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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一个作家的死亡，应该从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讲起。 茨威格著名的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叙述了一个“我爱你，与你无关”的故事。  一个女人，在弥留之际，在她死去的孩子身旁，以书信的形式，徐徐展开她一生的痴恋与骄傲。她从少女时代，就爱着一个年轻潇洒的作家：R先生。她委身于他，甚至在离开后诞下了他的孩子。但直到这封信到达R先生手中之前，他都不清楚这份爱意竟然存在，更不清楚他的孩子在世上短暂地走过一遭。  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就是对小说中主人公的最佳诠释。她爱的R先生，作为作家，温文儒雅，知识渊博；作为男人，轻佻放荡，不负责任。主人公从少女时代就暗恋他，却只在他的生命轨迹中出现了三次——作为女孩，作为女人，作为“妓女”及他孩子的母亲。而每一次，R先生都当她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人。  “陌生女人”将这个秘密守口如瓶，企图用自身的魅力，而非口舌来唤起R先生对她的印象。这是她在这段关系里唯一显得高傲的地方，她的自尊心非常高大，同时也尤其脆弱。 但R先生对此一无所知，每一次他注视她，都不过是注视着一个美丽的女人，与其他千千万万的女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最后一次会面，他也没有认出她：
母亲与妓女的双重身份，对比出戏剧般强烈的矛盾，女人高傲又脆弱的自尊心如此不堪一击。但打击还没有结束，当她离开时，为她开门的老仆人反而认出了她：
R先生为何总是记不起这个“陌生女人”？她的答案是这样的：
因此，《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常常被人目为“男性意识下的女性形象”，这样的解读不算错，但并不完全。 R先生的“健忘”，是因为他只能看见女人的姿色和装饰所代表的地位。总之，这位情场浪子并不曾真正了解过女人，他“含情脉脉”的目光，从来不曾深入过一位女性的灵魂。他不知道，她的心灵史怎么为自己而震颤，就像他不知道怀表走过的分分秒秒一样。 所以“陌生女人”的自尊，其实是一种渴求，渴求在爱情中得到真正的欣赏。她希望所爱之人，能够透过容貌、服饰、身份地位，直视她的灵魂。 北欧诗人索德格朗有一首小诗《冷却的白昼》，最后一段写道：
像R先生那样的人，如果寻欢作乐时意外找到一个灵魂，只怕比起失望，更觉恐惧吧。世上大部分东西都能够有借有还，爱情除外。爱情只能用爱情来换，灵魂也只能与灵魂并重。  俗话说，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这分明是一个伪命题。爱一个人不仅需要理由，而且往往是十分肤浅的理由。女性天生就容易被加上许多注脚，比如“贤淑的妻子”、“聪明的才女”，就像R先生短暂爱上的，被注释为“一场艳遇”的陌生女人一样。他们爱上某个人时，首先看到的不是这个女人本身，而是这个女人身上的注视。他们觉得又花朵就够了，有泉水就够了，而忽视正渴望被看见的，丰厚的果实与深沉的汪洋。 这是女人的不幸，也是男人的不幸。这种不幸，正是茨威格所深恶痛绝的。大概每个人都幻想过能够得到不求回报，热烈奔放，全心全意的爱。但当这份爱意摆在面前时，当事人真的能够看见吗？真的能够明白其可贵之处在哪里吗？是以茨威格的笔触之下，隐藏着如此尖利冷冽的刀锋。 “陌生女人”的渴求，要求对方看到自身的灵魂，这是每一个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正常人应有之意。比起将它定义为女性意识与诉求，我更倾向于将它定义为普遍的人性。 这份“普遍的人性”，正是茨威格孜孜以求的人文精神。而“陌生女人”的死亡，则是茨威格对自我救赎，自我存在的怀疑，是人文精神消逝所带来的精神危机。  茨威格生于1881年，是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传记作家。他出生于富裕的犹太家庭，长于欧洲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博采众长的维也纳文化和艺术性的日常生活，培育了茨威格精妙绝伦的艺术鉴赏力和积蕴深厚的文学素养。 他在首映《费加罗婚礼》的剧院里观赏自己的第一部戏剧，在肖邦演奏过的音乐厅中欣赏钢琴曲。他的足迹遍布欧罗巴大陆，甚至前往美洲、亚洲旅行学习。他渴望能够超越民族、语言的界限，建立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但理想主义者茨威格，被两次世界大战无情地打击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就写于一站结束以后，昭示着他理想的破灭和思想的转向。他曾经所信仰的，自以为坚不可摧的人文精神，在人类斗争中比海上的泡沫还要脆弱。 他在一战时积极参加反战运动，在二战时受到德国纳粹的迫害与驱逐，四处流亡。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茨威格写了自传《昨日的世界》，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与时代回忆相结合，尽情挥洒着他记忆中群星璀璨的文化名人，欧洲从容优雅的日常生活，以及他的创作生涯。当然，也不吝于记录一战中人们失去理智的极端行为，战后传统欧洲文化的衰落，以及法西斯的崛起。 这是一部破灭之书。  1942年，在法西斯最为猖獗的时候，茨威格与妻子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 对于茨威格的自杀，世人的评价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他软弱怯懦，既然反对战争，就应该更坚强些，更乐观些。要知道，比起他故乡那些被投入集中营的犹太人，茨威格已经非常幸运。 若赞同此等评价，就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茨威格失去了什么。 战争摧毁的，并不仅仅是建筑、街道、家庭、生命。更是希望，是对“进步”的信念。一战以前，人们以为战争已经是野蛮的过去，欧洲将会一直和平地延续下去，越来越富裕，越来越便捷，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包容。人道主义是不言自明的，这种信念仿佛与生俱来。 但一战无情揭开了“文明人”的面纱。原来人类不可能永远进步，原来历史的倒退比想象中更容易，来得更猛烈。茨威格失去了整个欧罗巴，也失去了他的精神家园。 他在遗书中写道：
由此可见，对欧洲文明的失望，精神家园的陷落，才是摧毁茨威格生命的主要原因。这不是靠坚强、乐观就能够迈过去的坎儿。对一个敏感的艺术家而言，文明的失落，尤其致命。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道出了一战后茨威格对自我存在的怀疑，对人文精神的悲观。但半个多世纪后，另一部致敬茨威格的作品，却将这份人文精神仍作为灯塔延续下去了——这就是《布达佩斯大饭店》。  这部影片围绕着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酒店经理古斯塔夫和他的年轻门生Zero展开，在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中，一齐见证了欧洲的沧海桑田。 古斯塔夫与Zero可谓是茨威格的一体两面。古斯塔夫有很多缺点，但他身上也具有老派欧洲人的精致、优雅和风趣，他就是茨威格那部《昨日的世界》的化身。而Zero则是因为家乡战乱，不得不流亡的年轻人。他身上有奥地利陷落后，护照成为一纸空文，走投无路的茨威格的影子。  在影片最后，古斯塔夫与Zero乘坐火车离开，受到纳粹士兵的盘查。为了保护没有身份的Zero，也为了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古斯塔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颗正义仁慈之心，所秉承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对茨威格最好的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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