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校书图》中穿“透视装”的士大夫（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与思想型态大异于秦汉帝国。其实东汉已经与西汉有所不同了。后来三国鼎立而归之于魏，曹魏篡汉之后，又有司马氏篡魏。政权更迭频仍，帝国统制松弛。儒学在汉武之世为之大振，后因“五经博士”专业说经而“碎义逃难”，反而使经学失却真宰。佛教静悄悄地传入中土。道教不密而宣地擎帜高扬。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成为士人可以任意取资的精神粮仓。多元并立的文化格局代替了一家独尊的思想一律，中国文化迎来魏晋时期以张扬个性和崇尚自然为特征的思想解放时代。
就是这般任性：披头散发 说脱就脱
如果就狂者精神的衍变而言，魏晋时期的个性张扬未免过于失序。狂者已经不愿继续取资于孔子的狂狷思想，佛道两家特别是道家和道教的崇尚自然的观念，给了魏晋士人以个体生命也许可以走向自由的遐想。他们追求自我的无约束的放任，几乎陷入了裸露癖和裸露狂。他们说脱就脱，毫无顾忌。
《晋书》“五行志”所载的贵族子弟之“狂”，应该是那一时代的世风共相：“惠帝元康中，贵族子弟相与为散髪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国之萌也。其后遂有二胡之乱，此又失之在狂。”
东晋遭遇“二胡之乱”是不是由于贵族子弟相与裸戏，我们姑且不管，但其狂得失去规仪，不顾羞惭，则是历史故实。《晋书》“儒林传”亦载范宣的话说：“汉兴，贵经术，至于石渠之论，实以儒为弊。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
另外还有王湛的一个玄孙辈后人名王忱者，官至方伯，《晋书》本传说他：“性任达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饮连月不醒，或裸体而游，每欢三日不叹，便觉形神不相亲。”一次他的岳父遇到了伤心的事情，王忱前去慰安，和十几个宾客一起“被髪裸身而入”，绕了三圈便遽然离去。
王戎的从弟王澄和胡毋辅之等，史载也皆“任放为达，或至裸体者”。这说明，魏晋时的风气，不独贵族子弟，甚至士人官宦，裸体、裸裎、裸游也司空见惯，几乎到了习焉不察的地步，这正是孔子所警告的“狂而荡”的现象。
裴頠在其所作的《崇有论》中，对晋的世风和士风有更为集中的描述，他写道：
“人情所殉，笃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染其众也。是以立言籍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亡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其中的“立言籍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两句，钱钟书先生认为可以和干宝《晋纪总论》、孙绰《刘真长诔》及《抱朴子》外篇的《汉过》对观。干《论》有“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之句，孙《诔》有“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对语，《汉过》则云：“懒看文书，望空下名者，谓之业大志高；仰赖强亲，位过其才者，谓之四豪之匹。” 都认为汉之季世至晋世，社会风气的敝俗、辟邪、诞狂到了极点。
《世说新语》第一篇“德行”也有类似叙写：“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而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则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髪，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这里以及上引，需要注意其中的“性任达”、“任放为达”及“通”和“达”几个关键语词。显然“通达”和“任达”，受到了史家的特殊重视。“任”是无所不为，“通”是无为不可。魏晋人士就是以此作为行为的观念依据。
挥麈谈玄，裸裎痛饮，几成魏晋名士风流的标配。
大咖的尴尬：狂风因谁而生？
研究者有的认为，魏晋的风尚实导源于庄老之学，而尤以王弼、何晏二子罪孽深重。
王、何都是深于玄理的绝顶天才，王以注《老子》和《周易》，何以解《论语》闻名于世。王的义理玄思“以无为本”，主张“道泛滥无所不适，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则无所不至也”，但又不排除“情性”的作用，既贵无，又重情。相反，何晏却认为圣人没有喜怒哀乐，著论也相当精到。王弼不认同，说道：“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何《传》还说王弼善为“高丽言”，这句“应物而无累于物”，就是一句深微淡远的“高丽言”。
何晏生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王弼生于魏的黄初七年（公元226年），何比王大三十六岁，且居吏部尚书之高位，但其雅量也是惊人的。史载何平叔（晏字平叔）“甚奇弼”，称“后生可畏”，并发为感叹：“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两人都注《老子》，交谈中何见王的义旨高于自己，便取消注老的计划，而另作《道德论》。何劭的《王弼传》还有载：“弼论道，附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王何的长短，于此可见。“拔得”应指升华了的玄理旨趣，盖王对“道”和“玄”的深微远大，实有人所不及的思辨能力。所以钱钟书《管锥编》论老，必以《老子王弼注》为蓝本，且评之曰：“王弼注本《老子》词气鬯舒，文理最胜，行世亦最广。”则渊雅如钟书先生对辅嗣（王弼字辅嗣）亦情有所钟乎？抑高才雅致惺惺相惜耶？然而辅嗣“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天生就一种“知性的傲慢”。要说狂，应该属于知性之狂和理性之狂。余英时先生在论述新儒家的“心理构造”时，尝援引西方的“知性的傲慢”一语，以和新儒家的“良知的傲慢”对观。盖王弼之“莫能夺”，显系“理傲”，故更合于“知性的傲慢”。
王弼字辅嗣，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可惜王弼只活了二十三岁，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就因疠疾离开了人世。这一年，他的学问知己何晏，也在其靠山曹爽被杀之后为司马氏所害。何晏的傲慢也是惊人的，《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对何平叔有如下评论：“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公然神化自己，其傲狂亦不在辅嗣之下了。
关于晋世的任诞之狂和“理傲”之狂，《晋书·王衍传》的一段记载，可见其大概：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为非，着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这段叙述在时间上特别突出“正始中”，正始是魏齐王芳的年号，即公元240至248年，前后只九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正是王弼、何晏思想风行的盛期，所以才说“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如何如何。然后讲王衍对王、何思想如何重视，而对《崇有论》的作者裴頠的主张，尽管是堂兄王戎的女婿，却浑然不顾。
所以如此，由于王衍本人就是玄风的热烈追随者和提倡者。而且他还踵事增华地创立了一种玄谈的风姿，手持麈尾，妙善玄言，义有未安，随即改更。再加上他的“盛才美貌，明悟若神”的天姿自然，王、何也要让出一地了。王弼为论述“理”不废“情”，说了一串玄旨幽深淡远的话。可是这位王衍，因丧幼子而大哭不止，友人劝慰，则宣言似的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玄理和性情在他身上无间的结合，而把圣人的“忘情”和最下面层次的“不及于情”，抛在了一边。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可见其地位之高和影响之大。《晋书》本传赞：“衍俊秀有令望，希心玄远，未尝语利。王敦过江，常称之曰：‘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顾恺之作画赞，亦称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其为人所尚如此。”
信口雌黄的成语即源自王衍
《晋书·王衍传》论正始玄风的“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的八字判语，可以视作魏晋诞狂之风的真实写照。王衍是“竹林七贤”最小的成员王戎的从弟，其思想和王戎不无一脉相承之处。开始，阮籍与王戎的父亲王浑友善，自从和比自己小二十岁的浚冲（王戎字浚冲）接触以后，便只乐于和“阿戎谈”，而弃王浑于一旁而不顾。王戎进以见解高明和预见性见长，史称“有人伦鉴识”。但仕途并不顺利，靠“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方几次免得一死。最后这位“神彩秀彻”、善于审世相人的颖悟之士，终变成了一个昼夜以牙筹数钱自娱的悭吝人。
王衍在王戎眼里，原是“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似的人物，由于身处魏晋的变乱之局，尽管以“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和“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以致官至太尉、尚书令的三公的高位，也无法回既倒之狂澜，最后还是被石勒倒墙活埋了，时年五十六岁。将死之际，王衍顾左右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对自己一世钟情浮诞之风似有反省自悔之意。
然则晋世之亡，真的是由于祖述老庄之玄谈和任诞之狂风所致么？难道确如范宁所说，“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且看范氏着论的理由何在？他写道：
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昔夫子斩少正于鲁，太公戮华士于齐，岂非旷世而同诛乎！桀纣暴虐，正足以灭身覆国，为后世鉴诫耳，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螭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迷众之愆大也。
看来这位范宁，守持的是儒家的立点，故曰“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与孔子所诛的少正卯同一罪状。但点题者则是“傲诞”二字，亦即由于王弼、何晏倡行诞狂，败坏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不仅影响“一世”，且祸及“历代”；自己丢人事小，主要是迷惑了社会大众。其“罪状”自然在桀纣之上了。另外一位南朝齐梁时期有“山中宰相”之称的医学家陶弘景，也写诗说：“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 似乎也认为晋的覆亡与王弼的任诞和何晏的谈玄有关。有趣的是，就连当年觊觎晋室大宝的北伐大将桓温，兵过淮、泗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望中原之际，也发为感慨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但清代学者钱大昕不作如是观，他说“宁之论过矣”，认为“以是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 。
对当时后世诸如此类的攸攸之口，钱钟书先生揭明两点：
一是“晋人之于老、庄二子，亦犹‘六经注我’，名曰师法，实取利便；借口有资，从心以撦，长恶转而逢恶，饰非进而煽非。晋人习尚未始萌发于老、庄，而老、庄确曾滋成其习尚。”
二是“义理学说，视若虚远而阔于事情，实足以祸天下后世，为害甚于暴君苛政”。并引用宋徽宗赐号为“高尚先生”的刘卞功的话说：“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财货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还有汪士铎《悔翁乙丙日记》里的话：“由今思之，王、何罪浮桀纣一倍，释、老罪浮十倍，周、程、朱、张罪浮百倍。弥近理，弥无用，徒美谈以惑世诬民，不似桀纣乱只其身数十年也。”钱钟书先生最后归结说：“人欲、私欲可以杀身杀人，统纪而弘阐之，以为‘天理’、‘公理’，准四海而垂百世，则可以杀天下后世矣。”老、庄未尝杀人，宋的周、程、朱、张也未尝杀人，问题在于“统纪”，如果“统纪”弘而阐之，视一家之学说为“天理”和“公理”，以为“准四海而垂百世”，那就难免要“杀天下后世”了。大哉！钟书先生之论，与吾心亦有戚戚焉。
如果说王弼、何晏所代表的，是以祖述老庄为特征的魏晋玄风的任达和“理傲”的一派，那么王衍和“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则是魏晋玄风的佯狂和诞狂的一派。
竹林七贤图（资料）
忧思独伤心：一部绝版的“竹林狂响曲”
“竹林七贤”是一个以文采和异行著称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成员有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
《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世说新语·任诞》也有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这七位“贤者”，文采菁华，不可一世，个个都“狂”得可以。
《世说新语》里记载多则他们的和“狂”有关的故事。
刘伶写有《酒德赋》，声言“唯酒是务，焉知其余”。酒醉之后，裸形于屋，遇有置疑，则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裤子，诸位怎么进到我裤裆里来了？”
阮籍的侄子阮咸，竟然和群猪一起饮酒。
阮籍无目的地驾车出游，有路则行，无路便痛哭而返。看到当垆卖酒的邻人之妻有美色，他就粘着不断去喝酒，喝醉了还一头睡在那位美妇身边。听说一个美色女子未嫁而死，尽管与其家人素不相识，也跑去大哭一场。
这种“狂”，属于半是佯狂半酒狂，也许还要加上一点色狂。他们幽愤于心，放浪于外，口不论人过，眸子判然。所以嵇康的名篇直接题作《幽愤诗》。而阮籍的代表他文学成就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其精神纠结，亦无非“忧思”二字。故第一首开篇便直抒胸臆：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的结句“忧思独伤心”，已经自我点题。所忧者何？盖雅不情愿与司马氏合作也。司马昭听说阮籍的女儿貌美而贤，便请人为自己的儿子司马炎说亲，致使阮籍竟有两个月的时间醉酒不起，从事者见无从言说，才不得不寝罢此议。
“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由于娶了与曹魏有血缘关系的长乐亭主（魏武的曾孙女）为妻，才升迁为郎中，拜中散大夫。只这一层，篡魏立晋的司马氏便不肯善罢罢休。史载：“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 此可知其思想渊源之所从出，而“尚奇任侠”一语，证明他在行动上也是很特立独出的。
因此司马氏集团始终把嵇康作为关注的重点对象殊不为怪。起初的策略并非不想笼络收买，但嵇康不买账。负有觇伺任务的钟会，一次前往观察动向，看见嵇康正在大树下面打铁，帮助他鼓风的则是“七贤”之友向秀。钟会只管盯盯的看，嵇康却“扬锤不辍，旁若无人”，一言不发。当尴尬的钟士季（钟会字士季）要怏怏归去的时候，嵇康才发声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很厉害，回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一问一答之间，各有玄机。
嵇康的友人山涛，欲荐他代己为官，于是他写了那封千载传颂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自道“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中包括“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还有“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以及“又读庄、老，重增其放”，“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 等等，其狂傲悖理、不为世所容的名士态度毕肖纸上。
但阮、嵇二人亦有区别，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嵇、阮皆号狂士，然阮乃避世之狂，所以免祸；嵇则忤世之狂，故以招祸。”钱先生又引伏义《与阮嗣宗书》之疑阮为鬼物附身的“风魔”，进而申论说：“不知‘风魔’之可出‘诈作’，既明且哲，遂似颠如狂也。”又说：“忤世之狂则狂狷、狂傲，称心而言，率性而行，如梵志之翻着袜然，宁刺人眼，且适己脚。既‘直性狭中，多所不堪’，而又‘有好尽之累’，‘不喜俗人’，‘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安望世之能见容而人之不相仇乎？”换而言之，阮、嵇虽同为狂者，但阮往往“河汉大言，不着边际”，而嵇康之狂，则“一狂而刺切”，两厢比较，可以见阮嗣宗和嵇叔夜不同之为人也。
因此当嵇康步入不惑之年，终于被司马氏投入狱中。起因是他的好友吕安因故得罪，司马氏欲以不孝罪诛之。嵇康为之辩护，竭力保明其事。钟会于是在廷论时历数其罪状云：“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嵇康临刑之际，出人意外地抚奏了一曲《广陵散》，曲罢发为感慨：“《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就戮。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西哲苏格拉底之死，他的弟子柏拉图的《斐多篇》所记载的苏氏之死，也是很从容的——在被迫饮了毒药之后，还在若无其事的谈哲学。但比较起来，嵇康死的似乎更有诗意，而且有三千太学生群言欲“请以为师”，那么寂寞的嵇康，其身后已不那么寂寞了。
据说嵇康是个罕见的美男子，一米八二（魏制七尺八寸）的身高，“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不像魏晋其他名士，为打扮自己可能还要擦粉之类。山涛赞美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美而有风骨，有英姿，则嵇康之狂，又不止是佯狂和诞狂，同时也是清醒之狂和美骏之狂。
嵇康逝后，竹林荒落，人去庐空。七贤旧友向子期（向秀字子期）作《思旧赋》，序云：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其赋则又曰：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
论者或谓向赋欲言又止，是呵！他又能多说些什么呢？此时的向秀已应岁举来到帝京洛阳，大将军司马文王引见，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说：“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意谓竹林并不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可靠途径。结果文王大为感叹，庆幸子期终于醒悟。不久，向秀得到了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的闲差，由在野之“竹林”一变而混迹“魏阙”。不过史载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是又不无耐人寻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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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
*本文引自刘梦溪先生著作《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第三章《魏晋士人的诞狂和“理傲”》，经作者授权，标题为编者添加，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