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世说新语·德行》
风流倜傥的翩翩佳公子王献之，一生看过了许多风景，也见过了许多美女，然而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忏悔今生得失的时候，唯一让他难以释怀的还是与前妻郗道茂的离婚。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王献之临终前的忏悔想必是真切的，那么他与郗道茂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番爱恨缠绵，让生性落拓的他如此割舍不下呢？
王献之的前妻郗道茂是他母亲郗璇的嫡亲外甥女，因为比他略长一岁，也就是他的表姐。两人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渐渐日久生情，私订终身。由于琅玡王氏与高平郗氏都是甲等世族，门当户对，所以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候，双方父母便顺水推舟，成就了两人的姻缘。
早年，这对青梅竹马的夫妻生活幸福，感情甜蜜，互相珍惜，誓言生生死死永不分离，正如汉乐府民歌《上邪》所唱的那样：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可是，生活毕竟不是田园牧歌，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宛如晴空霹雳。在公元373年至公元375年间，晋孝武帝的妹妹新安公主司马道福一眼看上了多才多艺，风流倜傥，又已入而立之年，更显成熟优雅的王献之，便哭着喊着闹着要哥哥孝武帝司马曜替她做主，许配给王献之。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新安公主此时已有过婚史，她在她的前夫桓温之子桓济被叔父桓冲废掉后，便一脚把前夫踢了。
可是，由于此时王献之已有了正室夫人郗道茂，作为皇帝的司马曜，是不好直接下诏代王献之休了郗道茂，然后再将妹妹许配给他的。因为这样等于皇帝直接鼓励臣子喜新厌旧，与中国传统“糟糠之妻不可弃”的伦理观念背道而驰。司马曜，他也不傻，这种既赔夫人又背黑锅的买卖，他可不做。
然而，新安公主司马道福也不是省油的灯，整天在皇兄面前像小蜜蜂似的“嗡嗡嗡”折腾个不停。实在不胜其烦的晋孝武帝司马曜只好找了个机会，私下里与王献之聊聊。言谈中，司马曜先是对当时仅任五品秘书丞的王献之大加赞赏，认为刚过而立之年的他未来前途无可限量，然后便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愿意将妹妹新安公主许配给他的意思，最后司马曜又为王献之已有妻室，而为妹妹新安公主感到惋惜。
王献之何许人也，以他的聪明捷悟，又岂会听不出孝武帝的醉翁之意？当时，如果他能态度坚决地告诉司马曜，他与夫人郗道茂感情甚笃，誓不分离，那司马曜也就不好意思再把热脸往上贴了，这件事可能就不会有下文了。例如，公元639年2月，唐太宗李世民直接对屡建奇功的心腹爱将尉迟恭（尉迟敬德，俗称右门神）说，愿意将爱女许配给他。可尉迟恭听后，就斩钉截铁地说：“臣的老婆虽然又老又丑，但已经与臣患难多年了。臣虽没什么学问，但也知道古人'富不易妻’的道理。今天，臣实难接受陛下的美意。”唐太宗听后，更为敬重尉迟恭的品质，就再也没提嫁女儿的事了。
可是，在这件事上，书法大师王献之反倒是没有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尉迟恭厚道。虽然，在言谈中，王献之没有明言要喜新厌旧，迎娶公主，但暧昧的态度，就足以让孝武帝司马曜十分笃定了。
后来，王献之回到家里，没过多少日子就一纸休书，将青梅竹马的结发妻子郗道茂扫地出门。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究竟是情感不和，性格冲突，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恐怕只有王献之自己最清楚了。
膝下无子的郗道茂最后走出王家，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任何一部史书都无记载，但想必不会比秋风扫落叶温馨到哪里去？
在秋风扫落叶般地送走郗道茂后，没多久，王献之就张灯结彩，欢天喜地地迎娶了新安公主司马道福。之后，娶得金枝玉叶、如花美眷的王献之，自然在仕途上，行情一路看涨，以直升机的速度先后升任谢安长史（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建威将军兼吴兴太守（吴兴郡最高军政长官），最后更是风光无限地出任中书令，这个虽是三品，但却掌握机要，职权相当于副宰相的高位。
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王献之在仕途上的成功，甚至更胜父亲王羲之，更遑论他的六个哥哥了。然而，当王献之享受着权力与地位所带来的荣耀与满足感的同时，他放下的却是一段二十多年青梅竹马的感情。何况，生性多情的子敬到底不是铁石心肠，无情无义的男人，虽然他之后的感情生活除了有刁蛮可爱的公主陪伴外，还有其他女人相伴左右（如著名的桃叶、桃根俩姐妹），但子敬仍旧时时不能忘怀他对前妻的亏欠，一如他的名作《奉对帖》所书：
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额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唯当绝气耳。
“俯仰悲咽，实无已已，唯当绝气耳”，子敬的后半生虽然达官显宦，仕途得意，但却还是始终不能摆脱对前妻的亏欠和对自己昔日决定的懊丧。可以说，今生今世，王献之知道他欠郗道茂的，永远也补偿不了。
公元386年，带着对前妻郗道茂永远也补偿不了的亏欠，带着对当年自己错误决定永远也无法原谅的痛恨，一位足以闪耀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艺术大师，含着泪花，与世长辞。
这个世界上，诚然，没有面包的爱情是不牢靠，甚至摇摇欲坠的，但没有爱情的婚姻，更是一潭死水。作为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成年人，我们在做决定前，尤其是做关于感情的决定前，一定要想好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千万别像王献之那样做了决定，体会到决定所带来的得与失后，才后悔，那时已经太晚了。子敬临终的忏悔，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警策呢？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司马放)
魏晋名士王戎：首席吝啬鬼
一提到魏晋时期的名士，人们立即想到他们的潇洒不羁、狂放大度。按我们一般的理解，名士应该是视金钱名利如粪土的，悭吝与他们不搭边儿。但我们下面要介绍的这位名士王戎，却颠覆了我们对名士的理解，他的吝啬在当时是出了名的，简直有些不可理喻了。魏晋著名微博《世说新语·俭啬》篇共九个段子，王戎一人就独霸了四个，绝对毫无争议的魏晋首席吝啬鬼。
王戎(234—305)，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王戎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年轻时与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七人聚集游于河内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片风景秀丽清雅的竹林之下，时人谓之“竹林七贤”。这七个人在竹林里喝酒唱歌、谈玄说理，肆意酣畅，玩儿得不亦乐乎。王戎跟这些超凡脱俗放浪形骸的嬉皮士泡在一起，沾染了不少名士范儿，赢得了与他们齐名的机会，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
但是，王戎“竹林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他广收八方园田，置办了许多经商设备，产业多得不计其数，按现在说，怎么着也是一个国家级大企业的董事长。产业多，各种契约账簿就多，王戎天天和老婆在晚上点上蜡烛摆开筹码来计算，敢情这王戎把精力都用在往自家里搂钱了。
王戎有个侄子结婚，他随份子送了一件衬衫，没几天，王戎想来想去总觉得亏了，心疼得要死，又腆着脸把那件“结婚礼物”要了回来。王戎的女儿嫁给了大才子裴頠，小两口跟老爹王戎借了几万块钱来置办婚事，婚后一直没顾上把钱还给他。对王戎来说，这点钱只是小意思，可他就惦记上了，女儿回娘家时，王戎就捏着个算盘拨拉来拨拉去，摆脸色给她看不说，还绕着圈子“友情提示”她尽快还钱。知父莫若女，女儿看到父亲的这副模样，也不愿受气，王女赶紧让婆家把钱还上，王戎的脸上这才阴转晴。
王戎的儿子王万，小小年纪就胖得很有水准，足有二三百斤。治肥胖症请医生就要花钱，一想到银钱要哗啦哗啦流出去，王戎就肉疼。不想花钱还想治病咋办，王戎琢磨着，肯定是营养过剩，鸡鱼肉蛋都戒了吧。那吃啥呢？糠！从那以后，王万就再没正经吃过饭，顿顿吃糠，跟圈养的猪享受同等待遇。没想到，人胖吃糠都长肉，王万19岁就一命归西，硬是让他爹用糠给喂死了！
还有更让人无语的事情：王戎家有棵李树，品种好，结的李子味道好极了。王戎舍不得吃，拿到农贸市场上去卖。王戎怕别人得到他家李子的良种，为了保护“独家专利技术”，王戎在出售前，总是挨个把每只李子的核都钻个洞，这样一来，就算别人种也种不出那么好的李树了。“钻核门”被知情人披露出来后，王戎从此落下了话柄：“眼里只有钱，王戎这货病得没治了！”
魏晋名士们的夹河滩
一个叫大沼枕山的日本人，曾写过两句汉诗：“一种风流吾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每当我漫步夹河滩，脑海中就会涌现这句诗。
魏晋风度指的是自曹魏至两晋、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曹魏正始时期、曹魏竹林时期、西晋元康时期和东晋咸康、永和时期。其中，西晋元康时期又称西晋洛水优游时期，说的就是魏晋名士在夹河滩的宴饮清谈的故事。夹河滩是指两河相夹的滩涂地区，我国有许多这样的夹河滩，但由于西晋这帮名士的厚爱，洛阳的夹河滩堪称“中国第一滩”。
不知为什么，现在的文人很少想起夹河滩，即使偶尔想起，也不过是涌起一缕淡淡的乡愁。他们可能永远也难以理解，伊洛河相夹的那片巴掌大的地方，怎么就能产生出如此旷世的魏晋风度？这种风度不仅仅是当时的名士风度，而是在中国魏晋时代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时尚和审美追求。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它与汉朝的敦实厚重、三国的慷慨悲歌，唐朝的盛大开放、宋朝的清丽内向的特点完全不同。在这种背景下，魏晋时代终成整个中国古代史中最为另类、最为奇异的一个时代。
魏晋名士以清谈闻名，或在林下，或在室内。元康时期的清谈，则多在林下，即在夹河滩的水畔林中草上。名士们身着宽松的长袍，手持用白玉做柄的拂尘，以“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为基底，引发对人生（人道）和宇宙（天道）的思索。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两人辩论（或有旁观者欣赏），二是大家一起议论（有一个主持人）。通过玄理和言辞技巧，最终难倒对方，使之理屈词穷，最后双方一起达到高潮，即所谓对玄理“通彻”。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就有不少夹河滩宴饮清谈的相关记载。最有代表性莫过于“言语”篇中的这则小品：“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这则小品通过名士在洛水游乐，生动地展现了魏晋士族精神生活的一个侧影，印证了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名言——“名士风流，盛于洛下”。参加这次洛水戏乐的“名士”，包括王衍、王戎、乐广、裴頠、郭象、张华。他们全是西晋的社会名流和政坛显要，每人都享高位、有盛名、善清谈。这些名士们处处都要讲究派头与品位，谈话要风趣优雅，思维要敏捷活跃，精神要超脱玄远，哪怕是娱乐游玩也不能稍涉鄙俗。小品中的名士自然就是夹河滩魏晋风骨的代表人物。王安丰指王戎，以平吴功封安丰侯。小品中谈及的延陵、子房分别是指吴国贵族季札和刘邦的谋士张良。
虽然在元康之前和之后，也有过这样的清谈，但其场面均与夹河滩清谈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参与过夹河滩清谈的名士均自视为见识过大场面的人，自然要以大腕自居。
魏晋时期，洛阳城的城池分为内城核心区和礼制建设区两部分，洛河是这两个区的分界线。内城在洛水之北，礼制建设区在洛水之南，洛水穿城而过。尽管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号称“越名教而任自然”，但夹河滩对他们来说，仍是挡不住的诱惑。魏晋时期的名士，经常结伴来到夹河滩，宴饮清谈，放飞心情。
夹河滩魏晋风骨的代表人物，可分为左中右三种类型。
乐广、王衍，被认为风姿“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的名士，堪称右派。乐广是著名的玄学家和学者，历官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河南尹、尚书令等职，人称“乐令”。史家说乐广为政无为而治，在任时见不出什么政绩，离职后人们才怀念他的遗爱。他最为称道的是善清谈，“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晋书》本传说“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但王衍谦称自己不如乐广：“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文中的王夷甫即名声更盛的王衍，衍居高位而善玄言，为西晋玄学清谈的代表人物。这位老兄外表清澈俊朗，风姿安详冲雅，思绪敏捷严密，又加之辩才无碍，他从兄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认为，王衍在当世无与其匹。在思想上王衍能包容异己，他本人虽然属于玄学中的贵无派。由于他的才华、风韵和神情，使他为士林所钦慕和赞赏，有人说“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 裴頠和张华在总体上都倾向于儒家名教，对口吐玄虚、不遵礼法的做法相对比较反感，属于左派。常与乐广、王衍一块清谈的张华，是西晋著名藏书家、博物学家、文学家，其诗因“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为人所讥，但他学问的“博物洽闻，世无与比”，有《博物志》和明人辑本《张司空集》传世。裴頠属于崇有派代表，与王衍贵无派针锋相对。他们经常辩论交锋得面红耳赤，但这从来没有影响王衍对裴頠才华的推崇和欣赏。裴頠是晋朝开国元勋裴秀之子，袭父爵，14岁时即为太子中庶子，迁散骑常侍，24岁时又迁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再迁尚书左仆射，为一朝重臣，34岁时死于王室内讧。鉴于从正始玄学开始，贵无之学盛行，清谈务虚之风遍及朝野，而竹林玄学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使儒学更加衰落，更有不肖者打着自然的旗号纵欲放荡，视礼法如无物，裴頠从挽救名教朝纲的目的出发，挺身反对贵无论，企图以其崇有论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裴頠善辩，钟会曾言：“裴公之谈，经日不竭”，时人谓之“言谈之林薮”。他曾多次与玄学名士在夹河滩激烈辩论，后者均不能将其折服，据说只有王衍来了，方能使之小小屈服。但王衍走后，人们以王理再次向裴頠发难，依旧不能将其制服。
裴頠的闻名，除了清谈之外，其家庭生活也很别致，堪称摩登家庭。裴夫人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之女。一天清早，作为岳父的王戎去女婿家，进院后不经禀报，径直溜达到了女婿和女儿的卧室。当时由于时间还早，裴頠和老婆正在床上拥着亲热呢，见岳父来了，这才送开手，双双下床迎接。我想，在任何一个朝代，乃至现代，这种做法都是不可思议的。作为老丈人，直闯女婿和女儿的卧室，要是碰上个脾气爆的女婿，估计这老丈人就横着从屋里飞出来了。但王戎没飞出来，而且宾主神色不异于平时，三个人若无其事，一点也没觉得尴尬。
王戎早年虽跟阮籍等人游于竹林，并为七贤之一，在竹林七贤中居末位，被阮籍和嵇康称为“俗物”，但在率性洒脱、玄远放旷的洛水优游中，总体上来说属于中间派。
王衍与乐广集会游乐的主要内容就是清谈，也只有清谈才呈现出魏晋风度的魅力与光彩。洛水的这次游乐让大家都无比开心，清谈时裴頠辨名析理深入毫芒，滔滔不绝而又缜密透辟；张华论《史记》《汉书》的异同优劣，也是口若悬河、娓娓动听；王衍与从兄王戎聊季札、张良，发言吐词同样超妙玄远。这些人既是哲学家、清谈家、博物学家、学者，也是太尉、仆射、尚书令，他们都是社会名士兼国家重臣，因而不仅影响一代士风，更左右着国家命运。可他们以政事为累赘，以亲政为鄙俗，把那些繁琐的公务交给下僚，把使枪弄刀的战事交给武夫，自己只在理念世界中抽象，只在想象世界中遨游，只在精神世界里栖息，远望像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正是他们的真心纯情，非作态之颦，才成就了一种潇洒旷达的人生境界。
魏晋时期的夹河滩，不知有着什么魔力，不仅让京畿之地的名士频频造访，而且远在江南的文人也纷纷心向往之。最著名的莫过于那位叫张翰的吴郡名士 张翰，字季鹰，吴郡吴县（今苏州市吴江县）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时人称之为“江东步兵”。生在吴越、长在江东的张翰，本来与夹河滩没有任何关系，可阴差阳错地来到了洛阳。而且一到洛阳便被夹河滩的迷人风光所诱惑，于是，在其人生阅历中有了一段“夹河滩之游”。
那是在西晋中期，江东名士贺循北赴洛阳任职，途径吴阊门，在船上弹琴。张翰本来与贺循素不相识，只是被悠扬清远的琴声所吸，于是便登上船来，与贺循交谈。谈了没几句，便很投缘，一见如故，聊起来没完。张翰问贺循要去哪里，贺答曰“入洛赴命，路过此处”。张翰便说：“我也要去洛阳办事，咱们一块去吧！”于是，张翰跟家里连招呼也不打，就跟着贺循就来到京城洛阳。
到洛阳后，张翰见到了自己的老乡——先期入洛为官的顾荣。两人一起，便开始了夹河滩之游。
夹河滩之游，张翰呆看光阴，寄情山水，过得十分惬意。既不做曹孟德之慷慨，也不做阮嗣宗之放荡，而是追求宁静忘我的境界。但张翰毕竟是张翰，看中的是“曾经拥有”。张扬的是自由自在。在一个“秋风乍起”的日子，张翰想起“这个季节，江南尽是美食”。夹河滩的美景自然不错，就是时不时地会夹杂进一些政治气息。“人生在世，贵在适意，怎么能够为了当官而跑到千里之外呢？”
于是，在跟身边的北方同事聊了几句“吴中的菰菜羹和鲈鱼脍”后，张翰留下一句“人生贵得适意尔！”便义无反顾、直奔江东而去。
张翰的“菰菜羹、鲈鱼脍”的段子，一千多年来，让无数文人墨客，津津乐道，感慨不已，并为之留下了大量精美诗篇。如李白的“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秋下荆门》）、“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士，秋风忽忆江东行”（《行路难三首》）；杜甫的“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洗兵马》）、“邵平元入汉，张翰后归吴”（《过南岳入洞庭湖》）；孟浩然的“因谢陆内史，莼羹何足传”（《岘潭作》）、“凭轩试一问，张翰欲来归”（《登岘山亭寄晋陵张少府》）；吴融的“何须一箸鲈鱼脍，始挂孤帆问钓矶”（《即事》）、“如何不及前贤事，却谢鲈鱼在洛川”（《晚泊松江》）；李商隐的“越桂留烹张翰鲙，蜀姜供煮陆机莼”（《赠郑谠居士》）；杜牧的“交游话我凭君道，除却鲈鱼更不闻”（《江南相逢赠别》）、“彩服鲜华觐渚宫，鲈鱼新熟别江东”（《送刘秀才归江陵》）；王昌龄的“嵇康殊寡识，张翰独知终”（《赵十四兄见访》），等等。
《晋书·文苑传·张翰》记载：“翰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用现在话说就是才高八斗，走自己的路。于是就有人劝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这时候张季鹰回答了一句话：“使我身后有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这种潇洒真是古今少有！
想想李白，够潇洒了吧！“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是玄宗皇帝真要起用他了，他还不是“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溜小跑地赶去给人家当清客？！尽管张季鹰没有李白的名气那么大，留下的诗篇也没有李白那么多，但他的“人生贵在适意尔”却广为人知，他的诗意人生绝不比李白逊色。
张翰，以“纵任不拘”的性格为时人称道，为夹河滩的魏晋风度添上了最为精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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