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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姨家住在县城衙门口的一处小院，旁边就是县图书馆，邻家三姨和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是闺蜜，因此借书比别人多了不少便利。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在三姨家看到长篇小说《平原枪声》，入神地趴在炕沿上看着。三姨好奇地问：你这么小，字认不了几个，能看懂吗？ 那时的我，刚读小学二年级。确实拦路虎一堆，还分不清“士兵”和“土兵”。只羞涩地答道：我能看懂一半。 这一年，大约便是我记忆中的“阅读元年”，五十多年过去了，恍如昨日。 我所就读的小学叫“顺城街小学”，由民国时期的四个商号小院串联而成。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管理图书的是美术老师毕海，图书只借给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每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可以借书。钟声一响，喜欢读书的的同学们就箭一般地冲出教室，你推我搡在图书室门口排起了长队——仅仅一间屋子，并没有多少藏书，去晚了就借不到了。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爆发为止。 现在我还记着从那个图书室借读过的书有《十五贯》《金枝玉叶》《红旗谱》《十万个为什么》等，借到什么看什么，有字就成。就像饥饿的孩子，吃什么都香。  “文革”开始后，学校及县图书馆都被封存了，但人们阅读的欲望是无法封存的，阅读转入地下——我家的四部藏书得以幸存。这四部书分别是：吴晗的《古战场》，至今还记得，里面有春秋时期的齐赵“长勺之战”及三国时代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第二本是《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7卷，讲述内蒙古西部地区辛亥革命时的历史；第三本《彭公案》，清末的长篇公案小说，还是线装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为“亦不外贤臣微行，豪杰盗宝之类，而字句拙劣，几不成文”。此外，还有一本前后受损严重的《尺牍》，是古人写信用的工具书，父亲一辈子写信以它为标准，无一次行款出其格。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给我写信，开头仍然是“吾儿志毅，见字如晤”之类。 像思想、灵魂难以斩尽杀绝，黑暗也无法包围人间所有一样。“文革”很多图书仍然在民间偷偷传阅。巴金的“三部曲”、欧阳山的《三家巷》、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还有其他作家的《踏平东海万顷浪》《前驱》《红岩》等等，就是我在1966年到1972年间阅读的。甚至我还有机会从邻居家发小韩亮那里看到了被人寄存的一些精装本的外国名著，土黄色的封面上印着黑色的书名。现在记着名字的有孟德斯鸠的《波斯人的信札》《论法的精神》，有莎士比亚戏剧集《第十二夜》等等。 十五六岁的我们饥不择食，凡是有字的，一律读，囫囵吞枣、半生不熟，都是无所谓的。有点像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中的那个被囚禁的科学家一样，便是棋谱，也得掘地三尺、如饥似渴地读。为了读书，我还给邻居莲梅姐姐以帮助挑水做工为交换，阅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肖洛霍夫的 《静静地顿河》等，以劳动换读一本书，是少年的那时我最大的幸福！  1974年4月10日，18岁的我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母亲一边拉着风箱，一边抹着眼泪，默默地给我做了送行饭。一卷行李、一个脸盆、一把锄头，走了……
这些书对那时我的文化积累而言，简直如同天书！每一部书都涉及纠葛纷繁的欧洲历史，诘屈聱牙的外国人名，欧化的译文，高深莫测的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原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干脆看不懂，每页上都是高等数学的公式、定理，如目天书！最好懂的算是《国家与革命》和《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和《共产党宣言》,后者写得如同散文。至今还能背下一些段落和句子来…… 下乡插队的五年里，看得最多的是“两报一刊”。每个礼拜，保管员老史腋下夹着一卷报纸一晃一晃地从大队回村时，一定经过村西那一排知青的房子，我们便拦住他，把报纸要了下来。唯一读过的古典名著，算是《水浒传》——无书可读的知青们打着手电抢着看。其后看过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今天看来，那不过是小说化的、故事化的“两报一刊”！  大约是1975年，一本手抄本的小说流传到了我的手中——《一双绣花鞋》。和当时能公开看到的小说相比，它诡秘、惊险、跌宕，有人情、有故事。知青们轮流着抄，分时段读。我经常想：当读书成为落伍的、不合时宜、甚至被嘲讽的行为时，是否就到了社会该转折的时代了？ 20世纪80年代，大概是最让人惦念的时代。告别“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诞之后，读书、求知成为一种“集体明意识”，校园里到处是读书的人，树荫下、墙根底，下课排队“领”钢丝面的时候，一人一个小本或卡片，在背诵英语单词或古典诗词。1981年，我所在的中文系成立过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诗社，叫“未了”。名字着实没有起好，原本是想说“齐鲁青未了”，不料成了谶语，好像不几个月就在乍暖还寒政治气候中夭折了。 那时，在校园的空地上，偶尔有艺术系同学一吆喝，一合计，四个人就来个“弦乐四重奏”，周边围了一两圈来自各系的听众，虽半懂不懂的，却都在静静地欣赏。似乎不是为了时髦，而是要为干涸过久的土地吸取一丁点水分，听懂与否倒是其次了。 那时，我们是名实相符的“无产阶级”，却过着“布尔乔亚”的生活；如今，多少人有“布尔乔亚”的财富，却过着“无产阶级”的日子。  作者简介 孙志毅，笔名子宜，魏晋。1983年大学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七年余。自1991年起，供职于《内蒙古教育》杂志20余年，曾任《内蒙古教育》主编。发表各类文章多篇，编著有《做有策略的教师》《教育的悖论》《挑战教育》图书作品。 读书微刊 | 专辑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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