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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绝后的现象，这就是魏晋风度。魏晋，指的是三国曹魏、西晋和东晋二百来年的时间。所谓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的一批名士，在思想上崇尚老庄、任运自然，在性情上个性张扬、率真旷达、洒脱飘逸、超拔高致、云淡简远，在风神上宽袍大袖、潇洒高迈、挥麈谈玄，在言行上服药行散、举觞畅饮、抚琴啸傲，在文学和艺术上表现出的壮大、通脱、遒逸、清峻、秀丽、淡雅的韵致、神采和风度。 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汉末及魏晋易代时期政治的黑暗、血腥，致使名士们转向清谈玄理以避祸。二是儒家今文经学的结壳和玄学的产生。汉末，汉儒们不顾宏旨，只汲汲于对经文的繁琐考证、“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的谶纬学说日渐衰落，儒家名教宣扬忠孝仁爱，而现实是政治上的篡夺和杀戮，二者相互悖逆。故而，在自春秋战国特别是汉初以来一直流行的黄老学说的影响下，为补儒学之不足，产生了玄学。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注》曰：“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研究高深学问的意思。魏晋玄学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是“三玄”：《老子》、《庄子》和《易经》。其研究的中心是以探讨“有无”为根本，解决自然和名教的关系问题；研究方法是引老入儒，得意忘言；目标是实现儒道的贯通与融合，以达到暂时的精神平衡，避开残酷的现实。它既有神秘深奥的一面，又有满足精神慰藉的作用。玄学是魏晋风度形成的哲学基础。三是汉末魏初所盛行的品藻人物之清议和清谈的结果。由此，风流超迈的魏晋风度即产生了。 魏晋风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风度呢？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马迁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其形迹之明且著焉。”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魏晋风度，通过有代表性的形迹，与魏晋时代风流千古的大名士们进行神接千载的精神交流、领略他们的别样风采吧。 首先谈正始名士。正始名士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曹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的何晏、王弼和夏侯玄三人。何晏，字平叔，南阳人，大将军何进之孙。曹操纳晏母为妾，收养晏。《世说新语》说：“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敷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王弼，字辅嗣，魏山阳高平人，“容貌整丽，妙于谈玄”，二十四岁即亡，属少年天才。大王弼三十岁的何晏对他极为佩服，曾经感叹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言于天人之际矣！”晏尝作《老子注》，未就，见弼作《老子注》，遂改为《道德论》。夏侯玄，字太初，亳人，曹氏宗族，是魏晋三大美男之一（另二美为嵇康和潘岳）。“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魏明帝曾让其皇后弟毛曾与玄并坐，时人目为“蒹葭依玉树”。关于嵇康下面再详谈，这里先捎带谈一下潘岳之美。潘岳，字安仁，小字檀奴，中牟人，小说、戏曲中美男子的代称潘安、檀郎即其人，今有成语“貌似潘安”。“潘妙有姿容，少挟弹出洛阳道，妇人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此左太冲即因著《三都赋》而竟致“洛阳纸贵”的左思。岳又尝为河阳县令，命县中遍植桃，春日花开，号“河阳县中一县花”。正始名士服五石散，清谈玄理，引老入儒，创以“无”为本的玄学哲学体系，重自然而轻名教，初振玄风，史称“正史之音”。讲魏晋风度不能不明“五石散”。五石散，魏晋士人多服，认为可以强身健体。最早服食五石散的何晏曰：“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五石散由石钟乳，石硫蟥，白石英，紫石英，和赤石脂合成。其服食的过程是：服散，吃冷食、饮热酒，行散（不停地走路）。服散后因皮肤易破，故穿着上须足蹬高屐，轻裳缓带。魏晋士人宽袍广袖，高屐摇摇，除了追求飘逸之风外，想来与他们服食五石散有关。服散的危险性很大。晋人皇甫谧《高士传》中言：“服散后，药性发，易丧命，或痴呆，非惟深知药性，不可服。”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中推测：“魏晋人脾气多很坏，大概是服五石散的缘故。”五石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了解魏晋风度的钥匙之一。 正始名士初振玄风，但最能体现魏晋风度的当属“竹林七贤”。《世说新语》说：“陈留阮籍、谯郡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之'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中尤以嵇康为冠。 嵇康，字叔夜，因曾任魏中散大夫，人称嵇中散，沛国谯人。“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风，高而徐引”。山涛赞康：“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如玉山之将崩。”嵇康为曹操的侄孙女婿，人物清俊，饮清酒，服五石散，抚五弦，谈玄机，高蹈世外。王戎曰：“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有喜愠之色。”嵇康博综技艺，尤好锻铁，故而有典故“山阳锻”。一次，贵公子钟会邀众名士前来访康，向子期佐鼓风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去，康曰：'君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此事为后来钟会谗杀嵇康种下了祸根。嵇康在政治上采取与司马氏集团不合作的态度。山涛为吏部选郎，时将去职，因而欲荐康以自代。嵇康却写下辉耀千古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予以拒绝。嵇康在书中说自己赋性疏懒，不堪礼法约束，他不愿为官的理由是“七不堪”，“二甚不可”，以此来表明自己不愿做官的坚决意志。其中的第三不堪是：“（做官须）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不已，而当裹华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嵇康宁愿放弃高官不做，也不愿舍弃自己心爱的虱子，可谓风流之至。虱子至秽浊，将其与风雅连系在一起，似乎是痴人呓语，但在某些人的身上却有助于表现出其特有的风度、风雅和风流，这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人，论者或以为在中国历史上堪与诸葛亮比肩的名相。前秦皇帝、氐人苻坚曾感叹说：“孤之有王景略，犹刘备之有诸葛亮。”在五胡十六国大动荡的历史舞台上，王猛施展其雄才大略，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帮助苻坚统一了北中国。王猛临终曾遗言苻坚，要其“外和东晋，内防鲜卑、西羌诸胡，以安社稷”。后苻坚违王猛遗策，自恃强大，一意孤行，率百万大军攻东晋。淝水一战，东晋谢石，谢玄攻于前，羌酋姚苌、鲜卑墓容垂倒戈于后，百万大军一旦覆亡。此时的苻坚，全无了战前投马鞭以塞淮水的气概，只落得“风声鹤唳”、“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仓皇而逃的下场。苻坚后被姚苌缢死于新平，国破身亡，岂不哀哉！于此可见王猛的远见卓识。如此人物王猛，少时家贫，无以糊口，只能以卖畚萁为生，颠沛流离，处处无家处处家。王猛虽贫，但有识度，好读书，犹嗜兵书。他胸怀大志，对于富家子弟的嘲笑不屑一顾。在当时晋室衰败，匈奴、鲜卑、氐、羌、羯等胡族贵族纷纷问鼎中原的动乱年代，王猛曾隐居华阴，以待天时。当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北伐进入关中时，猛被褐而诣之，纵论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被褐扪虱论天下”，王猛可谓千古风流。吟诗做文历来是风雅之事。南宋乾道进士陈善，将其谈诗论文的著作命名为《扪虱新话》，在扪虱之间，他竟悟出了读书的三昧：“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其所以入，终当求其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扪虱论诗，诚学林美谈。由此可见，诸公之风流，虱子功莫大焉。话又说回来，嵇康写此信，不是针对山涛本人，也不是真绝交，或许是想借此抒发一下自己心中的郁结而已。但就是这一封信，导致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司马昭看到这封信后极为恼怒，恰于此时又发生了吕安事件。吕安是嵇康的好朋友。“嵇康与吕安善，每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嵇康的哥哥嵇）喜出外延之，不入，体门上作凤字而去（繁体凤字由凡、鸟组成）。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凤，凡鸟也。”“康与东平昭，及昭子巽、安善。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因之引康证，康保明其事”，故而连引诬康不孝。司马氏治天下以孝，之所以不以忠，是以其正在谋篡曹魏之天下，故只能打着孝的旗号。钟会因前嫌，此时乘机向司马昭进谮言曰：“嵇康，卧龙也，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康欲助毋秋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司马昭即以不孝的罪名杀了嵇康、吕安。曹魏景元四年八月甲辰日，洛阳，“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情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蕲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嵇康时年四十岁。王夫之说，嵇康死后无复魏晋风度。要之，嵇康人物清峻，性高洁而不辱，愤激张扬，思想上“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临终的一曲绝唱，震古烁今，或为倜傥潇洒、飘逸脱俗、驰神纵情的魏晋风度的最高境界。康善诗文，有《嵇中散集》传世，现以鲁迅先生校辑的《嵇康集》最为精审。 阮籍，字嗣宗，陈留人，最嗜酒，因步兵营厨房里存有佳酿千斛，故求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晋文王（司马昭）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司马昭欲为子炎（晋武帝）求阮女，籍心不愿，而不敢明言，竟佯醉两月，昭不得与言，只好作罢。最有趣的是阮籍与朋友王安丰常至邻家酒店，与当垆的美貌老板娘痛饮，醉便眠卧其侧。店主心疑，暗中窥伺，终无他行。“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焉！’”籍善啸，尝于辉县百泉苏门山遇道士汲郡孙登，相对二坐。籍谈玄滔滔，与商略终古及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还。“既别，听身后囗（口+酋）然一声，如数部鼓吹，龙吟凤鸣。籍怅然。”籍尝驾车随意而行，途穷，遂大哭而返。王勃《藤王阁序》所谓“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即源于此。籍善为青白眼，对喜欢的人待以青眼，对礼俗之士则以白眼对之。籍母丧，嵇喜去阮家吊丧，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其弟嵇康听说后，提酒挟琴来吊，籍大悦，乃见之以青眼。现有成语“青眼有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因而得享天年。阮籍可谓隐于酒者也。籍善属文咏诗，有《阮步兵集》行世。 阮咸，字仲容，是阮籍之侄，为人旷狂，不拘礼法。阮氏宗族以贫富别居，北阮富有，南阮贫穷。当时有农历七月七曝晒衣服的习俗。北软晒的尽是绫罗绸，耀人眼目。南阮阮咸也拿出条破犊鼻裈来晒，人问其故，答曰：“未能免俗，了复尔尔。”此公极嗜酒，一次，族人会饮，见咸来，即将杯子换作大瓦瓮，适群猪至，咸即与群猪一起痛饮。“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阮咸精于乐。荀勖时为音乐家兼音乐主管官。“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暗解’。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出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之所制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服软神识。”《新唐书》载：“有人破其家，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人莫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才，弦之，其声亮雅，乐家称谓之'阮’。” 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世说新语》曰：“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瘁，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伶尝与人争，人欲殴之，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伶尝乘鹿车，边行边饮，使仆持具随，曰喝死即把自己当场埋掉。其妻恨其嗜酒，责之，伶即对神发誓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宇为裈衣，诸君何入我裈中？’”伶此番妙论，来自于《庄子》“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矶，万物为赉送”，但有高下的不同。庄子谈的是人与物齐、人与自然同一以及对死亡的潇洒态度，而刘伶只不过是故作狂放之态，显然低于庄子。《晋书》称“伶独以酒罢，竟以寿终”，亦属隐于酒者。 山涛，字巨源，河内郡怀（今武陟）县人。山涛官至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在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大，司马懿是其从曾姑父。人谓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不谈老庄，与义正合”。《晋书》谓其“性好老庄，每隐身自晦”。山涛在竹林七贤中以识度胜。嵇康、阮籍往访山涛，涛妻韩氏暗中观察，后谓涛曰：“君才智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尔。”涛曰：“伊辈亦常以吾识度胜。”山涛在吏部任职，每向朝廷推荐官员，皆品评准确公允，荐书祥审，有“山公启事”之美誉。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诈疾诛曹爽的前夜，山涛预见将有大事发生，夜半归家以避祸。涛饮酒能饮八斗，晋武帝司马炎暗加之，饮至八斗即止，炎惊异赞叹不已。山涛尝言：“胜人着有力，胜己者强。”涛极重友情。嵇康临刑对其子嵇绍说：“山巨源在，汝不孤矣！”后山涛推荐嵇绍为秘书丞。“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山涛后来激流勇退，终年79岁，有《山涛集》行世。 向秀，字子期，河内郡怀（今武陟）县人。秀尝注《庄子》。《晋书》称其“能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超然，莫不自足一时也。”向秀极重友情，尝作《思旧赋》怀念旧友嵇康、吕安，其词曰： “余与嵇康、吕安居至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返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余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悯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起焉如！若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思旧赋》是千古名作，千百年来也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扉，名典“山阳闻笛”即来源于此。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云：“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余昔年也曾有《吊嵇中散》诗曰：“山碧幽篁弄遗弦，清骨樽里月长圆。《广陵散》恨洛阳地，赋诵闻笛神悄然。”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曾感叹道：“年轻时读向子期的《思旧赋》，很怪他为何只有寥寥几行，刚开了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向秀迫于情势出仕，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官。《晋书》称其“在朝不容职，容迹而已。”向子期殆可谓大隐隐于朝者乎？ 王戎，字浚冲，琅琊人，官至司徒，位列三公。王戎善清谈，是竹林七贤中最俗的一位。“嵇、阮、山、刘在竹林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亦复可败邪？’”戎“幼而颖悟，神采秀彻”，“眼烂烂如岩下电”。“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此必苦李。’”“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王戎富于政治见识，“不与族弟王敦交，劝弟不与孙秀为敌”。后二人败，终不与祸。王戎至孝而不拘礼法。“王戎、和峤同居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有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 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王戎晚年极贪吝，水碓、田园遍洛下，亲与其妻深夜灯下筹核帐目。“王戎女适裴囗（危+页），贷钱数百。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王戎吝啬，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核种，恒钻其核。”甚而至于其儿王万子有病，不与之寻医治病，而让其食糠。戎苟媚取容，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但很重感情。“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王浚冲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嵇嗣宗共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其赋性放荡，虽位至司徒，犹然邋里邋遢。 总之，竹林七贤在思想上，嵇康、阮籍、阮咸和刘伶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甚至于“非汤武而薄周孔”。山涛、王戎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主张名教与自然相合。他们皆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于竹林之下，饮酒啸歌。与正始名士相比，他们更偏重于庄子，钟情自然，追求与自然合一，且身体而力行之。从性情上看，嵇康侧重于高洁出类，不流于俗；阮籍、阮咸叔侄最为放浪形骸，支离其德；山涛敦厚富有识度，游刃有余，审知进退；向秀性淡，沉默不事张扬；王戎较俗，晚年走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之境，但其重感情、放荡不羁之性一如既往。 中朝（西晋太康至元康年间）名士。其代表人物有王衍、乐广、郭象等人。郭象在向秀《庄子注》的基础上作《庄子注》。他们在思想上强调自然与名教合一，更强调以名教统自然。王衍曰“名教内自有乐事，何必乃尔。”衍、乐在玄谈上流于式，身在高位，口谈玄理，不干实事，甚而至于徒“竞口舌之辩，矜夸浮谈，信口雌黄”，是为末流，无足多谈。 最后谈谈江左名士。江左名士即东晋名士，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王谢子弟、张季鹰、陶渊明等。 谢安，字安石，陈郡人。安为人沉静俊秀，风流潇洒，有胆略，工行书，好音乐，喜游宴，人称“风流宰相，唯谢安耳”。谢安在四十岁以前高卧东山不出，后出仕执政，因而有典故“东山再起”。淝水之战时，“安石与人奕棋，闻淮上信至，略一观，弈棋不止。客问，从容曰：“小儿辈已破贼矣！”此战关乎东晋的生死存亡，而安却能如此心定气闲，风流乎谢安石！谢安妻怨其不关心子女教育，安曰：“吾何尝不教，吾自身教之。”“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谢朗）曰：'空中撒盐差可拟。’兄女（谢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此即典故“咏絮才”。安可谓善教者矣！ 王羲之，字逸少，山东琅琊人，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惊龙’。”王羲之因一变前代书法之古扑而创清新、妍美、流便、俊朗、遒逸的书风而被百代尊为书圣。其书极为当世所重。“尝诸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性相半。后为其父刮去，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云角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梁武帝萧衍赞其书为：“龙跃天门，虎卧凤阕”。唐太宗李世民极喜王字，亲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称之为：“……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羲之“性喜鹅，会稽有孤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往观，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之，因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 “郗太傅（郗鉴）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衿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此正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焉。”因之，后有成语“坦腹东床”、“东床快婿”。于此，可以想见王逸少之风流倜傥、潇洒不羁。 王徽之，字子猷，羲之之第三子，亦善书法。此公极喜竹，园居必种竹。“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中，便令种竹。或曰：'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徽之性卓荦不羁。“王子猷诣郗雍州（郗恢，王子猷舅父郗昙子），雍州在内，见有囗囗(登+毛、 翕+毛,系西域产细毛毯），云：阿乞哪得有此物！’令左右送还家。郗出觅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负之而趣。’郗无忤色。”视此可见主客胸怀之旷。“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令酌酒，四顾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乘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入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观斯可知其性之率真。“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桓伊）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者，云是桓子野。便令人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为知音者弄，为精音者赏，何须世俗赘言！“王子猷，子敬（王献之，羲之第七子）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如此弟兄真情，使人千年以后读之，犹觉哀痛！王徽之诚为脱俗、情真、率性、适性的性情中人。 张翰，字季鹰，吴郡人。“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之为'江东步兵’”。翰嗜酒，尝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酒一杯！”张翰极有识见。“张季鹰解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遂命驾而归。俄尔齐王败，时人谓之见机。”辛弃疾词云：“吴中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其中即用此典。“顾荣丧，家人置琴床上。张季鹰往哭，鼓琴数过，抚琴曰'顾彦先复赏此否？’，大恸，不执孝子手而去。”于此，可见张季鹰之旷荡脱俗和对亡友之真切痛悼之情。张翰抚琴以悼友，更有以驴鸣而吊亡者。“王仲宣（王粲）好驴鸣，既葬，文帝（曹丕）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操琴悼友、学驴鸣送友，与现代程式刻板的追悼会相比，孰愈？ 玄学至东晋中后期，表现为与佛教思想的融合。东晋的政界和思想界比较平和，呈现出闲适、淡远的气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名士是陶渊明。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谥靖节，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人。陶为彭泽县令八十一天，“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授去职，《赋归去来》。” 陶渊明追求人与自然之道的契合和领悟。据萧统《陶渊明传》载：陶“不解音律，而蓄七弦琴一张，酒友至，辄抚弄以寄志。”可谓此中有真意，何须托琴音。李白《戏赠郑溧阳》诗云：“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由此可见太白对陶渊明的赞美和仰慕之情。陶一生好酒，尝有《饮酒》等诗叙之，如“不觉知有我，酒中有深味”，“达人解会酒，日夕欢相持”，“人亦有言，称心曷足。挥兹一觞，陶然自足。”对于陶潜的饮酒，后人有许多知音。唐王绩有诗曰：“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性且长歌。”白居易《效陶潜体十六首》中云：“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其他不可解，且效醉昏昏。”杜甫《寄河南韦尹丈人》诗云：“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陶渊明追求与自然合一、淳朴淡远的人生境界。其《归田园居五首》中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一去十三年，误入尘网中。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又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又唱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至如《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等名篇这里就不再引述了，诸君不妨闭上眼睛神游一番。此处需要指出的是，陶渊明确是极贫的，为了维持生计，时常不免向人乞贷，这些名作皆是其自我真情实性的流露，绝非矫情作秀。倘有富翁、富婆在园中栽上几从菊花，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定然是十分滑稽可笑的，他们是绝对体会不到其中的“真意”的。陶渊明对死亡的态度是极为潇洒的，曾悠然歌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后千余年，他的人生境界、诗文、行迹，成为众多中国人，特别是文人们的精神桃花源。唐代诗人孟浩然诗云：“尝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辛弃疾在《念奴骄》词中唱道：“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爱说琴中如得趣，弦上何劳声切。”他又禁不住在《鹧鸪天》中赞叹道：“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毛泽东伫立于庐山之巅，同五柳先生神接千载，情不自禁地咏道：“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丛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中可耕田。”今人甚或称，陶渊明是“玄学人生观的句号”。 总之，江左名士们钟情自然，体悟自然，追求玄学观、现实人生、自然山水之圆融一体，在山水中发现自我，体认自我，云水情怀，情思张扬，超然淡泊，别开新风。 魏晋风度对后世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魏晋名士们大振玄风，促进了儒、释、道的融合。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后，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儒、释、道曾互相攻击，但它们在诸如“有”、“无”、“真实”、“虚无”、“道”、“空”等基本概念上，虽其内涵不尽相同，但亦有相通之出，玄学的兴起促进了它们的融合。如玄学家的“无'即贯通了儒、道、佛的“道”、“无”。玄学家援老入儒，道家援佛入道，佛学也日益向儒、道靠拢，逐渐中国化。东晋名僧支遁、慧远等即竞相谈玄。此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主要即是儒、释、道的更高程度的融合过程。唐朝佛教中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基本教义的禅宗六祖慧能的南禅宗、宋朝的程朱理学、明朝王阳明的心学等，无不是儒、释、道三家浑元的结果。魏晋风度对一千多年来的传统思想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人格心理，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次，它开拓了中国文学和艺术的新境界。魏晋玄学思潮是人的个性之觉醒、自我肯定，是人性的张扬，名士们畅谈玄理，徜徉于山水之美。在文学创作上，由过去以儒家的立言为本，走向以道家的立意为主，复归文学自身，带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如为后人所激赏的魏晋风骨、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派、晋宋之际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的作品，无不洋溢着情性美、自然美、空灵美、风韵美和传神美。“晋人尚韵”。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所讲究的气韵、意态、神采、虚实、枯湿、欹正、浓淡等无不滥觞于魏晋。在书法艺术上，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清新流便、妍美遒逸的情高韵清的书风，一千多年来，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书坛。在绘画艺术上，主要代表是顾恺之。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东晋大画家，时人称其为“才绝、画绝、痴绝”三绝。“谢太傅云：“顾长康画，有苍生以来所无！”顾恺之首创了传统绘画中的重要技法“铁线描”，其线条犹如春蚕吐丝。绘画主张“迁想妙得”，“以形写神”。顾画极重神韵。“顾长康道：'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物中。’”其画中人物，风清仙逸、“秀骨清象”，人称“顾家样”。传世名作《洛神赋图》、《女史箴图》，风华千古。第三，魏晋士人的言行风采，也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取向，同时也成为后人谈论和艺术创作的重要体材。 纵观魏晋士人的行迹，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狂荡任诞、放浪形骸的表象下，是蓬勃的、超越世俗羁袢的、自由的超迈精神，是真性情、是真善、是大美，闪耀着灿烂的人性光芒。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领略了魏晋风度的超拔和风流，但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魏晋风度是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批人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空前绝后的一种特殊现象，千百年来为人所倾慕、所乐道，但魏晋凤度往矣，不可再现。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鲁迅先生说：“正始、竹林名士精神灭后，敢于师心写气的作家没有了。”自东晋至今，学王羲之《兰亭序》者众矣，或失之于寒俭，或失之于柔媚，但总是写不出其风神。正如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诗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仙丹。”为什么？因为时代精神不可重复。浅人一欲刻意模仿其怪诞之迹，只能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者流，为人所笑耳。就说服五石散吧，魏晋时即有陋人为附庸名士风度，四处乱走，假装行散。试观当今有人书架巍巍，藏书煌煌，一套书动辄成千上万元，他们大概是不会看的，或许一辈子也不会去读。那为何还要如此，恐怕还是附庸风雅、装璜门面的因素居多。酒对魏晋风度的形成居功至伟。魏晋名士们饮酒能饮出玄理、真意、华章、逸书、奇画、妙音，陋人则只会狂喝，沦为醉鬼。清谈，是魏晋风度的一大特色。真名士能谈出哲学、谈出文化、谈出人生和艺术的新境界，末流却只会空谈，无力办事。虱子对于嵇康、王猛的风流超迈和陈善的风雅大有助化之功，至如阿Q扪虱，并且还放到嘴里咬，以至于因王胡比他咬得得响而斗殴，此乃属旧中国乡村流氓无产者流了。以至秽浊的虱子而显风流、风雅，全在于人的品格、学识、气度、神情：品高者益见其高，学富者益见其华，气清者益见其清，神雅者益见其雅；而鄙者愈见其鄙，陋者愈见其陋。不明此理，世人或欲学扪虱，岂不谬哉！ 魏晋风度虽不可再现，但对于站在千余载之后、处于新时代的我们来说，其精神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真、善、美是人们心灵的永久呼唤。魏晋诸公表面放诞，其骨子里却真正是真、善、美的。王徽之之与桓伊，二人初不相识，因仰慕而遣人邀其吹笛，三调毕，吹者与赏者，不交一言而别。此与现今豪华舞台上的一些无聊演出、懂与不懂的掌声及媒体上喧嚣的包装、吹捧相比，谁最真？谁最美？真诚，真诚，真才能诚，诚才能表现真。竹林七贤的友谊是真诚的，学驴鸣、抚琴以吊朋友，如此真诚的朋友情谊令百代神往。母丧，阮籍痛哭吐血、王戎“鸡骨支立”的“死孝”，是真正的孝、是大孝。他们是最善的。在现今社会各种现象光怪陆离、诚信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向魏晋名士们学习，拒绝假、恶、丑，光大真、善、美。有人说，魏晋士人只会喝酒、服药和空谈，无力办事。我说这是一大误解。他们的怪诞行为只是在当时的严酷环境下，为避祸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外在形式。真正的名士却是努力做事，也很会做事的，如经国安邦的谢安、王猛，能开拓新的精神境界、精于做文赋诗的嵇康、王羲之、陶渊明诸公，他们为中国思想文化史写下了光耀万代的、璀灿的魏晋篇章。只有虚荡浮华，如王衍、乐广者流，才只会沉缅于喝酒空谈，身居高位，不办实事。当今的时代是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人皆须努力进取，为新时代的画卷增添上自己闪光的一笔。幸福是人人追求的，物质财富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对金钱和物质财富的追求是没有错的、是合理的，也是社会发展前进的重要动力。但是，对其之追求，从社会层面上来讲，要合乎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要求；从个人人生层面上说，应当是适度的。如果为此而风狂、不择手段，甚至于作奸犯科、置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于不顾，这样的人生是幸福的吗？得之者，得意忘形，欲望无穷，狂求不已；得不到者，镇日里长吁短叹，垂头丧气，这样的人生是快乐的吗？诚然如此，那么物质财富就不再成其为幸福块乐的基础，而是异化为缠绕健康人生的毒蛇，——社会上上演的一幕幕的人生悲剧多根源于此。绝对超脱人生一切欲望之境界，那是极少数超拔出类的大智者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作为常态下的吾等大众，关键是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要使自己的精神境界超越物质层面，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精神的自由度和境界的高低，是衡量人生幸福快乐度的标尺。洒脱超迈的精神，正是魏晋风度的精髓，亦是其千百年来为无数人所激赏、所倾慕、所向往的原因之所在。在当今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精神浮躁的情况下，有人若能具有一点魏晋名士的情怀和一点魏晋风度的气息，那确实是一种幸福。“人生易老天难老”。我们要作金钱和物质的主人，不要作金钱和物质的奴隶，让人性的光辉时刻照耀我们，使我们有限的人生始终幸福而快乐！ 还是前人说得好，腹有诗书气自华，是真名士自风流。若有人不学无术，无视魏晋风度的真精神，只是一味模仿魏晋名士们表面上的一些放荡怪诞之迹，自是缘木而求鱼；或如东汉伏波将军马援《诫兄子严、敦书》中所言，“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窃以为，人们对魏晋风度及中外一切高尚的风度，如能采取“弃其污泥，取其莲花”的态度，遗其貌、取其神，去其末、求其本，勤读书、读好书，勤养德，修真性，炼情操，定能不求风度而风华自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度，让我们结合时代精神，去努力创造当今时代的新气派、新风度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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