果又喝得酩酊大醉，还嘲笑了妻子一番：“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与刘伶相似，阮籍也是位嗜酒如命的主，有时甚至喝到吐血。 另外，魏晋士人还热衷于服用一种叫“五石散”的药。这种药其实是一种慢性毒药，长期服用会导致身体发热、口干舌燥、情绪狂乱等症状。于是，为了透风散热，魏晋士人喜欢穿宽袍大袖的衣裳，而这样也无形中增添了他们的风度。在药力的副作用下，他们行为乖张，格外另类。 纵情山水声色的清谈家 清谈风还造就了一批特立独行的士人，即使在现代的人看来，他们的行为也非常荒唐。可在那个时代，也只有如此风流不羁、放浪形骸，才能受到社会的注目。 说到玩世不恭，还得提到刘伶。他在家里脱光衣服饮酒，有客人无法接受，每当此时，他便大言不惭：天地才是房屋，房屋就算衣裤，你们都已经钻进了我的裤裆，还有何不可接受的？ 阮籍也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他经常和邻家酒铺的女掌柜一起喝酒，醉了就躺在她的身边。女掌柜的丈夫一开始当然甚是怀疑，可观察久了，发现阮籍确实没有不轨的举动，于是就没再干涉。 够洒脱的可不独竹林七贤，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例如出身于琅琊王氏的王徽之，就上演过一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戏码。当年，他辞去官职，隐居在山阴县。有天深夜，下起了大雪，失眠的王徽之突然来了兴致，想起了居住在剡县的好友戴逵，于是立即乘坐小船去找对方，准备与之长谈一番。经过一夜奔波，好不容易来到戴逵家门口，不料王徽之连门都不敲即调头回转。周围的人们大惑不解，问他何故，他只是淡淡地说道：“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众人无不愕然。 被清谈之风滋养出来的魏晋士人，也有很多行为太过出格，东晋著名的道士葛洪就曾对此风气很不满。据他记述，有时宾主相见也不互道寒暄，客人进院就喊：“老东西在哪儿呢？”主人则回应道：“你这老狗来了？”如果不这样打招呼，大家就会说他古板，不和他来往。 再如王戎，向来被视为竹林七贤中最俗气的一个，但也有不少惊人之举。有一次，他去看望女儿女婿，因去得太早，竟直接闯入小两口的卧室里，然后坐在人家床头唠叨。有趣的是，还呆在被窝里的女儿和女婿也不感到尴尬，反而从容下床接待王戎。即使放在今天，这样的场景也十分不可思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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