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单甜甜 · 主播丨涂山 瑞典病理学家Folke Henschen说过:“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 事实上,已知的人类历史是从12000年前的认知革命开始的,而疾病的历史其实远比人类书写的历史要久远得多。 经历如此漫长的人类与疾病的相处史,我们是否已经在与疾病的斗争中游刃有余了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并没有。 人类90%的疾病是无法治愈的。这就意味着疾病、死亡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命题。 美国医生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写道:“医学的存在是为了抗击疾病和死亡,死亡是我们的敌人,也注定是最后的赢家。” 我只同意前半句。 如果用死亡作为终极宣判,那么确实如此。但如果你看淡人生的长度,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 既然疾病和死亡避无可避时,我们究竟如何选择前行的道路,才能够在这场斗争中虽不至获胜,但至少不失败呢? 真话最不好听,真相最不好看。 大多数重症患者在确诊后,家属要求医生对患者隐瞒病情。似乎隐瞒残酷的真相,才是人性化的,才是对患者的关爱。 诚然,重症患者,例如肿瘤患者,在确诊时,确实对患者和其家属都是重大打击,且是身体和心灵双重的重创。 因为这些疾病让人不能不联想到死亡。人们往往习惯于对死亡避而不谈。 而事实上,隐瞒真相真的对患者有利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从医学伦理学上考虑。患者有权利了解真实的病情,医生也有义务告知其病情;其次,从治疗的角度,只有患者了解了真实的病情,才能够更好地配合医生的治疗,有助于患者得到高效的治疗。 大多数的患者亲属更倾向于认为患者内心和身体一样脆弱,他听到真相后一定会垮掉的。 然而要想完全隐瞒一件事情,尤其是一件只发生在患者自己身体上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容易。由隐瞒引发的种种猜疑,往往会让患者陷入恐惧与不安,甚至精神崩溃。
“回避”也透露着某种信息。家属迟疑的神色和焦虑的状态,都是患者找寻真相的线索,未知的真相只会让他们对疾病更加恐惧,并造成超出疾病给他们带来的心理负担。 要知道人类的求生本能原本你我想象的强大。因此,在知道真相后,也许要崩溃一番,但多数会回到直面病痛,与病魔斗争的正面战场上来。 试想,如果在当初告知他实情,并能够正确的引导他面对疾病,即便他仍旧会去世,至少不会在短短11天内离开。 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我们无法预知。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准备好面对意外的姿态,提前选择和思考如何与疾病共处。在意外来临的那天,我们便可以更从容的应对这一切。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确诊书是一纸与过往生活割裂的宣判书,此后治疗将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一旦连治疗都失去了意义,死亡的宿命极有可能让患者和家人失去所有人生方向。 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愿意,也没有勇气开启与死亡相关的话题。 因为疾病虽然把我们拖入了另一个轨道,但我们还有回归正轨的希望在。死亡却把我们唯一的希望都撕碎,在死亡面前,只能显现出我们的无能为力。
最后,他是带着十分的恨意离去的。他的父母至今也对孩子去世的那一幕难以释怀,深怀歉意。也许告诉他真相,他便能安心地离开。这是他们在孩子去世后的几年里时常会想到的问题。 即便无法治愈,当死亡无可避免,也许我们可以让患者在生的时候有更好的生活质量,让他不论生死都保有尊严,让他能够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前和身后的事情。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人们需要的其实很简单,无非是道歉、感谢、表达和道别,但这一切往往又很难。 难在家属是否能够坐下来,和患者一起面对,问问他想要什么,我们又能够为他做些什么。 “看破了生死,生死也就听话了。” 如果生命的长度不能强求,那么我们不妨思考如何拓宽生命的宽度。 “人生是一场旅行。我们经历了几次轮回,才换来这趟旅程。而这趟旅程很短,因此,不妨大胆一些去爱一个人,去攀一座山,去追一个梦。” 死亡的瞬间并不难,难的是我们如何与疼痛、遗憾相处。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想法:等我赚了很多钱,就回家孝顺父母;等我有时间了,就带孩子去旅行;等我完成这个小目标,就去开始我一直以来的兴趣…… 但死亡的无法预知,让所有的等待瞬间失去意义。
“每个人的终点不一样,决定生命意义的是沿途的风景。” 既然生命的结局无法改变,那么就拓宽生命的意义。 寿数天定,我们能够决定的是它足够精彩就好了。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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